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至27日，一支由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抵达北京，试图以“对话”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然而，就在不久前的8月15日，高市内阁部分成员公然参拜靖国神社。一边是“交流”的姿态，一边是“拜鬼”的举动——日本真的准备好对话了吗？
日本右翼政客似乎总想传递一个信号：历史问题可以“搁置”，经贸合作可以“先行”。
对此，日本静冈大学原和平学讲师、731部队及细菌战问题专家森正孝向观察者网撰文，回溯了日本战后三次错失正视历史机会的曲折历程，并剖析了当前高市内阁历史修正主义的根源。
他强调：”如果没有对侵略历史的真诚反省，任何外交努力都不过是原地打转，甚至是对那些真心致力于两国关系改善的人们的践踏与侮辱。”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森正孝】
1985年8月5日，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在二战结束40周年纪念演讲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对过去视而不见的人，最终也会对现在视而不见。不愿铭记非人道行为的人，很容易再次陷入同样的危险之中。”
这句话揭示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如果不正视历史事实，不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就注定会重蹈覆辙。这是适用于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普遍真理。
近期，有日本议员决定访华，试图推动双边关系重回正轨。但我想指出的是，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一批日本政客，根本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如果日本不能真正正视历史，任何外交努力都不过是原地打转，甚至是对那些真心致力于两国关系改善的人们的践踏与侮辱。
当前，高市内阁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推进军备扩张，在南海挑起区域紧张，个别内阁成员甚至公然参拜靖国神社。这些行为的背后，正是高市首相自身历史观的直接投射。而这一局面的出现，与日本长期否定和美化亚洲侵略历史、持续推行扩张性战争政策密不可分。
不久前，有记者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在日本，我是不是一直都是少数派？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我认为，事实并非完全如此。熟悉日本战后历史的人都知道，日本曾经有过不止一次正视历史的宝贵机会，但遗憾的是，我们都没能真正把握住。
第一次机会，东京审判
东京审判的过程通过广播和报纸被广泛报道，日本所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诸多日军战争罪行被公之于众。这本应是让日本人意识到“自己是加害者”的绝佳契机。然而，当时的大多数日本人并未产生加害者意识，反而普遍抱有“是被军部欺骗的受害者”这一认知。
原因之一是，“坏的军部与军国主义政客，普通国民是被骗的受害者”这一逻辑，在战后社会中迅速固化。而在此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是GHQ（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的对日占领政策。为了顺利推进占领统治，GHQ有意塑造了“国民也是军国主义受害者”的叙事，并通过处决7名甲级战犯来完成这一叙事框架。
东京审判现场（资料照片）新华社
而这一人为塑造的叙事之所以能被日本人轻易接受，又与其国民性格中的深层结构密切相关——即缺乏“自我判断并承担责任”的主体意识，习惯于将一切归咎于“被环境和上级牵着走”。这种被称为“无责任体系”的性格特质，至今仍广泛存在于日本社会，也为“军部责任论”提供了心理基础，使普通民众心安理得地认为“因为是被骗的，所以自己没责任”。
其次，当时极度艰难的经济状况也使人们无力反省。严重的通货膨胀、粮食短缺、废墟上的求生、黑市上的奔波……对当时的人们而言，“今天如何活下去”才是压倒一切的课题。
此外，当时对于战争真相的信息长期处于隔绝状态。战时，前线的残酷实况被报道管制所遮蔽；战后，GHQ的严格审查又屏蔽了大量不利于占领当局的事实与敏感信息。结果就是，战争的暴虐行为仅仅被当作“报纸上法庭新闻中的事件”，未能沉淀为每个日本人体内真实的历史记忆。在信息匮乏的背景下，“自己才是遭受了世上最惨重灾难”的主观感受，远远压过了对亚洲加害行为的客观认知。
进入1950年代，被关押在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战犯获准回国，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开始公开坦白自身的战争罪行。然而，正如许多成员所回忆的那样，这一运动在当时日本社会的氛围中举步维艰。即使是在和平运动内部，“不要暴露家丑”的顾虑也根深蒂固。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东京审判并非由日本人自己来总结战争、审判战犯。大多数国民冷眼旁观，认为“战败了，战胜者对败者施以私刑报复，也是理所当然”。这一点，与德国的纽伦堡审判及其后续审判，特别是后来由德国人自己主持的“奥斯维辛审判”形成了决定性差异。
正因如此，审判所揭露的事实并未被内化为“历史的教训”，而被视作了“胜者的逻辑与指控”。而这一认知逻辑，如今正被高市等日本右翼势力最大限度地利用和放大，成为他们否定历史、煽动民族情绪的有力工具。
第二次机会——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联合声明》）之际，本应成为日本直面自身加害责任的又一次绝佳契机。当时，一部分记者和历史学者已开始从东京审判后普遍存在的“受害者意识”（即“被军部欺骗”）中挣脱出来，逐渐认识到“对中国做了坏事”这一事实。然而，在普通民众层面，这种觉醒却被骤然升起的“对中国的兴趣与亲近感”所冲淡，并未形成明确的加害者意识。
首先，田中角荣首相“添了麻烦”的发言在当年存在认识局限。
1972年9月，田中角荣首相当年为推动邦交正常化谈判而访问北京。在欢迎晚宴的致辞中，他谈及历史问题时这样说道：“我国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的麻烦，对此我再次表示深刻反省。”
然而，“添了麻烦”这一措辞立即引发了中方的强烈不满。周恩来总理严正抗议道：“造成数千万人牺牲的战争，岂能用一个‘麻烦’了结？”此事至今仍广为人知。
周恩来总理与田中角荣首相中国经济网
田中首相本人曾在战时被派往“满洲”，个人层面确实怀有对中国的赎罪意识。但由于忌惮国内右翼势力的反弹，他刻意回避了“侵略”和“谢罪”等更为直接的措辞。
最终，《中日联合声明》的正文采用了如下表述：“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通过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该声明前言）这一曲折的过程，清晰地折射出当时日本政府的历史认识所面临的局限。
其次，侵华战争的实态在当时仍被遮蔽。
如前所述，当时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实施的组织性暴行——南京大屠杀、三光作战、伪满洲国的真实状况、731部队的罪行等——虽然已在学术界开始被逐步研究，但远未成为普通民众的常识。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朝日新闻》为纪念邦交恢复而策划的专题报道“中国之旅”中，记者本多胜一发表了纪实报道。这篇报道对包括我在内的当时知识分子产生了不小的冲击，但其影响力终究有限。总体而言，普通民众对战争的认知仍停留在“曾有过不幸的冲突”这一极为抽象的程度，远未触及具体的加害细节。
此外，如前所述，“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成员虽已开始讲述自身所犯的战争罪行，但即便在和平运动内部，也充斥着诸如“现在应通过宣扬广岛、长崎的原爆受害和空袭苦难来推动和平运动，强调日本人的过错反而是添乱”或“揭露日本人的耻辱对和平运动有害无益”等声音，导致正面直视日军暴行的努力举步维艰。
而在民间，由于“中日友好热潮”，许多人未能真正正视历史。当时的日本社会正值空前的“中日友好热潮”，最典型的象征便是“熊猫热”。报纸、电视纷纷以极大的热情报道与隔绝四分之一世纪的“邻国中国”重启交流。上野动物园迎来大熊猫“兰兰”和“康康”时所引发的狂热，正是这一氛围的生动写照。可以说，当时国民的注意力更多地被引向了“未来的友好”，而非“过去的加害”。
1978年日本外务省开展的一项关于“日本人对其他国家好感度”的调查显示，78.6%的日本人对中国抱有好感，这一比例极高。作为对照，目前日本的对华好感度已降至9%。
综观以上，我认为1972年中日邦交恢复时，日本社会所拥有的，与其说是明确的“加害者意识”，不如说是“给中国添了很大麻烦”这种较轻的“赎罪感”，以及对中方“放弃战争赔偿”这一宽厚姿态的感激。由于中方明确表示“普通国民无需承担责任”，日本社会便在没有深入追究加害责任的情况下，草草应付过了1972年的历史课题。而这一结果的深远影响，恰恰构成了1980年代之后教科书问题和靖国神社参拜问题频发的原因。
第三次机会，从历史教科书问题，到“村山谈话”——那时候的我，绝非少数派
事实上，日本在战后第一次真正正面面对自身历史，是从1982年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开始的。这一正视历史的潮流的发端于1982年，以1995年的“村山谈话”为最高点，准确地说，前后延续了整整13年。
在那13年中，我作为一名历史教师，开展了一系列持续而深入的活动。
1980年8月，我制作了电影《侵略——未被讲述的历史》（40分钟）并开始放映。那是教科书问题发生两年前的事。影片以当时的新胶片和地图为素材，描绘了从七七卢沟桥事变开始的对华全面侵略过程，并基于亲历者访谈影像和杂志上发表的手记，还原了其间发生的残虐行为——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731部队人体实验等。
影片的初衷是作为历史教材在课堂上使用，但同时也面向普通市民，在市民集会、工会集会等场合放映。经报纸和电视报道后，反响迅速扩散至全国。不仅在学校现场，在全国各地的和平运动和工会运动中，都掀起了购买胶片和放映的运动。
1982年教科书问题发生后，电影《侵略——未被讲述的历史》的全国放映，仿佛是对亚洲抗议之声的回应。从北海道到琉球，所有都道府县都有人购买胶片。复制的胶片总数达400本，累计观影人数超过100万人。远超我预期的反响令我深受震撼，至今记忆犹新。那时我几乎没有周末可言，每个周六日都被邀请到全国各地的放映会和演讲会做报告。
无论学生还是成人，观后感虽有表达上的差异，但共通之处十分鲜明：“不知道日本对中国做了如此残酷的事。说到战争，我一直以为日本只是原子弹和空袭的受害者……太震惊了！”“这样残酷的事实，父母和老师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现在还不算晚，我想向中国人民道歉！”
当时有朋友问我：“森先生，你是不是预见到了两年后的教科书问题，才制作了这部影片？”我自己并没有那样的意识，但回头来看，或许确实有一种前瞻的判断力。我觉得这确实是一部把握了时机的作品。《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以及多家电视台连日报道了这部电影。中国的《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也在那时对它进行了报道。
因此，我曾坚信这股潮流“将成为改变日本历史认识状况的力量”。事实上，我也自豪地认为，我们的放映运动无疑成为推动“村山谈话”形成的底层力量。
森正孝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内观看自己早年拍摄的731部队原队员视频新华社
当然，这一时期，我的活动不仅限于电影放映。
1985年，我与全国伙伴共同组建了“《侵略——未被讲述的历史》放映全国联络会”。
同年，我与其中30名成员首次访问中国，对东北地区的伪“满洲国”实态进行调查，走访了731部队、长春100部队、北京1855部队、平顶山、抚顺煤矿、大石桥万人坑、丰满水库万人坑等地。
此后，又陆续调查了日军南京大屠杀、1644部队、广东8604部队、新加坡9420部队等。
1991年，我首次开展细菌战受害实地调查，地点包括义乌市、崇山村、宁波市、衢州市、金华市、江山市、丽水市、常德市、广丰市、玉山市。到2004年为止，我在浙江省、江西省、湖南省常德市等约34个地区实施了受害实地调查。通过这些调查，我成为历史上首位无论在中国还是国外都对细菌战进行全面调查的研究者。
1995年7月，我访问义乌市崇山村时，得知当地民众已共同向日本政府提出申诉。我向崇山村村民承诺：“将对日本政府提起要求谢罪与赔偿的诉讼。”
1997年8月11日，该诉讼在东京地方法院正式提起。来自上述8个地区的180名原告提起诉讼，经历了一审（2002年）、二审（2005年）、三审（2007年）的漫长斗争，虽然最终败诉，但日本司法机构首次认定了8个地区细菌战的实施及其受害事实。
在此期间，以前述“《侵略——未被讲述的历史》放映全国联络会”为核心，我们设立了由全国250名“发起人”组成的“查明细菌战历史真相会”（简称“查明会”）。
由此可以明确地说：在那段时期，我绝非少数派，当时的日本社会在历史问题上确实存在着广泛的社会共识。然而，这种战后日本首次正视历史的动向，仅仅持续了13年左右的时间。
“村山谈话”引发右翼势力的强烈“危机感”与历史修正主义的抬头
对这一潮流最为敏感、并以强烈憎恨加以敌对的人，是以安倍晋三和高市早苗为中心的自民党右翼团体及其关联的右翼势力。
以下按时间顺序说明这一过程：
1995年8月15日，“村山谈话”发表的同一天，自民党内部设立的“历史·检讨委员会”发表了“大东亚战争总括”。其内容称：“大东亚战争是为自卫存续、解放亚洲而战，应清除基于自虐史观的历史教科书。” 1993年首次当选的安倍晋三，当时已作为该会的干部参与历史伪造。高市早苗也与安倍晋三同年（1993年）成为国会议员，最初以无党派身份当选，1996年加入自民党，随后立即出现在统一教会这一反共宗教团体的报纸《世界日报》上，称“我主张应当恢复家长制度”。 翌年，1997年，一系列推动日本右倾化的事件接连发生。 1997年1月，以发行右翼教科书为目标的“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成立； 同年2月，“思考日本前途与历史教育的年轻议员会”（安倍晋三任事务局长）成立。其目标定为：废除“近邻诸国条款”和“河野谈话”；将“南京大屠杀·从军慰安妇”从教科书中删除；排除“自虐式历史教科书”，编写新的历史教科书。此时，高市早苗参与了历史教科书问题总结书的撰写。 同年5月，“日本会议”成立。此前的右翼团体“保卫日本国民会议”与宗教团体“保卫日本之会”实现大联合，形成了延续至今的日本最大右翼团体。“日本会议”的目标包括：修改宪法、允许集体自卫权；天皇元首化；维护靖国神社；反对夫妻别姓。 在国会中，也成立了“日本会议国会恳谈会”（成员235名，会长平沼赳夫，副干事长安倍晋三，干事高市早苗）。
由此可见，1997年成为日本持续右倾化的重大转折点。进入2000年代后，这一趋势更是一举形成巨浪，覆盖了整个日本社会。其核心人物正是安倍晋三和高市早苗。
可以说，日本朝着由安倍晋三、高市早苗等自民党政权的极右翼推动的“历史修正主义”大幅迈进。
以下为具体经过：
2001年，安倍晋三等干预NHK节目“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审判军队慰安妇制度的民间法庭），使其停播；同年，“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纂的历史伪造教科书通过了文部省的审定。 2001年至2006年，小泉纯一郎首相共计参拜靖国神社6次。 2007年，第一次安倍晋三政权通过内阁决定，称“所谓慰安妇，没有直接显示强制带走的记述资料，并不存在像抓人那样带走的狭义强制性”，实质上否定了“河野谈话”。此外，安倍、高市、下村、稻田等自民党右翼分子于2007年在《华盛顿邮报》上刊登了“从军慰安妇不存在·The Fact”的广告。 2013年，第二次安倍政权在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答辩称：“第一次安倍内阁时未能参拜靖国神社，令人痛恨之至”；“要重新审视‘近邻诸国条款’，将‘村山谈话’改为‘面向未来的安倍谈话’”。 同年4月，他还在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称：“‘侵略’的定义，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国际上都没有定论。” 同年12月，安倍晋三强行参拜靖国神社。 2014年7月，内阁决定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 2015年8月，发表了实质上否定“村山谈话”的“安倍谈话”。 同年9月，强行表决通过了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安保法制（战争法）”。
此后，大量战争政策、排外主义言论、仇恨言论、中国威胁论、煽动厌华情绪、操控媒体及攻击《朝日新闻》等行为被一体化推进。
可见，当前高市政权历史伪造的根源，确实来自安倍晋三这位极右政治家。一言以蔽之，便是否定侵略战争、美化“大日本帝国”、复活军国主义。换一种说法，便是官民一体的“历史修正主义”。
在欧洲，虽然也存在“大屠杀不存在”“毒气室不存在”之类的历史修正主义言论，但那只是一部分民间右翼的叫嚣，政府本身并不会参与历史修正主义。相反，像德国那样，法律甚至对美化纳粹的行为加以限制。然而，唯独日本，政府自身带头煽动历史修正主义（官制历史修正主义）。这样的政权在世界上绝无仅有，实为可耻的事实。
高市早苗本人的历史观
高市早苗的错误历史观可以说不胜枚举，在此我仅举一例。
针对日本战后首次正式承认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村山谈话”，高市在自己的官方博客中这样写道：
“我们必须发表新的政府历史见解，来取代充满自虐史观的村山谈话。 正如天皇陛下开战诏书所言：‘欧美诸国给予帝国和平通商一切妨碍，实行经济断交，对帝国生存构成重大威胁，帝国存亡危在旦夕。帝国今为自存自卫，决然奋起，必须粉碎一切障碍。’ 当时日本所处的ABCD包围网等困难状况，以及日本选择‘自卫战争’的国家意志是明确的。虽然也对‘殖民统治’有所反省，但这是否意味着，连‘作为战胜国，依据条约获取那些作为过去战争中先人流血牺牲代价的领土’这一事实本身，也要一并反省呢？”
这仅仅是一个例子，却体现了高市基本的战争观，即“自卫战争论”。这完全是“大日本帝国”时代的思维方式。至于殖民统治，她则提出了肯定帝国主义侵略的论调。
1995年3月的众议院外务委员会上，在被问及对“村山谈话”的看法时，她竟在国会场合理直气壮、毫不羞愧地说：“至少我自己属于算不上当事人的世代，所以我没有反省，也不认为有被要求反省的道理。”
1994年，在国会对村山富市提出质询的高市早苗。
从德国默克尔总理的下面这段话，就可以看出高市这种历史观是多么可耻、多么恶劣。
“我们对纳粹的所有受害者都负有责任。无论老少，每个人都与过去的结果相关，所有人都必须承担起过去。不断意识到这一点，是我们当代国民的义务。历史没有终点。”
默克尔生于1954年，高市生于1961年，同样是战后世代，却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令我愕然。作为曾经同为法西斯国家结盟、给世界带来无尽暴虐的德国和日本，在“面对战争的方式”上竟有如此鲜明的差异，这让我再次深刻意识到这一点。
高市的这种战争观，直接与好战主义者高市本人的形象重合。从她官方博客的以下内容便可看出：“如果日本是一个情报机关和军事力量足够完善的国家，日本就能够在开展颠覆朝鲜现政权工作的同时，投入军队，展开营救被绑架者的作战行动。”（来自高市早苗的博客，2004年12月17日《希望对朝鲜实施全面制裁》）
在高市的头脑中，外交问题一旦发生纠纷，她唯一的想法就是“只要有情报机关和军事力量，就应该投入军队”。可以说，当前正在发生的事态，正是处于这样一个阶段：为了在外交出现问题时就“投入军队、发动战争”，而正在强化“情报机关和军事力量”。
坦率地说，高市早苗发表“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等言论，把她那“肮脏的头”伸进了中国最敏感的内政问题，是一种完全不自量力的行为。她还声称“中国统一台湾的动向，属于日本存立危机事态”，这与其当年借口“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而发动的侵华战争如出一辙，甚至可以视为对中国的宣战言论。而她至今仍未撤回该言论。
具体来看，高市强化“情报机关和军事力量”的表现包括：将军事费占GDP比重扩大至3%到5%；修改安保三文件，使先发制人攻击成为可能；修改非核三原则，允许核武器带入国内；放弃武器出口三原则，出口攻击性杀伤武器；决定设立国家情报局；准备制定《防间谍法》；在冲绳、九州集中部署针对中国的攻击性导弹基地；将冲绳列岛导弹基地化等等。而这一系列战争政策的结果，便是预备对日本宪法第九条进行修改。
外交纠纷就应该用外交手段来解决，避免战争、保障人民和平生活，这难道不是政治家的首要使命吗？
然而，高市不仅不撤回自己对中国的战争挑衅言论，反而继续采取傲慢无礼的态度，声称“与中国的对话之门始终敞开”，另一方面却继续与台湾及民进党政治家进行交流，态度极其不诚实。
2024年12月，在会见访日的民进党干事长林右昌时，高市竟高喊“我太喜欢台湾了，太喜欢了！”，并发表“希望维持不承认‘一个中国’的民进党政权”的言论。更甚的是，在日中首脑会谈中刚与习近平主席约定“战略互惠关系”的次日，她又在APEC峰会上与林信义会谈，称“台湾是拥有紧密经济关系和人员往来的极其重要的伙伴，是重要的朋友”，并将自己与林信义握手的照片发到自己的X账号上。可以说，高市本人一直在做着亲手“关闭对话之门”的事情。
另一方面，她对美国特朗普总统却表现出如同女仆般卑躬屈膝的态度，对一个刚刚侵略委内瑞拉、伊朗的侵略者说“只有唐纳德能为全世界带来和平与繁荣”，并表示“推荐特朗普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不禁让世界觉得，日本竟然是这样低劣的一个国家。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月19日访问美国，白宫网站公布了其访美照片。照片中，高市跳舞、咧嘴、缩脖子、与美总统特朗普说话时身体前倾。图片均来自白宫官网。
综上所述，必须明确指出，日本目前显然已进入对中国的“新的战前”时代，并且必须让尚未意识到这一点的广大日本人民，认识到这一危机状况。
去年特朗普政府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美国将中国定位为“经济竞争对手”而非“敌国”。接着12月11日，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不寻求改变台湾海峡现状”，同时划定了自身在太平洋的势力范围。此外，副总统万斯在不久前表示：“美国将集中力量于西半球。西半球是美国的。”
当前，高市仍在“独自狂奔”，而她所依赖的美国已明显进入收缩局面。
美国不会为了日本而出兵。不会为了台湾岛，更不会为了钓鱼岛而牺牲美国士兵。这不是因为美国不想打仗，而是不愿为了他国而与中国交战并承受巨大损失。2023年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进行的“美中战争”模拟结果显示：“中国导弹力量具有压倒性威力和充足库存，美军将遭受严重损失。”
尽管如此，似乎只有高市不理解这一点，执意认为“依靠美国，美国会并肩作战”。于是，她只是一味提高对中国的战争危机感，借此扩大武器出口和为从美国大量购买装备而膨胀军费。
因此，虽然很难认为战争会立刻爆发，但完全可以想象，日本会像当年的日军那样，对中国进行各种挑衅行为。通过提高危机感，这种挑衅行为发展为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也是充分存在的。
例如，今年4月17日，正值《马关条约》缔结131周年纪念日，海上自卫队护卫舰“雷”（DD－107）以明显比平时更慢的速度、故意张扬地穿越台湾海峡。这种行径无疑是一种挑衅，完全有可能发展为小规模军事冲突。高市或许是为了博取人气、煽动危机感，以博取国内右翼势力和排外势力的好感，但这可以说是极其危险的“玩火”行为。
然而，我并未绝望。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站出来反对高市的敌视中国政策和对华战争政策。在日本各地，几乎每天都能听到“高市下台！”“反对战争！”“反对修改宪法！”的呼声。
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这些示威中有年轻人参加。他们不是通过传统媒体，而是通过社交网络了解示威的日期和地点，然后前来参加——这是以往从未有过的现象。他们中的许多人之所以前来，是因为怀有这样一种危机感：“战争真的已经逼近了。或许会被征兵。自己也许真的会被送上战场。”
目前，这些示威的规模大约在五万人左右，尚未形成足以改变政治格局的力量。但如果高市的战争政策继续推行下去，这些抗议必将继续扩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了让这句话成为现实，无论老少，为了阻止高市政权的战争政策，现在已经到了需要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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