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陈独秀走出南京老虎桥监狱时，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这个曾经站在新文化运动潮头、又在革命道路上与中共中央发生严重分歧的人，重新获得了自由。摆在他面前的，不只是个人生活的安顿，还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余生究竟站在哪一边？
陈独秀出狱，并非普通意义上的刑满释放。1932年，他在上海被捕，随后被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等罪名判处有期徒刑。西安事变后，国共关系出现变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形成，社会舆论要求释放政治犯，陈独秀也因此提前出狱。
他在狱中并没有停止思考。早年那种以《新青年》为阵地、号召青年冲破旧思想的锐气，已经被长期囚禁和政治挫折磨去了不少，但对民族危机的关注仍在。出狱以后，他发表文章，进行抗日宣传，也拒绝了蒋介石方面的拉拢。
这其中有现实原因，也有私人创伤。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均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被捕遇害。陈延年于1927年牺牲，陈乔年于1928年牺牲。让陈独秀去同蒋介石合作，几乎没有可能。
有意思的是，陈独秀与毛泽东并不是后来才认识的陌生人。1918年，毛泽东在北京求学期间，曾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并接触到李大钊、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毛泽东此前就读过《新青年》，陈独秀的文章对他产生过明显影响。
那时的毛泽东还没有形成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但正在寻找救国道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把民主、科学和社会改造等问题摆到青年面前；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又为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毛泽东后来曾评价陈独秀，是较早让他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的人之一。
两人的关系，后来又因湖南反军阀运动而加深。毛泽东赴北京、上海等地开展活动时，曾与陈独秀多次接触。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手，一个是正在地方组织群众运动的青年，彼此之间既有思想上的吸引，也有政治实践上的呼应。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陈独秀成为早期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则在湖南开展建党和工人运动。那段时期，毛泽东受到陈独秀的信任，逐步进入党的重要工作范围。两人曾经是同一阵营中的同志，这一点不能因为后来分道扬镳而被抹去。
转折发生在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党内对失败原因和革命道路产生激烈争论。陈独秀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等问题上的判断受到严厉批评，后来又与托洛茨基主义发生联系。1929年，他因在中东路事件等问题上的立场与中共中央不合，拒绝接受组织提出的处理意见，最终被开除党籍。
离开组织后，陈独秀并没有投靠国民党。他继续发表政论，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并批评蒋介石的对日政策。1932年被捕，正是因为这些政治活动。出狱之后，他仍然没有接受国民政府的职位和经济条件，生活一度十分拮据。
关于陈独秀后来想去延安的说法，流传较广，但相关细节并非所有材料都能相互印证。可以确认的是，抗战开始后，陈独秀与中共方面存在接触和沟通；至于“毛泽东提出三个条件”的具体经过，更多见于回忆性叙述，不能完全当作有完整档案支持的确定史实。
按照这一说法，毛泽东并不反对陈独秀前往延安，但希望他作出三方面表示：公开说明已经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过去政治上的错误；公开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实际行动中表明愿意同共产党合作的诚意。
毛泽东的态度，显然不是简单的拒绝。可以想象，双方若有这样的谈话，毛泽东大概会说：“延安可以来，但过去的问题不能回避。”
陈独秀若要答应这些条件，就意味着必须重新评价自己过去的政治主张，也要在公开场合承认错误。以他的性格和思想状态，这并不是一句“愿意抗日”就能解决的事。他可以反对蒋介石，可以支持抗战，却未必愿意重新回到原有组织纪律之中。
这正是两人关系中复杂的一面。毛泽东肯定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和建党初期的历史作用，却不能忽略他后来在路线问题上的错误；陈独秀承认共产党曾经是自己亲手参与创建的政治组织，却又不愿以公开检讨的方式结束自己的思想争论。
所以，陈独秀最终没有前往延安。拒绝的原因，并不只是个人脾气，也与他晚年思想发生变化有关。他对传统意义上的党派纪律和革命理论产生怀疑，政治热情已经不同于青年时代，但对民族危亡和社会现实仍保持关注。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四川江津病逝，终年62岁。毛泽东后来多次谈到陈独秀早期对自己的影响，也评价过他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创建中的作用。功过并存，始终是陈独秀留给中国近代史的一种复杂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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