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9月，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驻地，赖传珠接到调令，出任这个纵队的政治委员。对六纵而言，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人事调整。政委一职已经空缺了一段时间，而部队正处在连续作战、整训和扩大建设交织的关键阶段。

当时的六纵，司令员是洪学智，副司令员是杨国夫，副政委是刘其人。班子并非无人负责，但纵队缺少一名能够统筹政治工作、统一思想并协调军政关系的主要领导。赖传珠的到来，正好补上了这个缺口。

有意思的是，这并不是赖传珠最初希望得到的安排。

赖传珠长期从事政治工作，却并不意味着他只熟悉政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抗战期间进入新四军后，先后担任参谋处长、参谋长，军事机关和作战指挥工作做得相当扎实。

他曾多次向上级提出，希望到东北参加军事工作。东北当时是全国战场的重心之一，主力部队频繁交锋，战局变化很快。赖传珠认为，自己在参谋和军事指挥岗位上积累多年的经验，应该放到更直接的作战环境中去。

1945年11月，华中军区组建第一纵队，赖传珠担任政治委员，和叶飞共同率部北上。部队抵达山东后，因形势变化，未能直接进入东北，而是编入山东野战军序列。经过一段时间作战，他仍然没有放弃北上的想法。

1946年9月，赖传珠终于进入东北，担任东满军区副司令员，后来还兼任独立师师长。这个职务从级别上看并不低，甚至高于纵队政委，但实际工作更多是发展地方武装、巩固根据地、组织后方建设。

这类工作很重要，却不像主力纵队那样天天面对攻城和野战。主力部队在前线打大仗，军区干部则要处理部队补充、地方治安、兵员训练和根据地建设。赖传珠对此当然能够胜任，但他更想把自己放在战斗指挥的一线。

六纵的底子并不简单。它成立于1946年8月，主要由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山东军区部队和渤海军区独立旅等力量组成。后来，原有部队分别编为第十六师、第十七师和第十八师。

其中，第十六师的前身历史悠久，部队传统可以追溯到南昌起义部队；第十七师战斗作风硬朗，尤其擅长爆破和攻坚；第十八师同样有较强的作战基础。这样的部队，既有老部队的传统，也有山东和东北战场磨炼出的特点。

不过，部队底子好，不等于每场仗都能顺利。1947年初，六纵在德惠攻坚战中就遇到了硬骨头。原先对守敌数量和战斗力判断不足，实际守军不仅人数更多，而且有新一军部队参加防守。新一军装备较好，训练有素，防御工事也较为坚固。

六纵投入多个师参加战斗，但攻城经验和重武器都不占优势。战斗进行期间，敌军新一军、七十一军增援部队逼近，六纵奉命撤出德惠，转向江北。此战歼敌一千三百余人，却没有达到预期战果。

洪学智随后率部参加拉吉线作战，六纵与新一军第一百一十二团等部交锋，歼敌三千四百余人。几次作战摆在一起看，六纵并不是不能打，而是在如何集中兵力、判断敌情、组织攻坚方面，还在付出代价换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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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攻势期间，第十七师曾被调往四平方向，配合第一纵队和辽吉纵队参加攻坚。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敌军防守顽强，援军又不断靠近。洪学智指挥第十六师、第十八师投入作战，统一协调相关部队，战局一度接近突破，却因敌人援军将至而被迫撤出。

这种时候，纵队不仅需要一名能打仗的司令员，也需要一名政治上稳得住、组织上理得清的政委。连续作战带来的伤亡、部队来源复杂造成的磨合，以及攻坚失利后的情绪，都必须有人及时处理。

洪学智和赖传珠并不陌生。抗战时期，两人都在新四军工作，赖传珠担任军参谋长，洪学智曾任师参谋长，彼此熟悉对方的能力和作风。赖传珠到任后，洪学智据说对这位老搭档十分欢迎。

“你是想来带兵打仗的，怎么安排成政委了？”洪学智曾以类似的话打趣。

赖传珠的态度也很明确：“职务服从需要，部队在哪里，工作就在哪里。”

这几句话，恰好说明了他的处境。他个人更偏向军事工作，但在六纵最需要政治领导的时候，仍然接受了组织安排。对一支正在形成战斗体系的部队而言，政委并不是只做思想动员，还要参与干部使用、战斗动员、纪律整顿和军政协调。

1947年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接连展开，六纵先后参加对吉林守敌以及暂编第五十二师、第二百零七师等部队的作战。赖传珠需要做的，不是站在战斗之外发号施令，而是把政治工作嵌入作战准备、战场鼓动和伤员安置之中，让不同来源的部队逐渐形成一个整体。

冬季攻势期间，东北民主联军召开政治工作会议，许多纵队领导干部前往总部，会议持续了一个多月。直到1948年3月，相关干部才陆续返回。此时，洪学智奉调担任上干队大队长，六纵的军事主官也发生调整，赖传珠与新任司令员开始搭档。

后来，辽沈战役打响，六纵投入东北战场决战。战役结束后，洪学智又回到六纵，和赖传珠再次并肩作战，随后参加平津战役，并继续南下中南地区，直到广东。赖传珠原本想做军事工作，却在六纵政委岗位上完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军事贡献：把一支经历多次硬仗的部队，逐步拧成了一股能够持续作战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