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腊月，西北黄土梁子林场。
零下二十度的地窝子里，一个哑巴姑娘蜷在墙角，冻得嘴唇发紫，一声不吭。
我把唯一的棉袄搭在她身上。
她没说话，连眼皮都没抬。
第二天一早，我推开门，门口整整齐齐叠着一件破棉袄——正是我那件。
上面补丁摞着补丁，却洗得干干净净。
她没露面。
之后八年，她没叫过我的名字。
一次都没有。
我却把最后一个回城名额塞进她手里。
车开走那天，她在车窗上写字：等我。
我等了三年。
等到她穿军官大衣出现在我面前。
旁边跪着马小军。
他手上那封信，是我三年前写给她的。
01
1975年冬天，西北的风像刀子。
我扛着铁锹从后山下来，脚上那双解放鞋已经磨穿了底，冻得脚趾头发麻。风灌进领口，冷得我直缩脖子。
孙敬堂站在食堂门口冲我招手，脸色不大好看。
“小徐，过来一下。”
我走过去，他把烟屁股扔地上踩灭，压低嗓子：“去后山看看，新来了个人。”
“什么人？”
“上头安排的，叫肖玉兰。”他顿了顿，“是个哑巴。”
我愣了一下。林场这些年人来人往，但孙敬堂从没这么郑重其事地交代过。
“女的？”
“嗯。”
“多大了？”
“不知道。”他叹了口气，“来路我也不便多问，你给她安排个住处就行。”
后山的地窝子黑灯瞎火。我掀开棉帘子，一股霉味扑过来。墙角蜷着个人影，缩成小小一团。
走近了才看清是个姑娘，瘦得颧骨高耸，头发乱糟糟地糊在脸上。
一件灰扑扑的棉袄套在身上，补丁摞了好几层。
她听见动静，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让我心里一紧。
不是害怕，不是求助。是那种被踩了无数次之后，剩下的死灰。
我蹲下来，把手里捧着的烤土豆掰成两半，递过去。她没接，盯着那半块土豆看了很久，像在确认眼前这个人是不是真的。
我没催，就那么蹲着，手一直伸着。地窝子里冷得要命，呼出的气都凝成白雾。
过了大概有一支烟的工夫，她终于伸出手，接过去。
动作很慢，指尖碰到我手心的时候，凉得吓人。
我指了指那张木板床，又指了指自己挂在墙上的棉袄：“你先住这儿，明天再说。”
她没回应。
我转身要走，想了想，又把棉袄脱下来搭在她身上。她瘦得撑不起那件袄子，整个人缩在里面，像个裹在大人衣服里的小孩。
那一夜的风声大得像狼嚎。
我躺在男知青宿舍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那双眼睛。死灰一样的眼睛，却偏偏让人忘不掉。
第二天一大早，我端着热粥去地窝子。掀开帘子，没人。粥碗放在床头，已经凉透了。
我正纳闷，低头看见自己门口整齐叠着一件棉袄。就是我昨晚搭在她身上那件。上面还带着她身上的体温，叠得方方正正，边角都对得整整齐齐。
我四下张望。
晨雾里，一个瘦小的影子正弯着腰在柴堆旁劈柴。
她穿着那件灰棉袄，动作生硬，一看就不熟练。
斧头举过头顶，砍下去，木头歪到一边。
她咬着嘴唇，重新摆好，再砍。
肖玉兰。哑巴。
这两个字在嘴里嚼了嚼，我没出声。林场的生活枯燥得像一块干馍馍。知青们白天扛活，晚上窝在宿舍里打牌吹牛。肖玉兰不参与任何人的热闹。
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扫地，挑水，劈柴。
干完活就窝在地窝子里。
谁找她说话，她都低着头不搭理。
有人给她扔脏话，她也当没听见。
时间长了，大家也就不自讨没趣了。
只有我还留意她。不是因为她可怜。而是每次我路过她迎面走来，她都会侧身让开，垂着眼皮，肩膀微微缩着。那是被打怕了的人才有的姿态。
我懂那种姿态。我爸被打倒那年，我也是这样。不敢看任何人的眼睛，不敢让人注意到自己。缩着，躲着，活下去。
有一回，我扛着锄头去后山，远远看见她蹲在小溪边洗衣服。
水是山上化下来的雪水，冷得刺骨。
她把袖子卷到胳膊肘，手冻得通红，洗一下，往手上哈一口气，再洗一下。
我走过去，在她旁边蹲下来。
“水太凉了，回去烧点热水洗。”
她抬起头看我，没说话，也没点头。
“算了。”我把锄头放下，蹲在她旁边，伸手帮她拧衣服。她愣住了，手里的衣服掉进水里。我把衣服捞起来，拧干，放进盆里。
她看着我的手，眼圈慢慢红了。那一刻我没多想，就是觉得一个姑娘家，不该遭这份罪。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她洗的那件衣服，是她的，上面沾满了血迹。
02
腊月二十三，过小年。
食堂里难得炖了一锅肉，知青们围在一起喝酒划拳。
肉香混着酒味，满屋子都是热腾腾的雾气。
马小军端着酒碗站起来，冲大家吆喝：“都满上！今天高兴，咱们来玩个游戏。”
大家起哄，问他玩什么。马小军朝角落里看了一眼，咧嘴笑了：“让那个哑巴姑娘过来敬杯酒，祝咱们新春快乐。”
所有人都看向肖玉兰。她坐在最角落，端着碗白饭，正一口一口地嚼。她吃得慢，每一口都嚼很久，像是在品什么山珍海味。
马小军走过去，把酒碗往她面前一推：“来，敬大家一杯。”
肖玉兰没动。“聋了？”马小军提高嗓门，“叫你敬酒，听不懂？”
她还是没动。
马小军的脸色涨红了。
在这么多人面前下不来台，他面子上挂不住。
他伸手去抓她的手腕：“你一个哑巴，要不是林场收留你，早饿死了！”
就在他的手要碰到肖玉兰的时候，她忽然站起来。
动作快得不像一个柔弱的姑娘。酒碗被她撞翻，酒水泼了马小军一身。她推开他，往门口跑去。
“站住！”马小军恼羞成怒，抄起酒碗砸过去。碗砸在她后背，碎瓷片子洒了一地。她一个趔趄，撞在门框上，咬着嘴唇，没回头，跑了出去。
屋里安静了几秒。有人小声劝马小军：“算了，一个哑巴，别跟她计较。”马小军骂骂咧咧地坐回去，脸上青一阵白一阵。
我坐在角落，手里的筷子一直没动。
那个碗砸在她背上的声音，在我脑子里响了很久。
我起身往门口走。
马小军在背后喊了一句：“怎么，你也心疼哑巴了？”
我没回头，推门出去了。
外面冷得要命。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我摸黑走了好远，终于在后山的土坡下找到她。她蹲在枯草堆里，肩膀抖得厉害。没哭出声，她发不出声。
我把棉袄脱下来披在她身上，在旁边坐下来。谁都没说话。月亮挂在树梢上，白惨惨的。
大概坐了一个小时，她的肩膀终于不抖了。她转过头看我，眼睛红肿，嘴唇干裂。她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但口型我看懂了：谢谢。
我摇摇头。她忽然伸手，握住我的手腕。力气不大，却握得很紧。然后她松开手，站起来，转身走了。
我低头看手腕，上面还有她手掌的温度。那一握，什么都没说，又像什么都说了。
回到宿舍，马小军已经醉成一滩泥。有人问我去了哪儿，我没说。躺到床上，脑子里全是那个瘦小的背影。
第二天早上，食堂里大家正喝粥。马小军进来了，脸上多了一道血印子。有人问他怎么了，他说：“昨晚摔了一跤，撞到石头上了。”大家没多想。
只有我看见肖玉兰低头喝粥的时候，嘴角动了一下。那是一种极淡的笑意，一闪而过。
我低下头，端着碗的手有点发抖。这姑娘，有仇必报。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我路过马小军的宿舍，听见他在里面跟人说话：“那个哑巴，早晚我得收拾她。”另一个声音问：“怎么收拾？”
“她有把柄在我手里，我知道她是从哪儿来的。”
我停下脚步，心跳漏了一拍。
“她是从省城来的，有人把她送到这儿躲事儿。”马小军压低声音，“她家里不是一般人，但这事儿不能说出去，传出去麻烦。”
我没再听下去，转身走了。心里翻江倒海。
肖玉兰，你到底是谁？
03
开春以后，林场开始准备防火工作。
这片林子有上万亩，入春风大，火是最怕的。
孙敬堂挑了一队人巡山，肖玉兰被安排在后坡段。
马小军负责协调调度，他故意把最难走的沟壑段划给肖玉兰。
“她走得动，别小看哑巴。”他笑着说。
我心里不舒服，但没说什么。
肖玉兰没拒绝，背起工具包就上山了。
她体力确实好，一个瘦瘦小小的身板，翻沟越壑比男知青利索。
我在后边跟着，好几次差点追不上。
午休的时候，我们坐在一棵老槐树下。
我从兜里掏出两个馒头，递给她一个。
她接过去，掰开，一半塞进嘴里，一半放回我手里。
我愣了一下：“你吃吧，我有。”
她摇头，坚持把那一半塞给我。
然后她低下头，小口小口地啃馒头。
阳光透过树叶洒在她脸上，我终于能好好看看她。
皮肤粗糙，手上全是裂口，但眉眼之间有一种藏不住的东西。
那种东西叫气质。我在这片林场待了八年，看人的眼光还算准。
她不是普通人家的姑娘。
走的那天，天快黑了。我们收拾东西准备下山，忽然有人大喊：“后山冒烟了！”
所有人冲过去。
火不大，是有人在坡下烧枯草，风一吹把旁边干柴引着了。
但林子里的枯草太密，一旦蔓延开来，整片山都可能烧起来。
马小军慌了：“快去拿灭火的！”
谁都没想到，第一个冲上去的是肖玉兰。她脱下棉袄，冲进火场边砸边拍。火星溅到她手上，她咬着牙，一声不吭。我们几个人也跟着一起扑火。
折腾了将近两个小时，火终于扑灭了。
肖玉兰的双手全是水泡，棉袄烧出了好几个洞。
她蹲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头发焦了一半。
我走到她面前，蹲下来，看着她的手。
她抬起头，冲我笑了一下。
那个笑容里没有恐惧，没有委屈。只有一种“我做了我该做的”坦然。
那一刻我知道，她不是弱者。她只是还没找到开口的理由。
我拉她起来的时候，她疼得倒吸一口凉气。
我低头看她的手，水泡破了，肉露出来，红得刺眼。
我拉着她去卫生室，一路上她没吭声，只是跟在我身后，脚步很稳。
卫生室的老吴给她上药，她咬着嘴唇，额头上全是汗，愣是没发出一点声音。老吴看了我一眼：“这姑娘，能忍。”
我没说话。心里却说，她能忍的东西，远比这多得多。
那段时间，我开始留意她的一切。
她吃饭的习惯，走路的姿势，干活时的神态。
我渐渐发现，她身上有很多和我一样的东西——我们都是被命运扔到这里的人，都在等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机会。
但不同的是，她好像比我知道得多。
她知道怎么在林子里辨识方向，知道哪种蘑菇能吃，知道怎么用树皮编绳子。
这些东西，不是一天两天能学会的。
她身上有太多秘密。
有一天晚上，我坐在宿舍门口抽烟。马小军走过来，在我旁边坐下。
“徐明，你知道吗？”
“知道什么？”
“那个哑巴，不该在这儿。”他压低声音，“她是从省城来的，她家有人在上面。”
“你怎么知道？”
“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他冷笑，“你离她远点，别给自己惹麻烦。”
他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了，站起来走了。
我坐在那儿，烟头烧到手指才回过神。
那一夜，我没睡着。
04
春去秋来，日子就这么过着。
四年过去了。我习惯了有肖玉兰的日子。说“日子”有点奢侈，更像是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多了一个能坐在一起不说话的人。
我们在后山坡上刨出一小块菜地。她种辣椒，我种茄子。收获的秋天，她摘了一捧红辣椒，用干草穿成串，挂在我门口。我笑她：“我又不吃辣。”
她比划了半天，我没看懂。她急得跺脚，在地上写：拌酱油吃，香。
后来我真试了。确实香。那串辣椒我吃了整整一个冬天，每一口都辣得冒汗，但心里暖烘烘的。
这四年里，她救过我两次命。
一次是林子里碰上一头野猪，她把我推到树上，自己躲进荆棘丛里，扎得一身血。
一次是山洪暴发，我摔倒差点滑下悬崖，她死死拽住我的手腕，指甲掐进我肉里。
我欠她的，早就数不清了。
1981年春天。
上头通知，林场要裁撤，知青可以申请回城。但名额有限，整个林场只有一个指标。这消息一出来，所有人都疯了。
马小军第一个来找我：“徐明，这个指标肯定是我。”
“凭什么？”
“凭我爸是厂里的干部，凭我根正苗红。”
我没说话。他冷笑：“你一个黑五类子弟，也想回城？做梦。”
他走了以后，孙敬堂来找我。他坐在我床边抽烟，一根接一根地抽。烟雾缭绕，呛得我直咳嗽。
“小徐，我跟你说句实话。”他压低声音，“这个指标，林场已经内定了给马小军。”
“为什么？”
“因为他父亲给上头打了招呼。”孙敬堂叹了口气，“除非……你的表现比他好太多，大家投票的时候，你才能翻盘。”
投票？这倒是个机会。
肖玉兰不能参加投票。她是“非编制人员”，没有档案。我白天正常干活，晚上加班巡山。我要用自己的劳动证明自己。
一个月后，投票前夕。马小军忽然找到我：“徐明，你要想清楚。”
“想清楚什么？”
“你要是不放弃投票，有你后悔的。”
我看着他：“你在威胁我？”
“我不是威胁你，我是提醒你。”他顿了顿，“你以为你能赢？”
我没理他。
投票那天上午，肖玉兰忽然失踪了。我找遍整个林场，都没找到她。马小军站在食堂门口，嘴角带着笑。
我不敢相信。他把她藏起来了？
下午投票的时候，肖玉兰没出现。我差一票。就差一票。马小军赢。
那天晚上，我在后山找到了肖玉兰。她坐在土坡上，浑身湿透，头发上沾着泥。她看见我，眼泪忽然就下来了。
她比划着，打着手势。我看懂了：马小军把她骗到下山的路上，说你有事找她。她差点滚下悬崖，后来爬了一下午才回到山上。
我坐在她身边，没说话。她靠在我肩膀上，浑身发抖。风很大，月亮很冷。
“算了。”我说，“不是你的错。”
她摇头，眼泪掉得更凶。她比划着：对不起。
“别说对不起。”我看着她，“你活着回来就好。”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光。那光不是月光，是她心里一直藏着的东西。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决定。
05
第二天一早，我把满身泥巴收拾干净，去找孙敬堂。
“孙叔，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他正蹲在门口剥花生，抬起头看我：“说。”
“指标的事，我想让出去。”
“让给谁？”
“肖玉兰。”
他手里的花生掉在地上：“你疯了？这可是回城指标！”
“我没疯。”我说，“她比我更需要。”
孙敬堂盯着我看了很久：“你要想清楚。”
“我想清楚了。”
他没再说什么，叹了口气：“行，我去办。”
其实我没告诉他我为什么这么做。
但我心里清楚。
肖玉兰不是这里的人，她不属于这片荒山。
她身上那股劲儿，那双眼睛，那些她刻意隐藏的本能反应，都在告诉我一件事：她不该被埋在这里。
三天后，我把填好名字的表格交到孙敬堂手里。肖玉兰的名字。
孙敬堂看了一眼表格，脸上露出复杂的表情。
他抬起头，看了看我，又低下头去看那张纸。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把表格收起来。
“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我知道。”
他沉默了许久，最后叹了口气：“行，我去办。”
肖玉兰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指标已经批下来了。她疯了似的跑到我面前，把那张表格撕碎，扔到我脸上。碎片像雪片一样落在我脚下。
她比划着，眼泪大颗大颗地掉。我懂了，她说：这是你的机会。
我说：你值得更好的。
她蹲在地上，哭得浑身发抖。我站在那儿，没动。风很大，吹得那些碎纸片在地上打转。我想把她拉起来，手伸出去，又缩回来了。
走的那天，天还没亮。她站在卡车旁边，穿着洗干净的衣服，手里攥着她当年穿的那双鞋。我站在宿舍门口，没过去送。
她朝我走过来。走到我面前，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我。纸上写着两个字：等我。
然后她弯下腰，脱下一只鞋。鞋垫底下塞着一张纸条，她把鞋垫抽出来，塞进我手里。
转身，爬上卡车，走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卡车扬起的尘土。
风很大，纸在手里被吹得哗哗响。
我低头看鞋垫，上面绣着一朵花，歪歪扭扭的，但看得出来是用心绣的。
我只见过地里的野草花，她绣的，是不是哪一次我们一起看见的？
我攥着那张纸和鞋垫，在宿舍门口站了很久。直到卡车彻底消失在山路的尽头，我才转身回去。
宿舍里空荡荡的，风从破窗子灌进来，吹得门板咣当作响。我坐在床上，把那朵花看了又看。
那年冬天特别冷。我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林场，每天照常上山巡林。
山还是那座山，路还是那条路。只是身边少了一个人。
06
三年后。
林场裁撤了，知青全部返城。我回到了阔别十年的家乡。
城市变了。高楼多了，街道宽了，人们穿的衣服也鲜亮了。可我家没变。
那扇破旧的木门，油漆剥落的窗框，院子里长满了荒草。
我推开门的瞬间，一股陈旧的灰尘味扑面而来。
屋里什么都没有，父亲的遗照挂在墙上，落满了灰。
我跪在地上，额头贴着冰凉的水泥地。眼泪无声地往下淌。地是凉的，心也是凉的。
那段时间，我没有找到工作。城市里涌动着陌生和冷漠。我是黑五类子弟，父亲那顶帽子没摘干净，没人敢要我。
后来我在建筑工地打零工。搬砖，扛水泥，和灰浆。一天干十二个小时，累得直不起腰。住工地的棚子，吃馒头就咸菜。
我没觉得苦。比在林场的时候好多了，至少有热水澡洗。可心里空落落的。
有时候晚上睡不着，就想起肖玉兰。想起她蹲在雪地里劈柴的背影，想起她把棉袄叠好放在我门口，想起她写的那两个字：等我。
我不知道她去了哪里，也不知道她还会不会回来。我给她写过几封信，寄到她在林场留下的地址。没有回音。
我想，她大概去了更好的地方，过上了她该过的生活。我不该打扰她。
1983年冬天，城市下了好大一场雪。工地停工了，我窝在棚子里翻一本捡来的旧书。外面有人喊：“老徐，门口有人找！”
我掀帘子出去，看见一个穿深蓝色工作服的青年站在门口。他递给我一个厚厚的信封，转身走了。
信封上没写寄件人，连地址都没有。
我打开信封，里面掉出一张照片。
照片上，肖玉兰穿着笔挺的军装，站在一辆吉普车前。
旁边站着一个白发老人，满脸皱纹，目光锐利。
我盯着照片看了很久。她把头发留长了，盘着。脸上有肉了，气色很好。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
信纸上的字迹我认得，是她。上面写着：明哥，我在省城，地址在信封里。来见我。
我把信从头到尾看了三遍。
第一遍，心跳得厉害。她活着，她好好的，她穿着军装站在阳光下。
第二遍，手开始抖。她让我去见她，她还记得我。
第三遍，我把信折好，塞进枕头底下。我没去。
不是不想，是不敢。
她在照片上站在吉普车旁边，身后是整整齐齐的军区大院。
我穿着破棉袄，站在工棚门口，泥巴糊了一裤子，手指甲里全是黑的。
我去找她？她该怎么介绍我？这个是我当年在林场认识的朋友，现在在建筑工地打工？
光是想到那个画面，我就觉得难堪。那封信压在枕头底下，像一块石头，压得我喘不过气。每天睡觉的时候，我都能感觉到它在那里。
我拿出来看了无数遍，每一遍都想回信，每一遍都写了一半就撕掉。
1984年秋天。工地棚子要拆迁。我收拾东西的时候，把那封信翻出来看了又看，最后还是塞进贴身口袋里。
搬家那天，一辆军用吉普车停在工地门口。所有人都停下活，盯着那车看。车漆锃亮，挂着省城军区的牌照。
车门开了。一个穿军装的姑娘跳下来。她扫了一圈工地，最后目光落在我身上。
肖玉兰。三年没见。她变了很多，眉眼里多了英气，身板站得笔直。可那双眼睛，还是林场那个看着我的眼神。
我挪不动腿，手里的棉被啪地砸在地上。她朝我走过来，一步，两步，三步。走到我面前，站定，没说话，眼眶先红了。
我的腿像灌了铅。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喉咙却发不出声。
她忽然伸出手，抓住我的手腕。那个姿势，那股力道，那个温度，和林场那个晚上一模一样。她抓着我，哭了。
围观的工人都在看。有人吹口哨：“老徐，有福气啊！”有人笑：“认得这么漂亮的姑娘！”
我反握住她的手。凉，比她当年在山上劈柴的手还凉。
“跟我走。”她声音发哑，像是很久没说过话。
我没说话。“你欠我的。”她说。我看着她，眼睛里有很多话，没说出来。
“明哥，”她又说，“我找了你三年。”
“为什么不早点来找我？”
她低下头，把一封信从口袋里掏出来。信封泛黄，边角都磨毛了。我接过来，打开。是我三年前写给她的那封信。
她一封信都没收到？！
“马小军收的，”她抬眼看我，“我们走后，他连夜接管了林场的信件收发。”
那些信，全在他手里。他截了三年。
我把信捏在手心，薄薄的纸片，却重重撞了一下心口。
07
肖玉兰告诉我，她真名叫肖玉兰，不是哑巴。
她的爷爷肖德福，是省军区退下来的老干部。文革初期，家族站错了队，她被送到西北林场避祸。装哑，装穷，装可怜。
“我不想连累任何人。”她看着我，“尤其是你。”
“那你现在？”
“风头过了。”她叹了口气，“我爷爷平反了，我们家恢复了正常。”
“马小军呢？”
“被我爷爷查出来，送到山上下放去了。”
我没说话。她来找我，是想还我那份情。可我不想让她还。我什么都没说，只是看着她。
“跟我走吧，我给你安排工作。”
“不用了。”
“我不是为了这个。”
“那你为什么把名额给我？”
我看着她。
眼里有很多话，但说不出来。
我想告诉她，那天晚上她蜷缩在墙角的样子，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我想告诉她，那双冻得通红的手，给她打水洗衣服的那一刻，我心里是什么感觉。
我想告诉她，她走后这三年，我每天都在后悔。
后悔没有多看她几眼，后悔没有多说几句话，后悔没有告诉她。
但我什么都没说。“因为你是你。”我说。
她哭了，扑进我怀里，抱住我。围观的工人都安静了。风很大，她的头发打在我脸上，有点痒，有点香。
最后我还是没跟她去。不是赌气，是她身后的车太亮，警卫员站得太直。我站在那儿，像一只落进雪窝里的野猫，狼狈，慌乱，不知道摆什么表情。
肖玉兰站在车旁边，等了很久。我没过去。
她抹了一把脸，钻进车里。车窗摇了上去，吉普车发动，掉头，开走。她没再回头。
我站在工地门口，站在原地，直到那车尾灯消失在转角。天黑了，风刮得呼呼响。我蹲下来，点了一根烟，没抽，捏在手里，看着火头烧到尽头。
回到棚子里，我打开床头的箱子，从最底下翻出那双鞋垫。绣着花的鞋垫，已经磨得快看不出花样了。我把它贴在胸口，闭上眼睛。
她来找我了。
她不是哑巴。她家里有人。她穿军装，坐吉普车。她跟我不是一路人。
我睁着眼睛躺了一夜。
第二天，我照常去工地搬砖。中午吃饭的时候，班长走过来，递给我一封信。
“早上一个女同志送来的，指名给你的。”
我拆开，里面只有一句话：地址在背面，我等你三个月。三个月后，这个地址作废。
我没去。不是不想，是不能。我不知道去了该说什么，也不知道去了能做什么。
两个月后，我听说省城要建新学校，正在招老师。我想起她说过，她爷爷是退下来的老干部。那封信上的地址，是省城一个家属院。
我把地址记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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