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9日，湖南芷江以东的蓝田一线，日军第47师团开始炮击，中国军队的阵地很快被硝烟笼罩。日军第20军调集多个师团，连同配属部队和伪军，总兵力约8万至10万人，目标只有一个：突破湘西防线，夺取芷江机场。
这座机场并非普通军用场站。它是中美空军在湘西的重要基地，承担侦察、护航和对日轰炸任务。机场修建于抗战最艰难的阶段，湘西民工靠肩挑背扛、简陋工具填土筑场，硬是在荒地上铺出了一条能够起降战机的跑道。
日军对它早已垂涎。空袭难以奏效，便试图从地面拔掉这颗“钉子”。日军第20军司令官坂西一良判断，中国军队虽然人数不少，但装备和训练仍然落后，只要集中兵力实施突破，芷江并不难取。
判断错了。
此时的中国军队，已经不是淞沪、南京会战时期那支仓促应战的部队。第4方面军王耀武部负责主要防务，下辖第18军、第73军、第74军和第100军，部分部队完成了美械改装，炮兵、通信和空中支援也比过去更有体系。远道回国的新6军还被作为预备力量调动，芷江周边另有第94军及地方武装配合作战。
日军中路由第47、第116师团担任主攻，左右两翼分别由第34、第64、第68师团策应。纸面上声势很大，真正推进却异常缓慢。第47师团占领蓝田后，韩浚指挥第73军趁其立足未稳，突然反击先头部队。
“敌人还没有站稳，不能让他喘气。”韩浚下令。
这次反击迫使日军连续增兵，也打乱了强渡资水的部署。4月14日，日军集中兵力渡河，中国守军先退开滩头，诱使日军建立渡河据点。等日军后续部队密集登岸，重炮和飞机同时开火，河面上的船只接连被击毁，渡河部队死伤惨重。
日军熬到夜间才勉强完成渡河。可过了河，并不等于打开了道路。接下来两个星期，第47师团只推进了几个小阵地，补给线却不断遭到袭击。4月30日，第73军转守为攻，三天内夺回洋溪桥，把这个日军主力师团重新压回资水一带。
有意思的是，第73军并不是装备最好的部队。它的基础带有湘军色彩，后来经过整编和转隶才纳入中央军序列。这样一支部队，竟然让日军主力寸步难行，说明双方攻守能力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
日军左翼同样碰壁。新宁一带，中国守军一个营顶住日军第34师团一个联队的连续攻击，直到日军增援两个联队，才主动撤出。4月23日，日军强渡巫水，首批渡河的约两百人几乎全部被击毙，几次尝试失败后，只得改变方向。
武冈的战斗更为激烈。第68师团依仗坦克和火炮，认为攻城不会太难，却撞上了第74军第58师。守军利用当地材料加固城防，构筑了坚固的核心阵地。日军敢死队炸开缺口，机枪立即封锁；日军架起云梯，守军又用火焰喷射器压制冲锋。
5月1日前后，武冈城下尸体堆积，日军仍未能突破。第94军随后从侧后发起攻击，第68师团担心退路被截，只能仓促撤走。右路第64师团从4月中旬打到5月上旬，也没有完成策应任务。日军原本想多路夹击，结果几条进攻轴线相继失去作用。
真正突进较远的是第116师团所属第109联队。它一度占领芙蓉山外围的青山界，距离雪峰山和芷江方向更近。但4月29日，中国第19师发动反击，夺回阵地并歼敌数百人。第109联队随后被压缩在狭窄地域，前进无望，后撤也困难。
5月4日，重庆方面下达全线反攻命令。中国军队不再满足于守住阵地，而是主动寻找日军弱点。第5师一部在当地民众引导下绕至日军纵深，突袭第58旅团指挥部，日军指挥系统受到冲击，撤退很快演变成溃退。
中美空军的持续袭击，让日军白天难以行动，运输线和炮兵阵地不断遭到破坏。地面部队撤离时缺粮少弹，伤员无法转运，许多部队只能丢弃辎重。第100军围攻第109联队十余日，至5月13日前后将其基本歼灭，联队长泷寺保三郎被击毙。
日军第116师团最终突围，并未被全数消灭。第74军在洞口方向的行动出现迟滞，给了日军撤退机会。关于这一环节，战后曾有不同说法，但可以确定的是，日军虽然保住部分建制，却已经失去进攻能力，芷江机场始终没有受到直接威胁。
这场战役从日军筹划到战事收束，前后接近两个月，主要交战约一个月。中方战果统计称，日军死伤接近3万人，并俘虏数百人；中国军队也付出了伤亡代价。数字因统计口径不同而略有差异，但日军第20军进攻彻底失败，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坂西一良想用一次大规模突击夺取机场，结果连芷江外围的关键山地都难以稳固。抗战正面战场的最后阶段，日军面对的已是能够依托工事、炮兵、空军和地方社会共同作战的中国军队。它失算的地方，不只是低估了兵力，更低估了这支军队在长期战争中形成的韧性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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