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30日晚上，上海法租界望志路，马林、李汉俊和十多名代表正在一处民宅内开会。屋里没有会标，也没有公开通知，连代表之间的联络都尽量避开人眼。就在会议进行时，后门突然出现一个穿灰长衫的陌生男子。
他没有坐下，也没有说明身份，只朝屋内扫了一眼。李汉俊上前询问，对方含糊地说：“来找社联的王主席，好像走错门了。”说完便匆匆退出。
这句话听着普通，分量却不轻。秘密会议最怕的不是争论，而是行踪暴露。马林长期从事革命活动，警觉性很高，他当即判断来人可能是租界巡捕或密探，直接说道：“会议不能再继续，马上撤离。”
代表们迅速离开李汉俊家。有人前往李达住所，有人返回住处，现场只留下李汉俊和广州代表陈公博。李汉俊是房主，不能贸然离开；陈公博则想留下观察情况。没过多久，法国巡捕果然闯进屋内，翻查书籍和文件，盘问众人为何聚集。
危险就在桌面上。会议起草的大纲草案还没有收走，纸上涂改密集，字迹凌乱。巡捕虽然搜得很仔细，却没有把这张纸当作重要文件。书籍没有被带走，人员也暂时没有被捕，李汉俊和陈公博才躲过一劫。
这场突发事件并非偶然。马林1921年经新加坡、香港抵达上海后，已经受到外国情报人员关注。上海法租界警务系统对外来革命者保持监视，后来查明，闯入会场的人是法国巡捕房探员程子卿。至于他是否准确掌握会议内容，史料并没有足够证据证明，但会场暴露的风险已经摆在面前。
中共一大的筹备，本来就建立在高度保密之上。1920年前后，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以及日本等地陆续出现早期共产党组织。1921年，上海方面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接洽，决定召集各地代表，在上海讨论建立统一组织的问题。
李达、李汉俊承担了许多联络和筹备工作。两人都有留学经历，能够使用多种外语，也熟悉上海的思想界。代表抵沪后，部分人员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住进博文女校，但外国代表若频繁出入女校，反而容易引人注意。因此，会议改在李汉俊家举行。
陈独秀和李大钊没有出席，也有具体原因。陈独秀当时在广州，正忙于教育和办学事务，托陈公博带来书信；李大钊则因此前教育经费风波等事务牵连，未能赶赴上海。所谓“南陈北李”共同推动建党，并不等于二人必须亲自出席一大现场。
李汉俊家被搜查后，代表们意识到上海已经不再稳妥。转移地点的建议很快出现，有人想到杭州，也有人提出嘉兴。李达的夫人王会悟熟悉嘉兴情况，她认为嘉兴距离上海较近，交通方便，南湖上还有可以租用的画舫，临时改在船上开会，既不显眼，也便于应变。
7月31日清晨，代表们乘火车前往嘉兴。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是外国人，继续同行容易引起注意；李汉俊的住所已经受到关注，也不宜再去。陈公博当晚离开李宅时察觉有人跟踪，回到大东旅馆后烧掉随身文件。凌晨5点左右，旅馆隔壁传来枪声和女子惨叫，陈公博受到惊吓，随后带妻子离开上海，没有参加嘉兴南湖的后续会议。
那起命案后来被认定为普通刑事案件，与一大没有直接关系，却意外成为确定会议日期的旁证。代表们多年后回忆时，对闯入会场的具体时间并不完全一致，上海报纸刊登的大东旅馆命案消息，帮助研究者把事件锁定在7月30日晚。
抵达嘉兴后，王会悟安排代表租下一艘画舫驶入南湖。船舱空间狭小，人员进出不便，反而适合当时的秘密环境。会议继续讨论组织纲领、工作任务和领导机构等问题，经过一天议事，会议于7月31日下午6时左右结束。
这次会议没有隆重仪式，也没有公开会场。参与者在巡捕监视、行踪暴露和人员变动中完成了组织创建，南湖画舫只是会议转移后的临时地点，却因此成为中共一大重要历史记忆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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