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06年,楚国都城郢都被吴军攻破,伍子胥站在楚平王墓前,命人掘开坟土。这个曾经显赫一时的楚国贵族,等这一天等了太久。父亲伍奢、兄长伍尚惨死后,他没有选择陪葬,而是把余生押在了复仇上。
严格说来,从公元前522年伍奢遇害,到公元前506年楚平王墓被掘,中间约十六年;再到公元前484年伍子胥自杀,前后已近四十年。所谓“二十年后”,更多是对漫长岁月的概括,真正值得追问的,是他为何前半生拼命求生,后半生却主动赴死。
伍子胥出身楚国名门。曾祖父伍参辅佐楚庄王,祖父伍举留下“一鸣惊人”的典故,父亲伍奢担任太子建的太傅。这样的家世,本应让伍子胥拥有安稳的仕途,偏偏费无极为自保进谗,楚平王又听信谗言,太子建出逃,伍奢和伍尚被捕。
楚平王用伍奢作诱饵,写信召两个儿子入宫。伍尚明知危险,仍决定回去救父;伍子胥却看穿这是死局,转身逃往他国。临别之际,伍尚对他说:“你去吴国,替父报仇;我回去赴死,各尽其道。”
这不是简单的贪生怕死。伍子胥清楚,兄弟二人一起回去,只会多死一个人。逃走,才可能借助别国力量报仇。可父亲遇害后,这个选择也变成了他心里挥之不去的亏欠。
伍子胥先后辗转宋、郑,最后带着太子建之子熊胜进入吴国。途中楚兵追捕,盘缠耗尽,他甚至沿路乞讨。等他抵达吴都时,已经满头白发。一个贵族后裔,落到如此地步,求生本身就成了一场苦战。
吴国当时国君是吴王僚,公子光却因继承问题心怀不满,暗中招揽人才。伍子胥看出公子光的野心,便将勇士专诸推荐给他。公元前515年,专诸以鱼藏剑,刺杀吴王僚,公子光即位,是为吴王阖闾。
伍子胥由此得到施展才干的机会。他主管外交,参与军政,协助吴国整顿兵力,并与孙武共同谋划伐楚。公元前506年,吴军在柏举之战击败楚军主力,攻入郢都。吴国的胜利有争霸因素,但对伍子胥而言,战争还背负着私人血仇。
楚平王已经死去,楚昭王又逃离都城,伍子胥找不到真正的仇人,便把怒火转向墓中的尸体。《左传》记载,他掘墓鞭尸三百,以泄父兄被杀之恨。申包胥对此极为不满,责问道:“你报仇可以,为何牵连百姓,还要羞辱死者?”
伍子胥回答:“我年老了,恐怕等不到仇恨真正结束,只能这样做。”这句话听着像辩解,实则暴露了他的困境:他已经把家族之仇和国家战争紧紧绑在一起,楚国受创越深,他越觉得自己没有白活。
申包胥没有与他争辩到底,而是奔赴秦国求援。秦哀公起初不愿出兵,申包胥便在秦宫外哭诉多日,最终促成秦军救楚。吴军因国内夫概作乱和秦军介入,不得不撤退,楚国因此获得喘息。
有意思的是,伍子胥并非只会复仇。他帮助吴国发展生产,修筑军事设施,辅佐阖闾称霸。阖闾死后,夫差继位,伍子胥又继续效忠。然而,君臣之间的裂痕很快出现。
公元前494年,吴国击败越国,勾践入吴为臣。伍子胥主张彻底消灭越国,太宰伯嚭却收受越国财物,替勾践说情。几年后,夫差急于北上伐齐,伍子胥反复劝阻,认为越国才是吴国真正的后患。
夫差听不进去。那个曾经靠伍子胥夺位、伐楚的君主,开始把老臣视为碍事之人。公元前484年,夫差伐齐获胜,伍子胥仍当面进谏,甚至斥责伯嚭误国。夫差震怒,赐剑逼其自杀。
伍子胥临死前留下遗言:“抉吾眼置之东门,以观吴之亡。”夫差认为这是诅咒,命人将他的尸体装入皮囊,投入江中。这个结局,与他当年逃离楚国形成强烈反差。
原因或许并不复杂。第一次面对死亡时,他身后还有父仇未报,必须活下来;第二次面对死亡时,儿子已被托付给齐国鲍氏,自己也不愿再向一个错误的君主低头。他一生都在证明,自己当年没有抛弃父亲。
伍子胥逃走,是为了复仇;伍尚赴死,是为了尽孝。一个选择活着承担,一个选择死去成名。多年以后,当夫差的剑再次指向伍子胥时,他没有再逃。父兄当年的悲剧,终于以另一种方式,在他自己身上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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