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那半张照片拍在县组织部档案室的台面上，自己都愣了一下。退休后头一回这么冲动。
韩婕扫了一眼照片，把文件推回来，说，此人不存在。
我说，1979年9月14日，我姐死在青石岭。
韩婕没抬头。她说，组织回复，勿再查问。
我走出那栋楼，手还在发抖。口袋里那张照片只有半张，背面写着三个字：林文龙。
三个老党员，入党介绍人都填的他。档案里，他只有一个代号：NA17。
而就在前天夜里，有人翻了我的家。桌上留了张字条，三个字：别再查。
01
退休手续办完那天，我坐在文化馆二楼办公室收拾东西。三十多年攒下的书和资料，装了四个纸箱。
最后一格抽屉里压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上印着“县妇联”三个字，落款是1979年。
我认得这个信封。明镜姐的东西，她牺牲后单位派人送回来的。
那天来送东西的是个年轻小伙子，放下箱子就走。我当时在厂里上班，等下班回来，箱子已经摆在堂屋八仙桌上了。
东西不多，几件衣服，两本书，一个笔记本，还有一卷用橡皮筋捆着的信。我没敢细看，把箱子原样锁进床底。
这一锁，就是四十多年。
我蹲在地上把箱子拉出来，木头边角磨得发白。打开盖子，樟脑丸的气味呛得我打了个喷嚏。
笔记本是红色塑料壳。封面上用钢笔写着“彭明镜”三个字，字迹工整，是明镜姐的笔迹。
我翻到最后一页，里面夹着半张照片。照片是从中间撕开的，边缘的毛茬还翘着。
上面是个年轻女人，穿白衬衫，头发扎成两个辫子，笑着站在一棵槐树底下。我看了半天才认出那是明镜姐。
她那时候大概二十四五岁，眼睛里还有光。我从来没见过姐姐那样笑。
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1979年9月14日。
下面还有三个字：林文龙。
我盯着那三个字，心里说不清什么滋味。明镜姐去世那年我才二十四岁，她带着我从县城搬到山区，又当姐又当娘。我从没听她提过这个名字。
天快黑的时候有人敲门。我收好照片去开门，梁长健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一瓶酒。
他说恭喜退休，路过进来坐坐。梁长健比我小十岁，在县里当了几十年中学教师，去年才退。我跟他算不上熟，只在文化馆活动上见过几面。
他坐下抿了口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文件袋，说，彭叔，这个东西你帮我看看。
我接过来，里面是一份入党申请书的复印件。申请人梁长健，介绍人栏填着两个字：文龙。
我问他是谁，他说自己入党那年二十五岁，介绍人叫林文龙，但他从来没见过人。
入党前他们在县党校学习了一个月，结业时填了表。介绍人栏是组织指定的，就这么填了上来。
我问他为什么现在拿给我看。梁长健说，前两天整理旧文件翻到这份复印件，想起来我姐当年也在妇联工作，兴许知道这个人。
我没什么可隐瞒的，把照片背面那三个字说了。梁长健愣了一阵，没想到我真认识林文龙。
梁长健走的时候，我把复印件留下了。晚上我坐在灯下，把笔记本从头翻到尾。明镜姐的字迹工整，但隔几页就有一行批注，像是另一个人后添的。
字迹潦草，笔画带锋。我对着光看了半天，跟申请书上“文龙”两个字确实对得上。
半夜躺下，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那张照片。姐姐跟我一起生活那么多年，从来没提过这个人。
第二天一早，我去县档案馆。
接待的人翻遍了索引，说没有林文龙这个名字。
我说会不会是登记有遗漏。
对方说，1979年前后的干部档案归到组织部管了。
我出了档案馆，站在台阶上晒太阳。口袋里还有一样东西，是昨天夜里从门缝里塞进来的。
一张手绘地图，画得很简单。一条公路，一条山路，终点画着个小房子，旁边用铅笔写着“林场”。
画的路线跟我从没去过的地方一模一样。我看了一会儿，把地图折好放进上衣内袋。
那个画地图的人，是谁。
02
我在县医院住院部三楼找到曾振。他比我小六岁，退休前是县医院外科医生，前年查出心脏病，断断续续住了几次院。
他躺在靠窗的床上，脸色发青，精神还算好。看到我进来愣了一下，让陪床的老伴先出去。
我说我来看你，顺便打听个人。曾振问是谁。我说，林文龙。
曾振的手在被面上停了停，慢慢缩回去。他说，你打听他干什么。
我说我姐留下的照片上有这个名字，我想知道他是谁。
曾振半天没说话，转过脸看窗外。
窗外一棵老榆树，叶子黄了大半。
他说，我们三个人的入党介绍人，填的都是林文龙。
但见过他的人，只有邓广进。
我问他什么意思。
曾振说，入党时介绍人要写材料，要证明申请人够格。
但他们的介绍人只通过信，没见过人。
组织说，林文龙同志在乡下工作，不方便来县里，材料就通过邮局寄到县委组织部。
我问信从哪儿寄出的。曾振说，老林场，邮戳上是青山林场。他说完就不肯再说了，闭上眼睛说自己累了。
我坐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是刚才临走时曾振从枕头底下摸出来塞给我的。他让我拿去看，看完了还给他。
信纸发黄，折痕处破了一角。内容不长，自我介绍之后写的是曾振的优缺点，说他踏实肯干、作风正派、有为民之心。落款是林文龙。
字迹跟明镜姐笔记本上的批注一样，跟梁长健那份复印件上也一样。
我离开医院时在走廊碰到曾振老伴。她叹口气，说昨天给曾振擦身子时，他嘴里一直念叨什么文龙文龙的。
出了医院，我直奔县档案馆旧址。那里现在改成了旧物仓库，堆着些积年的文件箱。档案馆的老高还认我，放我进去了。
我在一摞灰扑扑的登记册里翻了半天。
1979年县直机关单位人员台账，妇联名单里，彭明镜的名字在倒数第三行。
后面备注栏写着：9月14日，青石岭执行任务遇难。
旁边还有一行更小的字，被水洇得看不清。我凑近了辨认，依稀是“同行林文龙，下落不明”。
我攥着那本台账，手有点抖。
我问老高这是什么任务。
老高看了一眼，说这个是保密的，当年也没几个人知道。
他顿了顿又说，你姐那天是去送地质资料的，同行的还有一个人，那个人后来就不见了。
我问他同行的人是不是叫林文龙。老高说好像是，但也不确定，这份台账是后来补的，很多名字都涂掉了。
我说为什么涂掉。老高摇摇头，说那时候的事，谁也说不清楚。
当晚回到家，我发现门锁不对劲。我出门前锁了两道，现在锁舌收回去一半，门虚掩着。
屋里没什么大动静，但书桌抽屉开着，文件被动过，顺序换了。我姐的照片不见了。
我留在桌上的那半张照片，姐姐的旧照，被人拿走了。
抽屉里留着一张字条，钢笔写的：“别再查。”三个字端端正正，跟明镜姐笔记本上那个笔迹一模一样。
我站在桌前，肩上像压了块石头，半天没动。
我拨了派出所老周的电话。老周是我老同学，接了电话说，保国你退休了还折腾什么。我说家里进人了，丢了东西。
老周过来看了看，拍了照，做了记录。走的时候他说，保国，有些事过去就过去了，别查了。
我没吱声。
03
县城西街有间杂货铺，两间门面打通，货架从香烟排到酱油，什么都有。邓广进坐在柜台后面看报纸。
他比我大一岁，个子不高，脸上带着常年做买卖养出来的客气笑。我走进去，说买包烟。邓广进起身拿烟，我瞟了一眼柜台底下。
压着一个白底绿边的搪瓷缸，缸身印着一棵树，下面四个字：青山林场。
我拿了烟没急着走。我说老邓，跟你打听个人。邓广进脸上的笑收了收，说啥事。
我说，梁长健、曾振、你这几个人的入党介绍人，是不是都填的林文龙。
邓广进没承认也没否认。他把报纸叠起来放回柜台，隔了一会儿才说，你怎么问起这个了。
我说我姐临死前笔记本上写了这个名字，我想弄清楚他是什么人。
邓广进看着我，目光有点复杂。他说，我见过林文龙一面。
那是1980年秋天，他刚调回县城不久，厂里派他去青山林场送一批劳保用品。
在场部办公室见着一个男人，三十五六岁，左半边脸有一大片疤，像是烧伤的。
那男人话不多，问了问县城的情况就走了。
邓广进说，当时场部的人管他叫“卢师傅”。
后来去填入党表，组织上告诉他介绍人填林文龙。
他问了一句，介绍人姓林还是姓卢。
组织干事说别多问，填就是了。
我脑子里快速转了一下。1980年秋天，明镜姐牺牲后第二年。林文龙还活着，已经改名换姓叫卢师傅了。
我问邓广进，那个卢师傅后来怎么样了。邓广进说不知道，只晓得那人在林场干了几年，后来就不见了，再没人见过他。
出了杂货铺我走了一段又拐回去，站在街对面看着铺子门口发了会儿呆。柜台底下那个搪瓷缸，邓广进已经收走了。
第二天一早派出所老周来电话，说昨晚的事查了查，没什么线索，让我别折腾了。
老周说，上面有人提醒他，说我这个岁数了，别跟退休生活过不去。
挂了电话，我心里堵得像压了块铁。
正想着，梁长健的电话打进来了。
他说彭叔，昨天有个小年轻到家里来，问你这阵子在查什么，我说不知道，他就走了。
梁长健问我要不要报警。我说不用了，没事。
挂了电话，我在屋里转了几圈，掏出那张手绘地图摊在桌上。终点那间小房子旁边写着“林场”。
邓广进说林文龙在林场待过，曾振说信是从青山林场寄出来的，地图画的就是青山林场。
我决定明天一早去青山林场。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没睡着。窗外巷子里有一排路灯，黄光照在地面上，一截一截的，像切开的豆腐。
快到半夜的时候，我听见一阵脚步声从巷子那头响过来，到了楼下停了一会儿，又渐渐走远了。
我睁着眼睛躺到天亮。
04
县委组织部院子不大，门脸也不起眼，里面走廊倒是很深。我上次进这个院子，还是明镜姐牺牲那年，单位处理后事的时候。
我报上名字，说要查一位已故干部的档案。接待我的是个中年女人，灰色外套，桌上的名牌写着“韩婕”。
韩婕问我是谁的家属。我说彭明镜，1979年妇联的。她看了我一眼，说这位同志的档案已经归到档案馆了。
我说我去过档案馆，他们说要到组织部来调。韩婕沉吟了一下，说可以帮我查查，让我在楼下等着。
我在走廊里等了大概二十分钟。韩婕从楼上下来，手里什么也没拿。她说彭同志，1979年的干部名册里确实有彭明镜的名字。
我问她能不能查林文龙。韩婕脸上没看出什么表情，她说，这三个人的入党档案里，介绍人栏只有代号，没有名字。
我问什么代号。韩婕说，NA17。
我愣了一阵。什么叫NA17。韩婕说，就是编号。按规定介绍人栏只填编号的，一般只有一种情况，介绍人的身份属于不能公开的。
我掏出曾振那封信拍在桌上，问这个算什么。韩婕低头看了一会儿，把信推回来，说这个我不能看，你也不能留着。
她顿了一下，又说，前两天有人调阅过你的退休档案。我当时觉得奇怪。现在想来，应该跟你查的事有关。
外面有人不放心你。她说完站起来，意思是话说到头了。
我走出组织部大楼，太阳白晃晃的。院子里有个男人蹲在花坛边抽烟，看见我出来，举起手机朝我这个方向拍了一下，然后起身走开了。
我没有追。走出大门回头看了一眼，那人的背影已经消失在街角。
下午我在家把三份材料摊了一桌：梁长健的入党申请书复印件，曾振的介绍信原件，邓广进口述的1980年秋天。
三个人，同一个介绍人。
介绍人只有代号NA17。
曾振说信从青山林场寄出，邓广进说青山林场有个毁容的男人叫卢师傅。
地图上画的那间房子，指向同一个地方。
晚上九点多电话响了。我接起来，那头没有人说话。只有呼吸声，像隔着很远的水面，呼哧呼哧响了十几秒，然后咔嗒一声挂断了。
我握着话筒坐在沙发上，一直到半夜。窗外路灯下的梧桐树影子，被风拖得又长又歪。
第二天天没亮我起了个早，找了件旧棉袄穿上，把那半张照片的复印件叠好放进内兜，到车站搭上了去青山镇的早班车。
05
班车走了将近两个小时，到青山镇的时候太阳已经升起来了。镇子不大，一条街走到头也就十来分钟。
我在街上问了个卖菜的大婶，她说林场早就撤了，房子都空了，护林站在山腰上，沿着公路走到岔路口，往右拐进去两里地。
我沿公路走了四十来分钟，果然看见一个岔路口。路边的木牌子歪着，字迹斑驳，依稀能认出“青山林场”四个字。
往里走的路坑坑洼洼，两旁的杉树密密匝匝，把日头都挡住了。
走了大概二十分钟，前面出现一排房子。
木头墙，青瓦顶，门板斜挂着，院子里长满了齐腰的蒿草。
这就是当年的护林站。
我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风从山谷里灌进来，带着朽木和落叶的潮气。我绕到房子后头，墙角堆着烂木头，底下露出一只搪瓷盆。
我蹲下来，把烂木头一根根挪开。泥土里露出半张照片的边角，我扒拉出来，是半张黑白照片。
上面是个男人，三十多岁的样子，穿灰色工作服，头发有些乱。左半边脸有一大片疤痕，像是烧伤留下的。
我翻过照片，背面没有字。我站在原地，心跳一下一下擂在胸口。
这半张照片和我姐留下那半张，咬合处线条完全吻合。
我从内兜掏出复印的姐姐照片，两张拼在一起。照片上的年轻女人靠在男人身边，笑得明亮。男人微微侧着头，眉眼间带着些温和的光。
身后是一棵老槐树。
我蹲在墙角，手捏着拼好的照片，眼眶发酸。
身后传来一个声音，谁。
我猛地回头。一个年轻女人站在院门口，穿一件米色棉衣，手里提着一捆绳子。她看着我，目光警惕，又问了一遍，你是谁，在这儿干什么。
我站起来，把照片捏在手里。我说，我来找一个人，林文龙。
她表情变了一下，很快又压回去。她说，这里早就没人了。
我说我手里有张照片，是我姐的。她叫彭明镜。1979年，在青石岭牺牲的。
我看着她的眼睛。她沉默了很久，问，你是她什么人。
我说，我是彭保国，她弟弟。
她低下头，像是想了一会儿才开口：这里住过的人，叫卢德旺。是我爸。
我脑袋里嗡的一声。卢德旺。
邓广进说过，林场的人管那个毁容的男人叫卢师傅。
我吸了一口气，问她，你爸现在在哪儿。
她说，我爸三年前冬天走的。病死的。
我眼前发黑，扶着墙站了一会儿。她又问，你手里那张照片，能不能让我看一眼。
我把拼好的照片递给她。她低头看了很久，喉头动了动，把照片还给我，转身向院子门口走去。
她说，你明天到镇上小学来找我。我叫陈雅雯。
她走出院门停下来，没回头，说了一句话，语气很淡。那棵树，还在后山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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