赵姐走的那天晚上,跟平时没什么两样。晚上九点,她准时把客厅的灯关了,只留了走廊那一盏橘黄色的小夜灯,端着半杯温水进了卧室。她女儿在外地工作,上个月视频的时候还叮嘱她说妈你一个人在家别老熬夜,早点睡。赵姐嘴上应着好好好,其实她根本不用谁叮嘱,她这辈子的睡眠习惯比闹钟还准。十点必须躺下,十点半必须闭眼,十二点之前必须进入深度睡眠,这些规矩她执行了快十年了。那天晚上她躺下去的时候觉得自己身体状态特别好,被子松软,枕头高低正好,窗外没有噪音,她又用温毛巾敷了十分钟眼睛。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之内,睡一个高质量的觉,第二天精神抖擞地去楼下跳操,她想着这个画面就闭上眼沉沉地睡了过去。
第二天早上六点,楼下跳操的音乐准点响起来了,刘姐拎着音响站在花坛旁边等了半天没见赵姐下来。赵姐是这群跳操的人里头最积极的一个,每天第一个到,帮着刘姐摆音响拉队伍。那天她没出现,刘姐还以为是下雨了,抬头看了看天,太阳都冒头了。她给赵姐打了个电话,响了没人接,又打了一遍还是没人接。刘姐心里头开始有点慌了,跳完操之后直接去了赵姐家门口敲门,敲了五分钟没动静,隔壁邻居探出头来说一早没听见她家有动静,平时这时候她早出来浇花了。刘姐赶紧给赵姐的女儿打了电话,她女儿在电话那头听说妈没接电话没开门,声音一下子紧了起来,说我马上联系人过去看看,你先别急。物业来得很快,拿备用钥匙开门的时候手都在抖。门开了,屋里安安静静的,客厅的窗帘拉着,走廊的灯还亮着。卧室的门虚掩着,推开来,赵姐还躺在床上,被子盖到胸口,脸色平静得跟睡着了一样,手搭在枕头边上,手指微微蜷着,指甲剪得整整齐齐的。刘姐站在门口看了一眼就捂着嘴退出来了,声音堵在喉咙里变成一串含混的气音。
后来的检查是法医那边做的。赵姐的女儿当天下午赶回来了,在殡仪馆的走廊上蹲了半个多小时,整个人都是木的。法医把报告递到她手上的时候,上面写得清清楚楚的,心源性猝死,夜晚睡眠中突发。她女儿攥着那张报告单站了很久,问为什么,说妈生活作息那么规律,不抽烟不喝酒,天天跳操,她怎么就会这样。法医说从检查结果来看,死亡时间大概在凌晨三点到四点之间,具体原因比较复杂,可以结合她的生活习惯综合判断。
后来她女儿收拾遗物的时候翻到了赵姐的枕头,底下压着一本台历,上面用红笔密密麻麻地写着每天的睡眠记录,几点上床几点睡着半夜醒了几次早上几点醒,全记着。最后一页停在了出事那天晚上,十点二十上床,十分钟后入睡,后面打了一个小小的勾。那些记录精确得让人心酸,她是一个把所有事情都计算好了的人,包括自己的睡眠,可她没算到那些日积月累的细节里藏着多大的隐患。
第一个毛病是她晚上睡觉必须开着灯。不是那种大灯,是走廊上那盏橘黄色的小夜灯,她嫌卧室里太黑了会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压迫感。她跟楼下的刘姐说过这事,说开着一盏小灯她才觉得踏实,翻身的时候能看见墙的影子,心里头才有底。她甚至还专门挑过瓦数,三瓦的暖光,不亮但足够让整个房间蒙上一层浅淡的橘色。可就是这个她坚持了多年的习惯,一点点侵蚀了她的褪黑素分泌系统。她的睡眠结构早就被那盏灯改变了,深度睡眠的时间缩短了,夜间醒来的次数增多了,心脏得不到有效的休息,长年累月下来那根弦就绷得越来越细了。
第二个毛病是她睡前必须喝点温的,她管那叫安神水,有时候是蜂蜜水有时候是温牛奶,赶上周末有时候会小半杯红酒。她说红酒助眠,微醺的状态躺下去能更快进入梦乡。可她不知道的是,酒精助眠这件事本身就是个陷阱,那点酒精能帮人快速入睡,却会打断后半夜的深睡眠结构,让身体在凌晨的时候处于一种半醒不醒的浅眠状态,心率不稳血压波动。她的血压问题她自己没当回事,每年体检单子上的偏高箭头她看一眼就翻过去了。
第三个毛病是她睡得太多也太讲究了。退休之后她规定自己每天必须睡够八个小时,中午还要午睡一个小时,如果不达标她第二天就会心情不好。她总觉得多睡觉就是养身体,那些年熬夜攒下来的亏空要靠白天补回来。可她不明白的是对于过了五十岁的人来说,长时间的床上待机比少睡两个小时更糟糕。她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为晚上的睡眠做准备,午睡盖着厚被子睡得沉沉的,起来之后头昏脑胀的,喝了杯水继续坐在沙发上养神。那些长时间的躺着让她的血液循环变慢了,血液黏稠度上来了,而她自己完全没察觉。
出事那天晚上她大概就是被这三个坏毛病联手绊倒的。走廊那盏小夜灯让她的褪黑素一直处于低水平状态,睡前那杯温热甜水让她的血糖在夜间有了一个波动,而白天那场过长的午睡打乱了她本该有的晚间困意节奏。她的身体在那个深夜里头忽然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心脏跟着走偏了,那个人就在睡梦中再也没有翻过身。
赵姐的女儿后来把母亲那本睡眠日记收起来了,她没有扔掉,也没有翻看,就搁在了一个抽屉里。她有时候夜里睡不着的时候会想起她妈每天记的那些数字,几点睡几点醒,睡得踏实不踏实。那些密密麻麻的笔迹像一张网,她妈把自己牢牢地罩在里面,以为那些规矩能护着她,可网兜得太紧的时候也会让人喘不过气来。她女儿整理那些遗物的时候还在赵姐的床头柜里翻出了一瓶褪黑素,快见底了,瓶身被她的手握得边角都有些模糊了。她大概知道自己睡得不够好,就靠这些东西来帮忙,可她不知道真正拖累她的不是她没做好,恰恰是她做得太满了,满到没给自己留一点松动的余地。
赵姐这辈子就是个认真的人。在厂里当质检员的时候每一件产品都要翻来覆去地看三遍才盖章,退休了之后就转到了睡眠这件事上。她对自己太严格了,严格到连睡觉都成了需要打卡完成的任务。刘姐后来在跳操的时候跟大家说,赵姐那人太要强了,连闭眼睡觉都要争个全优,她不知道睡觉这件事越争越不来,你放松了它自己就来了。跳操的队伍里少了一个人,音响还是那台音响,音乐还是那个音乐,可站在前面领操的刘姐有时候做到一半会停下来看看花坛旁边那个空着的位置。
赵姐那间房子现在又住进了人,是赵姐女儿同意租出去的。新来的租客是个年轻姑娘,偶尔晚上会开着灯加班到很晚,走廊上那盏橘色小夜灯被她换成了白光。她不知道那个房间里头有个操心了半辈子睡眠的女人在凌晨三点永远闭上了眼,也不清楚她曾经留下的那些坏习惯被写成了报告单上的几行字,又慢慢化在时间里头了。赵姐女儿把她妈那些记录睡眠的台历和褪黑素的瓶子收进了一个小纸箱,搁在柜子最顶格,跟那些再也用不上的东西挤在一起,落了灰也没有再去翻动过。她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慢慢消化掉这件事,但她记得法医跟她说的,赵姐走得不算太痛苦,睡过去了而已,像是终于彻底放松了一回。那大概是她这辈子头一次对自己没设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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