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里的声音反复播了三遍。
翠平蹲在井台边洗红薯，水是凉的，手是抖的，红薯从指缝里滑下去，沉进水桶里，咕咚一声。
1987年秋。
台湾开放探亲了。
她扶着井台站起来，膝盖嘎嘣响了两下。
院子里那棵桂花树刚刚打苞，风一吹，闻不见香，只闻得见海腥味。
她站在树下，看了很久。
屋里传来女儿喊她吃饭的声音。
她没有应。
晚饭时，翠平只扒了两口稀饭。
余小燕问她是不是不舒服，她说没有，吃完了放下碗，去灶房刷锅。
锅底有一层柴灰，她用丝瓜瓤擦了一遍又一遍。
擦完了，她把锅盖扣回去，掀开米缸，又盖上，在灶间转了两圈，最后回到自己屋里。
床底下有一只旧木箱，她拖出来，吹了吹上面的灰。
箱子里有一卷泛黄的纸，她伸手抽出来，展开。
婚书上的墨迹已经洇得差不多了，只剩右下方那三个字，一笔一画老劲有力：余则成。
她搭着油灯看了半晌，手不由自主地抖了。
那一夜，她没睡。
第二天一早，翠平去了趟乡政府。
工作人员递给她一张表格。
她接过来看了看，姓名栏那一格，空着。
她攥着笔，没有犹豫，写下了“余则成”。
工作人员问：“这不是你的名字吧？”翠平说：“是我丈夫的名字。他去台湾了。”那人抬起头，愣了几秒，又低下去，像是想说什么，但到底什么也没说。
回到村里，消息已经长了翅膀。
隔壁林淑丽端着一碗酸菜过来串门，话里话外全是试探。
翠平一句也没接，只是低头择菜。
林淑丽讨了个没趣，走了。
晚饭后，翠平从木箱里抽出一根红头绳，把那只旧木匣捆好，放进包袱里。
余小燕从里屋出来，喊了一声妈，她没回头，说：“你的饭在锅里，自己热。”余小燕站在门框边，看着她忙活，半晌，问了一句：“你要去哪儿？”翠平没有回答。
第三天傍晚，乡政府的一个年轻人骑着自行车来到村口，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
他在院门口支住车，喊了一声：“翠平！你的信！”翠平正在灶膛前烧火，听到喊声，手顿住了。
她慢慢站起来，走到门口，接过信封。
年轻人的目光在她脸上停了一下，张了张嘴，没说出口的话像是被咽了回去，骑上车走了。
翠平把信封握在手里，摸了好几遍。
信封不厚，像只装着一两张纸。
上面的收件人只写了两个字：翠平。
她回到屋里，反锁了房门。
余小燕在外面拍门：“妈？谁来的信？”翠平没有应声。
她坐在床沿，指甲一点点挑开封口的浆糊。
信封里掉出一张黑白照片和一封信。
照片上是一座海港：码头，渔船，石阶，远处的山影。
她翻过照片，背面有一行字，是旁人的笔迹：“余则成托我带给翠平。他在金门，一切安好。”
翠平的手抖了一下，她努力稳住呼吸，放下照片，去拆那封信。
信纸折成三叠，展开来，上面只写着一行字。
那字歪歪扭扭，笔画有些颤，但她一眼就认出来了。
是余则成的字。
铅笔写的，像是手抖得厉害，写得很慢。
“我回来过，没敢进门。对不起。”
翠平把信纸看了三遍，看第三遍时，她开始掉眼泪。
眼泪掉在信纸上，把那行字洇得有些模糊，她赶紧用手去擦，擦不掉，又不敢再碰，怕越擦越花。
她用力把信纸攥在手里，贴在胸口，蜷着身子坐在床沿上，很久很久没有抬头。
窗外，天黑透了。桂花树在风里沙沙地响。
那天夜里很静，只有蛙鸣和不知哪里传来的狗叫声。
翠平坐在床上没有脱衣，就那样一直坐到天亮。
那封信用手绢包着，压在枕头底下。
她隔一会儿就伸手摸一摸，确认它还在。
天亮之后，她起来洗脸，像往常一样生火做饭。
稀饭咕嘟咕嘟在锅里翻泡的时候，她站在灶台前，用一种很轻的、几乎只有自己能听见的声音说：“我要去厦门。”
01
广播站那则消息播出去之后，村里像被搅了一池子水。
先是村口老槐树底下，几个妇女七嘴八舌议论。
再是供销社里，打酱油的、扯布料的人，凑在一起说起谁家亲戚在台湾找了回来，谁家等了三十年终于等回一封信。
话头传到翠平这边，她只是蹲在井台边洗红薯，一个字也没插。
但那天之后，她变了。
她不怎么出门了。
以前吃完晚饭，她还会到村口大柳树下坐坐，听听大家拉家常。
现在，天一擦黑，她就把院门栓上，坐在屋里就着煤油灯，翻那只木箱。
箱子里那卷婚书，她看了又看，看完了叠起来，又展开，再叠起来。
反反复复，像要把那张纸上的字刻进心里。
乡政府发了登记表的事，是余小燕先知道的。
那天她从镇上放学回来，路上碰到村主任，村主任说，你妈去乡政府领了张登记表。
余小燕当时没说什么，回到家，把自行车往墙根一靠，进了灶屋，看见翠平正在择菜。
“妈。”余小燕站在灶台边，盯着她娘的背影，“你去乡政府了？”
翠平没抬头，把菜叶一片一片捋下来，说：“嗯。”
“你去填那个干什么？”余小燕的声音压得很低，“那是去探亲的登记表。”
“你爹在台湾。”
余小燕一下子没接上话。
翠平把择好的菜放进盆里，站起来，打开水缸舀水。
水从缸沿溅出来，打湿她的鞋面，她没有擦，端着盆回来，又开始洗菜。
洗着洗着，她忽然说：“我这辈子，就结过一次婚，没有离过。”
余小燕愣了好一会儿。
她知道她娘差点被说媒改嫁，那是她很小的时候，邻村来了个丧偶的篾匠，托人说合。
翠平站在院门口，听了半天，只说了一句：“我有男人。”那人走了。
之后村里再没人提过。
余小燕站在灶间里，看着她娘的背影，终是没有再说什么。
夜里，余小燕起来上厕所，路过翠平的屋门，听见里面有响动。
她凑近门缝，看见她娘坐在油灯前，面前摊着一张白纸，手里握着笔。
纸上写满了字，她写得很用力，一笔一画刻进去一样。
余小燕定睛一看，是同一个名字，写了七八遍：余则成，余则成，余则成。
翠平写完了最后一笔，放下笔，看着满纸的名字，沉默了好一会儿。
她伸手，把那页纸折起来，没有放进木箱，而是叠成一个方块，塞进了衣兜里。
余小燕退了回去，靠在自己房间的门板上，心口突突地跳。
第二天早上，翠平到灶间做早饭，看见了余小燕，神色寻常，问：“今天早上吃什么？煮粥还是下面？”好像昨晚什么都没发生过。
余小燕嘴上应着“下面吧”，眼睛却不由自主地往她娘的衣兜那里瞟了一下。
那几天，村里的议论越来越多了。
有人说翠平疯了，六十几岁的人了，那个去了台湾的丈夫，怕是早就在那边成家了。
有人说翠平是想去分家产，听说台湾人都有钱，个个都开了汽车。
林淑丽听到这些话，撇撇嘴，说：“你们可别乱编排翠平，她不是那样的人。当年她一个人拉扯孩子，多少苦都咽下去了。你见她跟谁诉过苦？没有。”
翠平在院子里晒棉被的时候，林淑丽又来了，端着半碗腌萝卜。
她进门，把碗往灶台上一放，说：“我今天去镇上供销社，听人说，探亲的表格交上去，上头要是批得快，两三个月就能见着人了。”
翠平拍被子的手停了一下，又继续拍起来。她没回头，说：“哦。”
林淑丽走近两步，压低了声音：“翠平，你说实话，你那个男人，他在台湾到底怎么样？有没有给你带过信？”
翠平拍被子的动作彻底停了。她转过身，看着林淑丽，嘴角动了动。过了好一会儿，她说：“他要不是还活着，我这张登记表填给谁看呢？”
林淑丽没有接话。
那天晚上，余小燕放学回来，在灶间吃饭。
翠平坐在对面，夹了一筷子咸菜放进碗里，搅了搅，没有吃。
她忽然开口，声音不高不低：“小燕，你帮我写个地址。厦门港务局。”
余小燕的筷子停在半空：“妈，你到底要做什么？”
翠平低头看着碗里的粥，说：“我去找他。”
“你怎么找？”余小燕的声音一下子拔高了，“厦门那么大，你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就凭一张去年的照片？”
“他说他回来过。”翠平的声音没有起伏，“他回来看过我，没敢进门。那我就不去找他了，我去等。”
余小燕哗啦一下把筷子拍在桌上：“妈！你……”
她气得满脸通红，嘴唇直抖，但后面那句话，始终没有说出来。
翠平看了她一眼，那种目光很平静，却让余小燕心里发凉。
翠平没有再说话，端起碗，把粥喝完了。
余小燕坐在那里，看着空碗，声音低下来：“妈，你就这么想去？”
翠平放下碗，用袖子擦了擦嘴，站起来去刷碗。
她把手伸进锅里的热水里，泡了好一会儿，才说：“我今年六十四了。再不去，我怕是再也找不到他了。”
那夜，翠平在灯下写了一张字条，折好，放进衣兜里。字条上写着一行工整的字：“我去厦门了，找到了就写信回来。找到了就回家。”
她想了想，又在末尾加了一句：“你在家好好的。”
她把字条压在堂屋的桌面上，用一只大白碗压住碗边。站了一会儿，她转身回屋，吹熄了油灯。
02
那盏油灯吹灭之后，屋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翠平躺在床上，屋外有风，吹得窗户纸呼嗒呼嗒响。
她闭上眼睛，黑暗里浮起来的是四十几年前的旧事。
1949年那年的深秋，比今年冷得多。
那天晚上，余则成从码头回来。
他进门时浑身湿透，鞋上全是泥。
翠平正坐在灶前补衣裳，抬头看见他，吓了一跳。
他站在门口，提着一个小包袱，那个包袱瘪瘪的，装上几件单衣裳就不剩什么了。
他说：“船在后港，我得走了。”
翠平的手一抖，针扎进指腹，冒出一颗血珠。
她没有叫，低下头，把那颗血珠在裤子上蹭了蹭。
她站起来，去灶膛里摸了两块烤红薯，用一块布包好，塞进他的包袱里。
红薯是晚上做饭时埋在灰里的，还是热的。
他伸手去接，碰到她的手，两个人都没有动。
停了好一会儿，他说：“翠平，我这一去，不知道几年能回来。”
她说：“活着就好。”
他往门口走了两步，又停下来。
他转过身，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掰成两半。
是半枚铜钱。
他把其中一半放进她的手心，说：“这半边我带在身上，来日团圆，对上就是一家人。”
她低头看着手里那半枚铜钱，边缘粗糙，钱孔上系着一截红头绳。
她把它攥在手心里，硌得生疼。
他站在门口，看了她一眼。
那一眼，长得像一辈子。
他顺着门框迈出去，脚步声很快被巷子口的风吞掉了。
她追出两步，站住了。院子里那棵桂花树正开着花，风一吹，花瓣落到她的肩上。她站在那里，看着巷口。黑漆漆的，一个人影也没有了。
她回到屋里，桌上留着一卷纸。
她展开，是她当年嫁过来时，两家写下的婚书。
纸张已经泛黄，墨迹还算清楚。
右下角，多了一个名字，是他临走前重新蘸墨写上的：“余则成”。
三个字，笔笔用力，最后一笔拖得长。
像是人已经走了，那个名字还在纸上站了好一会儿，张望着什么。
翠平没有哭。她把婚书叠好，放进木箱最底下。
那之后的日子，过得很快，又过得很慢。
她学会了一个人挑水，一个人劈柴。
地里的活，能干的她干，干不了的，咬咬牙也干了。
第二年春天，她发现自己有了身孕。
那年秋天，孩子出生，是个丫头，脐带绕颈，生下来就没气。
她抱着那个小小的软软的身子，坐了一整夜。
天亮的时候，她把孩子裹好，埋在了桂花树下。
那之后不到半个月，她在镇口的河边看到一个竹筐。
筐里有个女婴，冻得脸发青，连哭声都弱得很。
她抱起来，看到女婴裹布里有一把银锁，银锁上刻着一个字：余。
她站在河边，风很大，她把女婴裹紧，贴在怀里，抱回了家。
取名余小燕，取的是他走那年春天，梁上落下来的一只燕子。
她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那个早夭的孩子。连余小燕也不知道。
那些年，政策紧的时候，村里开过大会，批判逃到台湾的人。
有人问翠平，你那个男人是不是也跑了。
翠平不答话。
问急了，她就说一句：“我不识字，听不太懂你们说的。”她真的不识字，余则成走之前，教她认过自己的名字。
翠平两个字，她学会了。
余则成三个字，她也学会了。
因为她觉得名字认得多了，哪天他来信，她好知道是谁写的。
后来村里给她出过证明，说她是军属，男人被抓了壮丁。
她也不争辩，不点头，不摇头。
就那么安安静静地过着日子。
喂鸡，种菜，养女儿，卖鸡蛋攒钱。
每年深秋，桂花落尽的时候，她会到院子里的桂花树下坐一会儿。
什么也不做，就坐着。
那个时代，很多事说不得。她也不说。她只是把日子一天一天地过下去。过到1987年，她六十四岁。
那夜，翠平躺在床上，这些旧事像是柜子里压了多年的衣服被翻了出来，一件一件摊在眼前。
她翻了个身，窗外隐约传来海浪的声音。
这个村子离海边不远，海风一吹，那股咸腥味儿就飘到枕头边。
她闭着眼，那半枚铜钱一直攥在手心里，硌得她没有睡意。
天快亮的时候，她终于眯了一会儿。
梦里，又是那个巷口。
他站在桂花树下，手里拿着一枚铜钱，朝她笑。
她跑过去，刚要碰到他，他就不见了。
她醒过来，枕头湿了一小块。
03
第二天吃过早饭，翠平把那封压了一夜的信又看了一遍，然后叠好，放回牛皮纸信封里，再用一块蓝布包起来。
她把它和半枚铜钱放在一起，收进木箱。
做完这些，她换了件干净的衣裳，出门去了乡政府。
乡政府的办公室不大，一张木头桌子，两把椅子，墙角堆着一摞旧报纸。
管登记的年轻人姓丁，管她叫大娘。
他接过翠平递过来的登记表，看了一眼，眉头皱起来：“大娘，这姓名栏您怎么填的是个男名？”
翠平说：“这是我要找的人。”
丁同志又看了看表格，抬头问：“您是户主？”
“是。”
“那您跟他是什么关系？”
“夫妻。”
那个“夫妻”两个字说出来，声音不大，却清清楚楚。
办公室里有另外两个干部，都抬起头看了她一眼。
翠平站在那里，腰板挺得很直，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
丁同志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说：“大娘，您先回去等消息吧。我们去查一下。”
翠平点了点头，转身走出办公室。
阳光照在她身上，她把布包挎在手臂上，一步一步地走了出去。
走到门口，她又折回来，对丁同志说：“同志，麻烦你帮我查的时候，写他名字的时候，别写错了。是余则成，剩余的那个余，则成的则，成功的成。”
丁同志点头：“我记住了。”
翠平走了。
办公室的门在她身后掩上了。
房间里沉默了好一会儿，另一个干部说：“刚才她报的那名字，是余则成？怎么听着耳熟？”他们相互看了看，一时没有接上话。
翠平回到村里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
她进院子，放下布包，洗了洗手，开始做饭。
灶膛里的火烧起来，烟雾从烟囱里升上去，被秋风吹散。
她蹲在灶前，往灶膛里添柴，火苗窜起来，照亮她的脸。
她想起那年余则成走的时候，她也是蹲在灶前，往他包袱里塞了两块红薯。
下午，村口又有人在议论什么。
这次翠平听清了，有人说：“两岸开放了，只要是早年过去的，都可以回来看亲人。但是得先确认身份，确认了才发手续。”还有人接话：“那翠平她男人要是真在台湾，这后半辈子可算熬出头了。”
翠平正在院子里收衣裳，手一顿，又继续收。木杆上晾着两件衣裳，一件她的，一件余小燕的。她把衣裳叠好，放进柜子里，关上门。
傍晚，林淑丽又过来了。
这次她手里没有端碗，搬了一张小板凳，坐在翠平旁边，两个人一起剥毛豆。
林淑丽剥了两颗，忍不住开了口：“翠平，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怎么想的？他要是真在台湾，还能回来？”
翠平没有停手，剥一颗，丢进盆里，剥一颗，丢进盆里。她说：“回不回来，我总得知道他在哪儿。”
“那要是……他在那边组建了家庭呢？”
翠平的手停了一下。过了一会儿，她继续剥毛豆，声音平淡：“他要是组建了家庭，我就去看看他过得好不好。看一眼我就回来。”
林淑丽看着她，张了张嘴，终究没有再说下去。
毛豆剥完了，翠平端盆站起来。
林淑丽也站起来，拍了拍裤腿，走到院门口时，又回头看了翠平一眼。
翠平蹲在灶台边，正在倒水。
林淑丽想了想，说：“翠平，你要是真去厦门，缺路费的话，跟我说一声。”翠平没有回头，声音从灶台那边传过来：“不用，我攒了钱。”
那天晚上，翠平从木箱里拿出一只铁皮饼干盒，里面有一沓零零碎碎的钞票，是她这些年卖鸡蛋、卖菜、给镇上饭店帮工攒下的。
她数了一遍又数一遍，把钱叠得整整齐齐，重新放回盒子里。
她坐在灯下，看着那只饼干盒，慢慢挺直了腰板。
04
第二天下午，余小燕从学校回来，把自行车支在院墙边，进门时脸上不太好看。
翠平正蹲在院子里剁白菜，见了她，说：“饭在锅里。”余小燕没接这个话，把书包往桌上一放，走到院子里，站在她妈面前。
“妈，今天有人问我，说你填了那个登记表，是不是要去找那头的男人。”余小燕顿了顿，“妈，你知道人家怎么说你吗？”
翠平没有抬头，继续剁白菜。刀落在菜板上，哒，哒，哒。余小燕的声音有些急切：“他们说你是财迷了心窍，想去找那边的老头子分家产！”
翠平手里的刀停了下来。她抬起头，看了余小燕一眼，说：“我找你爹，是要分他的家产？”
余小燕被她这一问噎住了。
翠平又低下头去剁菜。
余小燕站在那里，过了好一会儿，声音低下来：“妈，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怕你……你去了那边，要是找不到他，怎么办？”
翠平没有说话。
“你都六十四了，一个人跑那么远，去了连个认识的人都没有。”余小燕越说越小声，“你让我在家里怎么放心？”
翠平放下刀，站起身来。
她走到水缸边，舀了一瓢水，洗了洗手。
她转身看着余小燕，说：“小燕，我跟你爹结婚的时候，是1946年。1949年他走了。他走的时候跟我说，来日团圆。我这一等，等了三十八年。你让我跟你说我为什么想去？我就是想当面问问他，那年来过村口，怎么没有进来。”
余小燕一下子怔住了：“他……来过？”
翠平没有接口。
她转身进灶间，把一盆菜倒进锅里，滋啦一声响，油烟腾起来，模糊了她的背影。
余小燕站在原地，站了很久。
她想了一会儿，终于明白她妈那句话的分量：他来过村口，但没进家门。
那顿晚饭吃得很沉默。
翠平照例只吃了一碗粥，余小燕也吃得很少。
碗筷收下去之后，余小燕坐在堂屋里批改学生的作业本，批了两本，心神不宁，放下笔，走到翠平屋门口。
翠平坐在床沿，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听见脚步声，把东西放回木箱，合上了盖子。余小燕站在门口，问：“妈，你刚才在看什么？”
翠平没有掖着藏着，她说：“一把锁。”
“什么锁？”
“你小时候襁褓里裹着的银锁。”
余小燕愣了一下。
她只知道自己是翠平捡来的，这是她从小就知道的事，村里人也说过。
但她从来没有看过那把锁。
她动了动嘴，还是问出了口：“妈，那把锁……跟我爹有什么关系？是不是上面有什么记号？”
翠平沉默了好一会儿，说：“锁上刻着一个余字。”
余小燕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余？那不是……”
“是。”翠平点了点头，“所以我给你取名小燕。余小燕。他姓余。”
余小燕站在门口，仿佛被这句话钉住了。
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那个从未见过面的爹，余则成，居然可能和她襁褓里的银锁有关系。
但她很快又反应过来，银锁上刻着余字，也未必就是她的亲生父亲姓余。
她正想着，翠平又开口了。
“小燕，你听好了。那锁不是你的亲生爹娘留下的。”翠平的声音不高，但一个字一个字说得很清楚，“你是我在镇口河边捡来的。裹布里只有那把银锁，刻着一个余字。我不知道你亲生爹娘是谁，可能姓余，也可能不姓余。但既然锁上刻了余，我就当你有一半是我们余家的人。”
余小燕的眼眶一下子红了。
她二十岁那年，有人跟她提相亲，介绍人问起她的出身，她支吾了几句。
后来她考上师范，改了户口，才渐渐没有人再追着这件事不放。
但她心里始终有一根刺：她不是亲生的。
她怕翠平心里也有一根刺，怕她妈想去台湾，其实是想去找亲生的孩子。
原来不是。
翠平从木箱里拿出那把银锁，放在手心里。银锁已经发黑，上面那个“余”字却还看得清。翠平递过去，说：“你拿着。这是你的东西。”
余小燕伸手接过去，握在手心里。
银锁硌着她的掌心，带着一股凉意。
她低下头，看了很久。
然后她说了一句：“妈，你要是真去厦门，我陪你去。”翠平摇了摇头：“你去上课。我自己走。”
“妈——”
“你在家等我。”
余小燕站在门口，攥着那把银锁，没有再说出话来。
05
第三天傍晚，乡政府的人来了。是那个丁同志，推着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个黑色公文包。他在院门口停下，喊了一声：“翠平大娘，在吗？”
翠平正在堂屋里缝布包。
听到喊声，她放下针线，走到门口。
丁同志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她：“大娘，这是组织上让我捎来的。您的材料，我们报上去了，上面查了一下，给您回了封信。”
翠平接过信封。她看了那个信封好久，才开口问：“是……什么信？”
“我没拆，您自己看吧。”丁同志顿了一下，“对了，上头说，如果您要办手续，可能得本人去一趟厦门。具体的事，信里都写着。”
翠平点了点头。
丁同志骑上车走了。
翠平站在门口，手里捏着那个信封，心里有什么东西揪住了她。
她转身进屋，关上房门。
余小燕还没有放学。
屋里很静，能听到柜上的座钟在滴答滴答响。
翠平坐回床沿。
她没有马上拆信，先把信封翻来覆去看了看。
信封上只有“翠平”两个字。
她慢慢撕开封口，手有点抖。
里面有一张折叠的信纸和一叠材料。
她先抽出信纸，展开。
信纸上的字很工整，像是公家人写的。
大意是说，经查，余则成，男，福建籍，1949年前往台湾，1985年在金门病故。
翠平看到“病故”两个字，瞳孔猛地一缩，拿着信纸的手开始颤抖。
她接着往下看。
信中附了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金门的一处墓地。
她翻过来，照片背后贴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一行字：“余则成墓，金门县，1985年立。”这一次，翠平没有哭。
她把信纸放在膝上，把照片翻正过来，反复地看那座墓碑。
碑上刻着几个字：余则成之墓。
她看了很久很久，然后慢慢地把照片收起来，夹进信纸里。
她坐在床沿上，一动不动。
窗外的天一点点暗了下来。
她没有开灯，也没有做饭。
直到余小燕骑车回来，推门进屋，看见屋里黑着，喊了一声“妈”，翠平才动了动。
她应了一声：“哎。”
余小燕摸到门口，拉开灯。
她看见她妈坐在床沿上，面前摊着一封信。
余小燕走过去，看到信纸上的字：“余则成，1985年，金门病故。”余小燕的手一抖，扶住她妈的肩膀：“妈……”
翠平没有抬头。她只是慢慢地说了一句：“他1985年就走了。去年。”
余小燕说不出话。她蹲下来，双手扶住翠平的膝盖，看着她妈的脸。翠平的脸上没有眼泪，只是很平静地坐着。平静得让人觉得害怕。
过了很久，翠平又说了一句：“200字，信上说。他已经死了。”
余小燕的心被攥紧了：“妈，这信上怎么说的？他现在葬在哪儿？信里有没有写？”翠平没有回答，而是把那张照片拿起来，递给她。
余小燕接过去，翻过来，看见那张小纸条：金门县，1985年立。
“金门……”余小燕轻声念了一遍。
翠平说：“我想去。去金门看看他的坟。”
余小燕沉默了很久。
她当然知道，金门不是想去就能去的。
就算探亲开放了，手续也不是一天两天能批下来的。
她开口：“妈，好，我陪你去办手续。你要去，我们就去。”
翠平终于抬起头，看着女儿。
她的眼眶有些红，但眼泪始终没有掉下来。
她说：“小燕，信上还说，他托人带了一句话。你爹那句话……”她停住了。
余小燕问：“什么话？”
翠平从那封信底下抽出一张又薄又黄的纸片。
那纸片一看就不是这一两年的东西，边缘发毛，折痕很深。
她把它展开，递给余小燕。
纸上只有一行字，铅笔写的，由于时间久了，已经有点模糊，但还能认出来：“我回来过，没敢进门。对不起。”
余小燕看完，愣了好一会儿。她抬起头，看着她妈的脸。翠平一直盯着她：“这是他的字。我认得。他来过村口。他回来过。”
余小燕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翠平却没有哭，她从女儿手里接过那张纸片，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我去办手续。”她说，“去金门。”
那一夜，翠平没有吃饭。
她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直到天亮。
那封信，她看了一遍又一遍。
她记不清自己看了多少遍。
只知道后来那些字都好像刻在了她的眼皮上，一闭眼，就浮出来：病故。
1985年。
病故。
他1985年就没了。
可他的魂魄还记着要回来。
回来看她一眼，不敢进门。
她在心里默默对那个不在的人说：余则成，你回都回来了，怎么就不推门进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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