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齐亚娜·安迪娜
蒂齐亚娜·安迪娜（Tiziana Andina）教授现任意大利都灵大学哲学与教育科学系副主任，长期致力于尼采哲学、艺术哲学、社会本体论与政治哲学等领域的研究。她的主要著作包括《艺术哲学：定义问题——从黑格尔到后但丁理论》（The Philosophy of Art: The Question of Definition: From Hegel to Post-Dantian Theories，2013）、《社会实在的本体论》（An Ontology for Social Reality，2016）以及《面向未来世代的哲学》（A Philosophy for Future Generations，2022），并主编有《跨越分析哲学与大陆哲学的分野：当代西方哲学指南》（Bridging the Analytical Continental Divide: A Companion to Contemporary Western Philosophy，2014）及《王广义的哲学与艺术》（The Philosophy and Art of Wang Guangyi，2019）等。
2026年5月，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刘梁剑教授与该系博士后由美子在意大利都灵与安迪娜教授展开交流，并通过后续邮件问答的方式对她进行了访谈，围绕艺术哲学这一主题，共同探讨了“人”及其意义在历史中生成等相关问题。
哲学背景
请您先介绍一下您的哲学背景。
安迪娜：我在都灵大学哲学与教育学科系担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时间性（political temporality）、社会本体论（social ontology）与跨代际性（transgenerationality）。我的研究探讨人类行为如何超越其直接的当下，在代际之间生成意义、责任与不公的形式。借助当代哲学、历史哲学与本体论资源，我尤为关注共同体生活的时间性结构：未来世代、民主制度、历史记忆，以及政治行动所产生的长远效应。同时，我长期深耕艺术哲学与阿瑟・C. 丹托（Arthur C. Danto）的思想。我对社会问题和艺术问题的研究在诸多方面深度关联。艺术哲学帮助我理解意义是如何被历史性建构的，而社会本体论与政治哲学则使我得以探索共同体实在如何跨越时间持存并发生自我转化。概而言之，我的研究致力于理解人类如何栖居于历史时间之中——不仅是作为活在当下的个体，同时也参与过去与将来的历史进程。
瓦提莫（G. Vattimo）教授曾在都灵大学任教。通过初步阅读您的著作，我们有一个印象，不知道对不对：您的哲学具有解构传统本质主义的一面，就此而言，似乎和瓦提莫揭橥的“软弱之思”（weak thought）具有亲缘关系。但与此同时，您的哲学又具有建构的一面，这一点似乎又不同于瓦提莫。
安迪娜：我觉得这个印象相当准确。瓦提莫是意大利哲学乃至整个欧洲哲学界举足轻重的思想家。他对强形而上学体系的批判，以及对历史性、诠释与多元论的强调，深深影响了意大利几代哲学家。在拒斥僵化的、非历史的本质主义这一点上，我与瓦提莫是一致的。我的研究，尤其是艺术哲学与社会本体论方面的工作，始终坚持意义的历史构成性。意义绝非在历史之外、一劳永逸地固定下来的，而是在诠释、社会与时间性进程中生成的。就此而言，我的研究确实带有“解构”维度。我不认为哲学可以径直回归那种被设想为永恒不变结构的强形而上学基础。
但与此同时，我也感到有必要超越软弱之思的某些局限。在我看来，一个困难在于，如果将历史性与诠释推向极端，哲学便有丧失解释规范性、责任以及社会现实相对稳定性之能力的危险。这一点在我开始研究时间性与跨代际责任时变得尤为关键。人类不仅栖居于流动的诠释世界，他们也创造着制度、义务、遗产，以及那些跨越时间持存并影响未来世代的长远后果。因此，我的工作力图保持历史的开放性，同时又不全然消解规范性结构的实在性。我所关切的，乃是那些在历史中形成，却并不因此而落入任意或纯然主观的社会实在与历史实在形式。或许可以说，我的进路是在尝试一种经过历史中介的本体论，而非彻底放弃本体论。社会实在、艺术作品、制度与政治共同体，既非永恒实体，亦不能被化约为纯粹的诠释流变。它们拥有某种时间持存性与规范性力量，而哲学仍需对此加以理解。
所以，我的研究或许兼具解构与建构双重向度。建构的面向源自这样一种尝试：在批判强形而上学本质主义之后——而非在此之前——重新思考意义、规范性与共同体责任。
从尼采到艺术哲学
您最初研究尼采哲学。可惜您的尼采研究专著目前还只有意大利语版本。在研究尼采之余，或在研究尼采的同时，您为何会对艺术哲学产生兴趣？
安迪娜：尼采从一开始便对我极其重要，因为他表明艺术并非人类生活中次要或装饰性的面向。艺术密切关联着诠释、价值创造、历史经验，甚至与人类赋予实在以形式的方式。尼采思想最吸引我的，或许是以下观念：意义从来不是完全固化或中立的。人类始终栖居于以历史为中介的诠释世界之中。艺术让这一点展露无遗，因为艺术作品的意义总会随着时间推移与历史语境的变化而不断改变。
后来，我接触到丹托的哲学，开始意识到艺术哲学可以成为一条思考更广阔的哲学问题的优先路径。丹托提出一个著名的问题：两个在感知上完全相同的对象，何以可能分属截然不同的本体论领域，一个是艺术品，一个只是日常之物？这个问题不只关乎艺术，也同样关乎历史、诠释与社会意义。在此意义上，艺术哲学逐渐成为我反思历史可理解性本身的一种方式。艺术揭示了人类实在的某种根本性特征：意义从来不是现成地“摆在那里”的，而是生成于历史世界、制度实践与共通的诠释形式。
此外，艺术之所以在哲学上重要，还因为它让我们非常清晰地观察到历史的嬗变。当代艺术，尤其是二十世纪之后的艺术，迫使哲学去追问关于定义、诠释、制度，以及感知与意义之间关系的难题。这种挑战很早就让我深深着迷。
在中国的语境中，“美学”与“艺术哲学”这两个概念常被混用。根据您的哲学，二者的区别是什么？这一区分为何在理论上很重要？
安迪娜：二者显然很接近，在历史上也多有重叠，但我并不认为它们是完全相同的学科。传统美学处理的是更为广泛的问题，关乎感性、感知、趣味、美与审美经验等。而艺术哲学则聚焦艺术作品本身，追问更为具体的问题：艺术作品是何种对象？如何获得意义？如何在历史中发挥作用？某物何以在特定文化世界中被界定为艺术？如此等等。这一区分在当代艺术出现后变得尤为重要。一旦艺术脱离传统的再现模式，不再以美为其核心标准，哲学便不能再仅从审美的角度来解释艺术作品了。想想杜尚、沃霍尔、概念艺术、行为艺术，或是各类当代装置作品，它们的艺术地位无法仅凭感知或审美愉悦来理解。正是在这一点上，丹托在我看来极为重要。丹托认识到，两个感知上完全相同的对象，却可能分属全然不同的世界，一个是日常之物，另一个则是艺术作品。这意味着艺术无法仅凭视觉属性或审美属性加以定义。历史语境与诠释亦成为艺术的构成性要素。由此，我认为今天的艺术哲学必然涉及本体论、历史、制度与社会实践。艺术作品并非孤立的审美实体；它们置身于历史构成的意义世界之中。
与此同时，我并不想取消美学。我认为美学的研究视域比单纯的艺术更为广阔。审美经验关乎人类生存中更普遍的感性维度，包括感知、情感、氛围、具身性、注意力的形式，以及栖居于世界的方式。在此意义上，美学并不局限于艺术作品，它关涉的是实在向我们生成意义的那些感性模态。相形之下，艺术哲学追问一个更为具体的本体论与历史问题：在特定历史世界中，某物在何种条件下成为艺术作品？
艺术作品的“本质”
您在书中提出了一些看似简单，实则艰深且重要的艺术问题，包括“是什么使一个对象成为艺术作品”以及“寻常之物与艺术作品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据您的艺术哲学，究竟什么是艺术作品？如果艺术作品是一种社会对象和历史对象，那么它是否仍然具有某种艺术的面向，使其区别于其他社会对象和历史对象？此外，在阿瑟·丹托之后，倘若我们还能正当地使用“本质”一词的话，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当代艺术的“本质”？
安迪娜：当代艺术哲学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就是艺术作品无法仅凭其感知属性来辨识。两个外观一致的对象，可能归属完全不同的本体论领域。这是我们从杜尚、沃霍尔，尤其是从丹托那里学到的东西。据此，我认为艺术作品绝非单纯的物理对象，而是一种被历史地定位的诠释对象。艺术作品存在于一张由意义、实践、制度、叙事和理论交织而成的网络之中，正是这张网络使其得以作为艺术而被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艺术作品在还原论意义上“只是”社会建构。艺术作品拥有一种极为特殊的存在方式。它们是社会对象和历史对象，其意义与诠释以及与它们所处的历史世界密不可分。因此，日常之物与艺术作品的差异不在于物质构成，而在于可理解性的样式。艺术作品要求我们以特定的方式去诠释它。它开启了一个超越直接使用或日常功能的意义场域。
与此同时，我认为艺术作品所做的又不止于依附历史语境。它们还开显出一个历史世界借以理解自身的意义结构。在此意义上，艺术本然地具备揭示向度。不是因为它像柏拉图那般揭示了永恒理念形式或形而上学的本质，而是因为它让历史地栖居于实在的方式得以变得明见。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即便在丹托之后，当代艺术哲学中仍然保留着一个重要的黑格尔式维度。黑格尔理解到，艺术不仅是审美欣赏的对象，更是时代得以实现自我理解的一种载体。我始终认为这一洞见极具深度，尽管今天我们可能会拒斥其强烈的目的论历史观。
当代艺术尤为重要，是因为它已具备高度的反思性。它不断地追问自身的可能性条件、制度、历史地位，乃至艺术与非艺术的边界。经由这种反思，当代艺术揭示了人类实在本身的某些根本性特征：意义是历史地构成的，从来不会一劳永逸地固定下来。正因如此，我不认为我们在丹托之后就应不假思索地抛弃“本质”这一概念。消解的是那种关于艺术之永恒、非历史的本质观念。但一种历史性的、关系性的本质理解仍是可能的。艺术并不揭示历史之外的绝对真理；相反，艺术作品所开显的是处于历史不断流变中的意义结构，而人类世界恰是通过这些结构向自身敞开其可理解性。
关于艺术的定义问题，您有什么一般性的看法吗？
安迪娜：我认为哲学不能完全回避定义问题，因为像追问“何为艺术”仍是合理的哲学问题。但同时，当代艺术也表明，定义无法提供僵化且永恒不变的分类。许多传统艺术定义的问题在于，它们试图找出所有艺术作品共有的某种固定属性——美、再现、形式、表现等等。但现代艺术与当代艺术的历史不断动摇了这些标准。正因如此，我认为不应把定义理解为封闭的公式，能够一劳永逸地捕捉艺术的本质。定义本身就是历史地定位的哲学诠释。它帮助我们厘清，特定历史世界如何理解艺术实践，以及某些对象何以能作为艺术作品而具有意义。这便是丹托思想至今重要的原因。他表明艺术哲学不能仅依托感知标准。诠释、历史语境以及“艺术界”，均为艺术本身的构成性要素。
不过，我认为我们也应避免相反的结论，即那种认为“任何东西皆可为艺术”的完全任意的观点。艺术在历史中敞开，却并不意味着对历史的一切照单全收。并非每个对象仅凭宣称就能变为艺术作品。艺术实践依然依赖于意义、诠释、制度、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的复杂结构。因此，我的立场既非严格的本质主义，亦非彻底的反本质主义。我会说，定义在哲学层面仍有必要，但其必须具备历史反思性。问题不再是“何种永恒属性规定了所有艺术”，而是“人类社会如何在历史中将某些对象与实践建构为有意义的艺术作品”？
在您的艺术哲学架构中，应当如何理解“美”？
安迪娜：我不认为美已从艺术中退场，但我也不认为美还能作为艺术的普遍定义来起作用。长期以来，西方哲学倾向于将艺术与美紧密等同。但当代艺术已表明，艺术作品也可以令人不安、使人迷惑、激起挑衅，甚至全然拒斥传统审美愉悦。回看二十世纪以来的诸多当代艺术，其重要性往往恰恰在于挑战感知与诠释的能力。正因如此，我更倾向于将美视为一种在历史地变化的揭示模式，而非一种固定属性。美不仅是和谐或形式上的完满，它是实在向我们生成意义、变得充盈、骤然开显的一种方式。在此意义上，美仍具有重要的哲学角色。美的经验常常打断日常感知，它重组我们的注意力，转变我们与世界、与时间、有时甚至与自身的关系。与此同时，美又是以历史为中介的。不同时代栖居于不同的象征世界与历史世界，因而对美的体验亦各不相同。这便是美无法充当界定艺术的永恒标准的原因。
我还想补充一点，当代艺术极大地拓展了审美领域。今天，艺术作品可以激发崇高、惶惑、脆弱、反讽、创伤或极具概念挑战性的经验。在这片拓展后的领域中，美依然存在，但不再作为唯一的核心。因此，我会说，美依然是艺术作品揭示意义的一种重要样式，但它不再是解释何为艺术的唯一原则。
海德格尔的哲学在中国影响深远。您如何看待海德格尔的艺术哲学？海德格尔艺术观的洞见与盲点分别是什么？
安迪娜：海德格尔的艺术哲学至今仍极为重要，因为他指明，艺术并非单纯的审美享乐对象。艺术具有存在论维度。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海德格尔指出，艺术作品揭示世界：它们打开了历史性的意义场域，人类在其中理解自身与实在。这一洞见对我影响颇深，尽管我最终走上了另外的研究进路。海德格尔把握住了某种根本性的东西：艺术作品不仅是装饰性的物品，它们能够揭示一个时代的历史结构，其内在张力，以及其与真理、自然、有死性、共同体和历史本身的关系。就此而言，尽管海德格尔与黑格尔的哲学话语迥然不同，他们却存在某种重要的思想共鸣。两人均认识到了，艺术参与着世界对于自身的历史性理解。
当然，海德格尔也存在明显的局限。其一，他对艺术的构想有时离艺术实践的制度维度和社会维度太远了。当代艺术清楚地表明，艺术作品存在于诠释、制度、话语以及历史地变化的实践所交织而成的网络之中。这一点在丹托哲学中则更为清晰可见。其二，海德格尔关于历史世界之开显的观念，有时预设了一个相对统一的历史视域。然而，当代艺术恰恰常诞生于碎片化、多元化、被高度中介化的文化境况下。它频频反思意义本身的不稳定性、制度结构，以及一个单一共享世界的不可能性。就此而言，海德格尔有助于我们理解艺术的存在论严肃性，却难以充分阐释当代艺术实践大多具备的那种反思性与历史自觉意识。尽管如此，我依然认为海德格尔是绕不过去的。即便是不赞同他的哲学家，也仍然在他提出的问题域中展开工作：真理如何成为历史性的？世界如何被开显？人的存在又如何被植根于历史境遇的意义形式所塑造？
您与当代中国的艺术家和艺术哲学家多有交流。您如何看待中国的当代艺术？
安迪娜：首先我想说，不可能把“中国当代艺术”视作单一的统一现象来谈论。我特别感兴趣的正是它的多元性与内在复杂性。
近几十年来，中国经历了极其迅速的历史、社会、技术与城市转型，当代艺术不可避免地映现了这一境况。许多中国艺术家工作于记忆与现代化、传统与加速、本土经验与全球流通之间的张力之中。这使大量中国当代艺术具有一种极强的历史意识。我也通过编辑与哲学工作，有机会更直接地接触中国当代艺术。我与奥尼斯（Erica Onnis）合编了《王广义的哲学与艺术》一书。王广义作品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历史记忆、意识形态与视觉文化在艺术作品内部相互交融的那种方式。他的艺术使当代经验中复杂的时间层叠变得可见：革命历史、政治象征、全球化、消费文化与集体记忆，共存于同一视觉场域。在此意义上，他的作品具有哲学上的重要性，因为它展示了艺术作品如何揭示出社会借以自我阐释的历史张力。
概言之，在与诸多中国艺术家和哲学家的交流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哲学反思与艺术实践之间的强烈互动。在某些文化语境中，理论与艺术创作日渐割裂；而在中国，我常常感受到历史意识、概念反思与艺术实验之间存在一种更为明显的对话。在我看来，中国当代艺术已经变得尤为重要，因为它不再简单复刻全球当代艺术的语言，而是通过历史特定的经验与象征传统来转化这些语言。那些最有力量的作品，往往能同时融通多重时间向度：古老传承、革命历史、加速现代化、数字转型，以及不确定的未来。这也是我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在今天超出其自身局限，具备普遍哲学意义的原因。它所展露的本质上是全球性的张力：记忆与技术加速之间的关系、集体历史与个体经验之间的关系、被继承的传统与剧变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就此而言，中国当代艺术充分体现了当代艺术共有的一个核心特征：艺术日益反思着人类试图领会自身及其世界所身处的历史境遇。
从艺术哲学到社会本体论及跨代际性问题
除了艺术哲学，您还构建了一套社会实在本体论。您的艺术哲学与社会实在本体论之间是否存在理论上的关联？
安迪娜：是的，完全如此。对我而言，这两个领域是深度关联的。丹托对我的哲学发展如此重要的一个原因，即在于他的艺术哲学探讨的不局限于艺术，而同样关乎意义的历史构成。丹托指出，一个对象的意义无法总被还原为其当下的物理在场。对象可以获得超越其当下物质可见范围的意义。我逐渐意识到，这一洞见远远超出了艺术本身。社会实在同样依赖于那些超出纯粹物质事实和当下个体意图的意义结构。制度、政治共同体、集体记忆、象征实践和历史叙事，无不拥有这种溢出性的维度。人类行为最能印证这一点。人类行为总有超出其施行之时的意义。行为会产生种种后果、诠释、记忆、责任和制度效应，在原初行为发生后很久仍然持续展开。因此，历史过程不能被还原为当下的意向性。人类不断制造出种种实在，其意义唯有在回溯中才能得以充分理解，有时这种回溯需要跨越多个世代。
在此意义上，我的社会本体论与艺术哲学研究具有共同的关切：意义如何在共同体生活中实现历史积淀。艺术作品以凝练的形式将这一过程展露出来，因而尤为重要。一件艺术作品从来不仅是物质对象。它承载着历史诠释、制度认同、象征记忆，以及面向未来的意义可能性。它的意义域始终是部分地敞开的。社会制度与政治共同体，亦是如此，只是形态不同。它们并非当下个体存在的简单集合，而是由传承、记忆、期待与未来投射所塑造的时间性延展结构。这正是时间性逐步成为我的研究核心的原因。我开始感兴趣于这样一个观念：即人类实在在存在结构上溢出了当下时刻。意义、责任，乃至不义，往往跨越世代而延伸。因此，艺术哲学与社会本体论之间的关联绝非偶然。两者都在探究：人类如何创造出具备历史持存性的意义世界？这类世界超越了直接的物质实存，并在时间之流中持续自我转化。
您提到了代际间的正义问题。这让我想起，我的同事王韬洋教授也关注环境的代际正义问题。2022年，您出版了《面向未来世代的哲学：跨代际性的结构与动力学》（A Philosophy for Future Generations:The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Transgenerationality）。您在跨代际性问题上的基本看法是什么？
安迪娜：我的出发点是，依其本质，人类实在就是跨代际的。人类从来不是仅仅存在于自身当下的限度之内。每个社会都承袭由先世代所创造的语言、制度、技术、记忆、象征结构和环境条件，同时又将后果传递给未来世代。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跨代际性不应被狭隘地理解为一种关涉未来世代的特定道德议题。它是人类共同体存在本身的基本结构。这一点在今天愈发明显，因为当代技术文明极大地放大了人类行为的时间范围。政治决策、生态变迁、经济体系、数字基建与技术发展所产生的后果，均可能远超于其发起者自身的生命跨度。
我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人类行为总是超出其施行的当下时刻，其意义与后果在历史中持续展开，且常常以不可预判的方式。就此而言，时间性不仅是政治与伦理的中性背景，而是构成性的要素。因此，环境正义是这一更广泛的哲学问题中极为重要的案例。气候变化使一个始终真实却往往被遮蔽的事实呈现：政治共同体并非仅由同时代人构成。我们的行为持续影响着不在场的、远方的，或尚未降生的人们。这对诸多传统政治模型构成了挑战，这些模型隐含地预设了同时代人之间的对等性作为义务基础。然而，未来世代无法与我们进行对称的协商，但他们仍然深受我们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影响。我不认为这会导向末世悲观主义。未来不只是危机的场域，也是可能性、转变与责任的场域。恰恰因为未来始终保持开放，当下世代才有义务去保存那些让未来人类能够栖居于一个有意义且可安居的世界的条件。
概言之，我认为今日之哲学的重大使命之一，就是学习如何从政治上思考时间性。因此，我对跨代际公民共同体的观念产生了兴趣：即一种不被限定于同时代人的共存的政治共同体构想。一个社会并不仅存在于当下，亦由其所承袭的过去与面向可能的未来之责任所共同塑造。跨代际公民共同体向当下世代保持开放，承认对未来世代的责任，而又不将未来想象为已然被决定的存在。跨代际公民共同体这一观念，并不意指贯穿历史的封闭或有机的统一体。相反，它试图描述共同体生活本身的开放时间性结构。政治共同体通过传承、教育、制度、记忆，以及跨越时间以不对称方式联结诸世代的长远后果而持存下来。现代社会在技术上空前强大，但在哲学上和制度上往往囿于短期视野。跨代际性思维正是试图回应这种失衡。
您的回答非常富有启发性。您关于跨代际性的想法启发我们重新审视儒家的孝道思想，后者通过回溯过往世代，凸显了跨代际性的重要意义。这种贯通过去时代与未来世代的代际性哲学似乎很有意思，因为人作为此在，同时生活于过去、当下与未来之中。
刘梁剑、由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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