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yings:
想从一个让我着迷了很多年的故事写起。
1926 年 12 月，英国推理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失踪了 11 天。
事情始于 1926 年 12 月 3 日星期五晚 9:45 左右，阿加莎开车离家，没有通知任何人。临走前，她上楼亲吻了睡梦中的女儿。几天后，她丢弃的汽车在一处荒原采石场中被发现。这很像是一部推理小说的开头。
那年阿加莎 35 岁，刚出版了让她声名大噪的小说《罗杰疑案》。也是在这一年，她经历了母亲去世，丈夫出轨。
整个英国都被卷入了这起失踪案。警方出动了飞机和约 1000 名警察，《每日邮报》用头版头条追踪报道。《福尔摩斯》作者阿瑟·柯南·道尔爵士也加入了搜寻，他找来一位灵媒，用阿加莎的一只手套请她用通灵手段寻人。
第 11 天，有人在一处水疗酒店发现她，入住名登记为丈夫出轨对象的姓氏。
阿加莎声称自己失忆，不记得发生了什么。她于两年后离婚。后来，她终其一生没有公开解释这 11 天发生了什么。
她给每一个虚构的悬疑故事安排了真相，却对自己人生中最大的谜团，选择了沉默。
我不是大侦探波洛，更不是马普尔小姐，我解不开这个谜团。但我想带你了解的是，这场 1926 年的悬案落幕后，你所熟悉的那个“侦探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人生才真正开始展开：
她独自坐上了东方快车，一路向东。
从伊斯坦布尔到大马士革，再穿过沙漠前往巴格达，最后抵达乌尔考古遗址。
浩瀚的沙海从金黄变换为紫红，熠熠闪光的匕首从尘土中浮现。
在这里，阿加莎爱上了考古，也机缘巧合地遇见了第二任丈夫，考古学家马克斯·马洛温。他们还会一起去南斯拉夫，去希腊，去伊朗，去阿塞拜疆。此后很多年，她跟随考古队生活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发掘现场，白天清洁、测量文物，晚上在营地土丘的砖房里，只需要一张桌子和打字机就开始写小说。
而她一生中最恢弘的作品，比如你所熟知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都诞生于这个她所触及的更广阔的世界。
这是一个全世界最会讲故事的女人，在旧世界的一角崩塌后，为自己重新书写的故事。
这也是我们读了那么多她写的、由她的作品改编的、后世受她启发而诞生的推理作品后，甚少追问的故事。于是今天，我想把这个故事从头讲起：
一个女人要解开多少关于自己的谜题，才能亲手写回自己的故事？
这是新世相栏目「她的事说来话长」的第五期，我们想打捞一些复杂、真实的女性样本。她们或许活在遥远的过去，却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的此刻。
01
“阿加莎小姐昨晚又梦到她那个枪手了。”奶妈向阿加莎的母亲报告。
小阿加莎童年最大的恐惧是梦到一个枪手。在幸福愉悦的场合，他会藏匿在她最熟悉的亲人形象之下，突然现身，偷走她幸福的童年。
这个梦她做了很多年。到了白天，这个富庶的中产家庭一片宁静，看起来什么都不会发生。
阿加莎的父亲弗雷德里克·米勒是纽约富商之子，母亲克拉拉是弗雷德里克继母的养女，克拉拉由此和弗雷德里克认识，结婚。两人定居海滨度假小镇托基，买下了阿什菲尔德别墅。
阿加莎是克拉拉和弗雷德里克的第三个孩子。母亲为了保护她的视力和大脑，不让她去上学，也不让她在八岁前学会识字。但阿加莎四岁时便无师自通学会了阅读。
没去上学的阿加莎不是个寂寞的孩子，除了书籍之外，她有很多幻想朋友。
“我在想象中创办了一所小学校，里面有七个女孩，埃塞尔十一岁，安妮九岁。埃塞尔皮肤黝黑，头发浓密，她很聪颖，擅长做游戏，声音低沉，看上去有些男孩的气质。她的密友安妮恰好与她相反。她依赖着埃塞尔，每次都是埃塞尔出面保护她。”
她的生活里填充着这些别人看不见的事物。这让她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她习惯了自己构建世界，也习惯了故事里的逻辑比现实更清晰、更令人安心。但真正让她感到安全的并非这些想象，而是母亲的在场。
克拉拉是一个不寻常的母亲。由于自己童年被送走收养，她非常珍惜孩子的童年。她给予孩子们无条件的支持和信任，也拥有一种来自自身经历的敏感与共情。
全家在法国旅行时，导游把刚捕获的蝴蝶别在小阿加莎的帽子上，她既害怕这残忍的礼物，又担心伤害导游的善意。阿加莎无言望着克拉拉，无助地哭了。
其他大人可能会觉得这只是一阵无端的泪水，但克拉拉没有。她看着那只蝴蝶，看着女儿的眼睛，然后问她：”你不喜欢这样，对吗？它是有生命的，你觉得它受到了伤害，对吗？”
阿加莎扑进母亲怀里，拼命点头。多年后她写道：“她完全能够理解。她轻轻地拍拍我，突然间，整件事情似乎远去了。”
克拉拉不是那种会矫正孩子情绪的母亲。她的方式是看见，然后接纳。这种接纳对阿加莎来说，几乎是一种不可替代的安全保障。
阿加莎与母亲克拉拉
阿加莎十一岁那一年父亲去世，那笔财产也不剩多少。尽管出租阿什菲尔德别墅可以获得很多租金，但在孩子们强烈请求下，克拉拉仍然保留着阿什菲尔德别墅。
“阿什菲尔德是我的人生根基，是我的避风港，我因此而不会觉得没有根。”
但父亲去世后，克拉拉的心脏病反复发作。阿加莎丰富的幻想能力带来的不只是梦幻的冒险和朋友，还有关于母亲死亡的恐惧。
“我常常深夜醒来，心怦怦直跳，确信母亲已经故去。我翻身下床，蹑手蹑脚地穿过走廊，来到母亲的卧室外，跪在门前，将耳朵贴在门轴处，凝神倾听母亲卧室里是否有呼吸声。母亲有个特别的打鼾习惯，起先优雅而微弱，逐渐升级为可怕的爆发。然后她会翻个身，至少过三刻钟，再重复一遍。如果我听到鼾声，就会高兴地回到床上睡觉。可是如果没听到，我就会等在那儿，痛苦又担心地蹲着。”
十五岁，克拉拉认为阿加莎需要接受正规教育，把她送到了巴黎的女子学校。
阿加莎在巴黎
阿加莎第一次体会到了分离的痛苦。她并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只是不想吃东西，每次想到母亲就会泪流满面。当她看到母亲做的衣服，做工那样糟糕和不合身，她就想到母亲缝制它的样子。
一个传记作者曾试图描述这种关系的深度：阿加莎痛苦地感知到母亲的脆弱，和不屈不挠的生命力中的悲怆。有时仿佛她才是母亲，而克拉拉是她渴望保护的孩子。
那个十五岁的阿加莎，我们不知道她到底是在哭一个离开母亲的女儿，还是一个离开了女儿的母亲。
02
十七岁，阿加莎遵从爱德华时代中产女孩的轨迹，去社交，去恋爱，去等待一个合适的求婚者。
母亲负担不起伦敦社交季的费用，便带她去了开罗。阿加莎参加了五六十场舞会，和二十多个年轻男子跳过舞、聊过天，没爱上任何人，然后回家了。
她好像并不擅长做那个时代女孩最擅长的事：等待被选择。
她更喜欢一个人待着。
一天下午，阿加莎已经无聊到自己和自己打牌时，母亲进了她的房间，“你干嘛不写小说？”
“我恐怕不行。”
“为什么不行？你并不知道自己行不行，你还没有试过。”
五分钟后，母亲手里拿着一本练习簿进来了。“这个本子后面还没有使用过，你现在可以用它写你的小说了。”
十八岁的阿加莎在第二天傍晚完成了自己的第一篇习作《丽人之屋》。没有杂志社收下这本不成熟的作品，但自此之后，阿加莎养成了写小说的习惯。
后来她在英国拒绝了两次求婚。一次舞会，阿加莎与一位年轻人跳舞，十几天后，这个年轻的空军中尉阿尔奇·克里斯蒂出现在她家门口，谎称顺便路过办事。
阿加莎不知道他如何要到的地址，也不知道他如何骑着摩托在乡间小路上颠簸着找到自己家。
她后来写道：“我爱上了一个陌生人，但也主要因为他是个陌生人，因为我完全想不到他接下来会说什么，所以他说的每件事都很新奇，令我着迷。”
不久后他们订婚了，但两人都经济拮据，母亲十分反对。一战爆发后，朝不保夕的氛围下，两人在阿尔奇的一次休假期间仓促结婚。从决定到完成，不到二十四小时。
东市买许可，西市找牧师，南市寻证婚人，北市定风琴手。
“婚礼即将开始之时，我突然悲哀地想，没有新娘像我这么不修边幅吧。没有白色礼服，没有面纱，我就穿着普通的外套和裙子，戴着一顶紫色天鹅绒小帽子，连洗手洗脸的时间都没有。我们俩因此笑了起来。”
阿加莎爱阿尔奇，她喜欢和他在一起冒险。
和阿尔奇环球旅行期间，阿加莎在南非冲浪
婚后，阿加莎在战时医院的药房工作。在瓶瓶罐罐之间，她开始构思一部侦探小说。
这个决定在那个年代并不寻常。
1920 年代的英国，侦探小说是一个高度男性化的领域。尽管有大量女性阅读侦探小说，但写它的大多是男人，广受传播的故事里，主角也几乎是男性，垄断着有理性、知识和行动力的侦探形象。
但阿加莎从小就习惯了自己构建世界。她不需要被邀请才进入一个领域。
除此之外，还有更私人的动力。小时候，姐姐玛吉一直给阿加莎讲侦探故事，从福尔摩斯到亚森罗平，姐妹俩都是侦探小说的行家。但玛吉并不看好阿加莎要写侦探小说，“侦探小说极不好写。我也考虑过，我打赌你写不来。”
玛吉是家中公认的才女，在《名利场》发表过短篇小说，后来她的剧本《索赔者》还在伦敦西区上演。阿加莎一生都在和姐姐暗暗竞争，”如果她在我之前涉足电影，我会非常恼火！”
姐姐的赌注激起了阿加莎的好胜心。她环顾四周，身边都是毒药，是时候了！
但正如姐姐玛吉所说，侦探小说不好写。在药房里，当阿加莎想不明白情节和人物，她就会去配两三瓶次氯酸制剂，这样第二天就会有更多的空闲时间。写到一半时，阿加莎遇到了瓶颈。克拉拉建议她暂停工作，去荒原休假两周，专心写作。
没人觉得阿加莎是个作家时，克拉拉就已经把她当作家对待。
在她的支持下，阿加莎入住一处人烟稀少的荒原酒店，每天上午埋头疾书，下午去荒野散步。她一个人在荒原间穿行。喃喃自语排练着人物的对话，时而是侦探，时而是嫌疑人。散完步，她倒头就睡，第二天醒来再满怀激情地写一上午。
波洛，那个带着小胡子的比利时侦探形象在荒原上愈发立体。
完稿后，阿加莎将《斯泰尔庄园奇案》寄给了一家出版商，不久就收到了退稿，稿子整整齐齐，没人阅读过。
两年后，她已经搬到伦敦，生下了女儿罗莎琳德，才有出版社愿意出版。此时阿加莎生活的重心已经放在了家庭，成为作家的想法早就被抛到九霄云外。
是更现实的因素把她拉了回来。
姨婆去世后，一笔固定家庭补助消失了，母亲无法继续维持阿什菲尔德别墅的开支，阿加莎和丈夫在伦敦也过得拮据，更别提补贴母亲了。可对阿加莎来说，阿什菲尔德不是一栋普通的房子，而是她童年生活的根基。
她想尽办法省钱，恨不得一英镑掰成两英镑花，也要保下童年的栖居地。
丈夫建议阿加莎可以再写一部小说，说不定可以挣一大笔钱。这并不是毫无道理的，尽管阿加莎出版《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并没有获得稿费（因为出版社和她约定需卖出2000本以上才有稿酬），但阿加莎也卖出去近两千本。
为了保下阿什菲尔德别墅，阿加莎火速开始写作第二本小说《暗藏杀机》。
她真正实现变现，是《新闻晚报》为连载《褐衣男子》付给了阿加莎五百英镑。丈夫大为震惊，只有母亲不以为然，她很早就把阿加莎当做作家了。
而阿加莎对写作的理解，却比“成为作家”现实得多。
她曾经拥有过财富，也见证财富在无所事事的父亲的手中消失，惋惜母亲童年时因经济问题被送走寄养。对她而言，金钱不只是抽象的数字，它决定着一个人能否保住自己在意的生活。
“写一篇小说，就可以带来六十镑的收入，这极大地刺激了我的创作欲望。我对自己说：‘我想拆掉那个温室，建一个凉棚，那得要多少钱？’我有了一个估算，然后跑到打字机前坐下来，思索、谋划。一个星期内，故事在脑中成形，我很快就写了出来，然后我就拥有了自己的凉棚。”
她从不觉得“作家”是她的身份。“我觉得这是我唯一能做的稍微能赚点钱的事。”但税务官给她寄来通知告诉她，起码根据收入来源，她已经算一个职业作家了。
很多年后，离婚让经济压力再次袭来，她彻底没有了“有没有灵感”的余地。她后来写道：
“从这时起，我从一个业余作家变成了一个职业作家。”
03
如果你问一个读过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读者，读她的书是什么感觉？很多人可能会用一个不太像推理小说的词来形容：
安心。
在她的故事里，很少有以杀人为乐的变态凶手，也很少出现让你毛骨悚然的血腥场景。案件解决之后，往往还会有一段爱情开花结果，或是一段友谊被修复。死亡是故事的起点，但不是终点。终点往往是一些更温暖的东西，比如秩序恢复，比如生活如常。
这种特质的来源在于，阿加莎感兴趣的从来不是死亡本身，而是动机。
她想知道，一个和你我差不多的人，为什么会走到杀人的那一步？
在温馨的英式乡村和体面的度假旅馆，是什么让同事、夫妻、邻居和朋友之间暗藏杀机？爱何时变成嫉妒，亲密如何诱发控制，金钱为何催生怨恨？
一个人究竟被怎样的信念驱使，才会边讨论邻居的花园，边不动声色地把氰化物加入下午茶的三明治？
有研究者对阿加莎小说谋杀案的动机进行统计，在 109 起谋杀中，排名第一的动机是凶手害怕自己的丑闻被揭露，占 41 起。排名第二的是“为了获得财产”，30 起。
换句话说，阿加莎笔下的凶手大多不是为了毁掉别人的生活，只是为了维持自己现有的生活。
她借马普尔小姐之口说出过这样一段话：“你看，他想娶这个姑娘，他还非常爱自己的孩子。他想要一切，他的家，他的孩子，他的体面和埃尔西。他要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谋杀。”
这句话里有一种非常冷峻的判断：谋杀并非日常生活的对立面，只是日常的恶念走向极端的结果。当一个人内心深处的贪婪和对体面的执着达到一定程度，便形成一种信念，相信谋杀只是维持温馨日常的必要手段。
所以她的谜题很少藏在凶器，或不在场证明里。
她更擅长的是在人物关系里埋线，比如夫妻的疏离，姐妹的嫉妒，朋友之间彬彬有礼的敌意，还有一个看似完美的家庭里藏着的谁也不愿提起的秘密。
当谋杀的根源藏在这些日常关系里，那么破解谜题最需要理解的是人性。
而理解人性这件事，在阿加莎的笔下，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恰好对应她创造的两位侦探。
波洛作为比利时退休警察，是进入英国家庭的外来者，他站在关系之外，用理性、观察和逻辑把混乱的案件重新排列，从异常之处寻找人性的真相。
而马普尔小姐却恰恰相反。
《马普尔小姐》 杰拉尔丁·麦克伊万版
她不是专业的侦探，在其他人眼里，她不过是一个织毛衣、喝茶、听八卦的老太太。但恰恰因为她不起眼，没有人提防她，她拥有了特殊的女性边缘视角。马普尔会留意别人随口说出的一句话，微妙的反应，来判断一个人的真实内在。
这种观察人的方式，阿加莎并不陌生。马普尔小姐的原型来源于阿加莎的姨婆玛格丽特。姨婆对人友善，性格爽朗，却总喜欢把人和事往坏处想。奇怪的是，她的判断十有八九会印证。
“一个狡猾的家伙，我不信任他。”她曾这样评价一个年轻的银行职员，后来那人果然被发现盗用了公款。
尽管姨婆没有掌握任何证据，但这种人她见多了。惊讶于姨婆直觉的阿加莎，把这种能力赋予了马普尔。
阿加莎创造马普尔小姐的时候，推理小说里几乎没有这样的角色。她当然也靠逻辑推理，只是她的逻辑并不来自刑侦知识或专业训练，那些长期由男性占据的知识与职业领域，而是来自一个女人漫长生活中积累下来的经验。她相信人性并不新鲜，换一个村庄、一个家庭，人们依然会因为同样的欲望犯下错误，留下相似的破绽。
这种破案方式也招致了一些批评，针对马普尔小姐首次出场的长篇小说《寓所谜案》，《纽约时报书评》认为，马普尔和村里其他女性的闲聊和八卦很容易让读者厌烦。
但这些批评本身恰恰说明了一个事实：一个女性的认知方式，在男性主导的领域里，从来不被当作“正典”。
《命案目睹记》中，马普尔小姐把自己的头脑比作一个水槽。水槽是厨房里不起眼的东西，却会汇集一个家庭生活留下的各种痕迹，正如不断吸收看似无关紧要的闲话和细节，却逐渐看清真相全貌的马普尔。
阿加莎描摹着姨婆的智慧，创造了如此新颖的女侦探形象，一个被人忽略但不容小觑的老太太。她看起来还在专心钩织，但如果你靠近，看见她眼镜后那双狡黠的冷眼。
是的，她已经全知道了。
04
阿加莎建立秩序的方式，比她自己意识到的更早。
童年时，她用幻想朋友构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少女时，她发现故事里的逻辑比现实更可靠；成为一个写作者后，她开始用小说为读者提供一种承诺，无论发生什么，最后一页会有答案。
但在 1926 年，她亲手建立的秩序，连同那些支撑着它的人，一起消失了。
四月，阿加莎母亲去世。
自传中，阿加莎克制写到：“我俯身端详着床上的母亲，心里想起了那句老话：人走了之后，留下的只是具躯壳罢了。母亲那急切、热情、冲动的个性全部不复存在了。”
一个全然信任和理解阿加莎，供她依赖的灵魂离开了。在克拉拉这里，她不需要先取得成就证明自己，才能得到支持。只要她想要，这个愿景本身就是值得被考虑的，然后克拉拉就会推着她从第一步开始行动。她不仅相信自己的女儿能够做到一切，值得一切，甚至在阿加莎还没有看见自身的才华时，就先一步洞察到。
母亲去世后，阿加莎独自一人回到阿什菲尔德，整理母亲的遗物。从四月到八月，她处理母亲的信件、衣物、日记乃至囤积的食物，克拉拉的痕迹无处不在，但午夜隔着卧室门，阿加莎再也听不见让她安心的鼾声。
没有克拉拉的阿什菲尔德不再是避风港，而是阿加莎不愿离开的记忆牢笼，她在里面越陷越深，产生了躯体化的症状。在签支票时她记不起该签什么名字，她因为发动不了汽车而哭泣，做事做到一半忘记自己在做什么。
她唯一盼头是丈夫阿尔奇能够在八月把自己接走，可等来的却是另一个打击。
丈夫和她说：“我爱上了她，我希望你同意跟我离婚，并且尽快办理手续。”
阿加莎如此描写那一刻：“我和最亲密的朋友面对面地坐在茶桌前，突然发现坐在对面的完全是个陌生人，我感到不寒而栗。”
童年梦里的枪手在这一刻成真了，藏在她最熟悉的面孔之下，在她最需要依靠的时刻现身，偷走了她珍视的一切。
丈夫阿尔奇曾是陪她闯荡世界的同伴。在未来毫无确定性和没有金钱保障的情况下，她和阿尔奇辞掉稳定的工作跟随宣传大英帝国博览会的使团环球旅行，一起在南非学习冲浪，为了省钱在酒店早餐时吃到饱，这样只需要吃晚饭就可以了。
他给予阿加莎和母亲相似的支持，“那些连我自己都很怀疑做不了的事情，他总认为我可以做到。”
她记得和阿尔奇开着摩托车驰骋在乡间小路，记得战争下没有明天的婚礼，所以才会因为熟悉的人变成陌生人而无比痛苦。
而最折磨她的是，为什么自己未曾察觉这份威胁，是疏忽还是自己选择了视而不见？
她开始反复回想，如果没有沉湎于阿什菲尔德和对母亲的哀悼，如果更早注意到阿尔奇厌恶她长期的忧郁，也许这一切能够避免吗？
一个以构建秩序为生的人，面对人生中最彻底的失序，找不到逻辑，找不到凶手，找不到答案。
然后，她消失了 11 天。
我们至今不知道这11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可以确认的是，警方、媒体和公众对她的追踪与猜测演变成了一场围观。有人认为她是在自导自演，有人指责她浪费公众资源。对刚刚失去母亲、又遭遇婚姻背叛的阿加莎来说，这无疑又是一重伤害。
《每日见闻报》关于阿加莎被找到的报道
而阿加莎没有为公众留下一个逻辑链清晰的解释，她后来只把这段经历归入人生中非常痛苦的岁月，并在自传中带过。
从此以后，她更习惯于把自我藏在阿加莎·克里斯蒂这个名字之下。这个名字代表着聪明、理智、热爱生活的职业作家，而不是那个经历痛苦、怀疑和混乱的女人。
但 1926 年的痕迹从未消失。
四年后，她使用了另一笔名，以玛丽·韦斯特马科特之名，她不写谜案，而写那些更难以洞察和让人困惑的感情。
其中最重要的作品是《幸福假面》。阿加莎一直在写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而杀死别人的凶手，而《幸福假面》则在探讨，为了维持自以为幸福的生活，人是如何杀死自己？
女主角琼看起来拥有一个女人可以拥有的一切，体面的丈夫，听话的小孩，她自信、忙碌、快乐、成功。但当她滞留在沙漠，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这些词语却逐渐变得可疑。许多关于生活真相的念头困扰着她，是维护那些虚假但美好的，还是直面真实却残酷的？
“我想每个人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都会经历这种感觉——我是个怎么样的人？我究竟做了些什么？我所热爱的人如何看待我？他们会像我待他们那样待我吗？于是，全世界都变了样，你不停地安慰自己，可是猜疑和焦虑总是反复泛起。”
这也是 1926 年带给阿加莎最大的困扰。我们究竟有多了解自己？又有多了解那些我们最亲近的人？
童年梦里，她恐惧熟悉的人突然变成陌生的枪手；中年，自己的丈夫突然变成陌生人，成为了毁灭幸福的枪手。而到了《幸福假面》，枪手甚至已经不再来自外部，一个人为了维持自己以为的幸福，也可能成为伤害自己的枪手。
当她不再是母亲的女儿，不再是丈夫的妻子，那些曾经依赖的关系都突然消失，那么她是谁？她何去何从？
这个问题，书里没有答案，但热爱阿加莎的我们都知道阿加莎后来的答案。
因为 1926 年的阿加莎才刚刚出版《罗杰疑案》，《东方快车谋杀案》等后来让她真正加冕的作品还没有出现，还未结识第二任丈夫考古学家，还未去往考古工作现场激发灵感，她还有几十年丰富的生命经历以及无数尚未写下的故事，厚厚的自传才翻到一半。
离婚后，她坐上东方快车，一路向东。她曾经和阿尔奇周游世界，如今却第一次真正独自上路。
“我知道我染有许多狗的习性，除非尾随在什么人身后，否则狗不会出去散步。现在就我一个人，我应该弄清楚我是哪一种人，是否已成为我所担心的要完全依赖他人的人。
我可以尽情地游览，游览我想游览的任何地方；我不需要考虑任何人，我会弄清楚我是否喜欢如此。”
她抵达了伊拉克，然后爱上了乌尔。
她爱黄昏时分的景色，爱杏黄、玫红、湛蓝、紫红不断变换的沙漠颜色，爱从泥土中一点点显露出来的陶罐、器皿和匕首。
她突然意识到：“我一直所过的那种毫无意义的生活是多么不幸啊。在一个充满内在联系的广袤世界里，我，不过是沧海一粟。”
此后，不只是英国背景，更多异域和旅行背景的元素进入她的作品，《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等伟大的作品都诞生于她与更广阔世界的连接。
阿加莎·克里斯蒂进入了自己最高产的十年。
05
我们熟悉的阿加莎·克里斯蒂，是侦探小说女王，但她又如此慈祥，愿意坐在壁炉边，慢慢地和你讲起自己年轻时的冒险。
她会先讲起母亲克拉拉。在母亲克拉拉的支持下，阿加莎1911年就飞上了天空。
“我们看到飞机嗡嗡地飞上天空，然后一个告示牌挂了出来：飞行一次五英镑。五英镑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一大笔钱，我望着母亲，眼睛睁得大大的，露出恳求的神情。‘我可以去吗？哦，母亲，我可不可以去试试？会很棒的！’
很棒的其实是我母亲。她说：‘如果你真的想去，阿加莎，去吧。’
她就那样站在那里，看着她心爱的孩子坐在飞机里飞上天空！要知道，当时每天都有飞机坠毁。”
她也会讲起自己如何走上职业作家之路，她如此专注，比她自己承认的多得多。
“我总是自言自语，作家都有这样的倾向。走在街上，经过要去的商店而不入，或者错过应该要造访的事务所。我希望声音不是太大，然后突然发现街上的人都在看自己，还稍微避开，显然认为这个人疯了。”
尽管因为年纪已大，她不再出门旅游，但你也可以从她激动的口吻中看见她对看见世界的狂热。
“看见比利牛斯山脉，我被一种永远不会忘记的幻灭感击中，那远远越过我的头顶，一直向上、向上，高耸入云的山峰在哪里？它是超出了我的目之所及和理解范围吗？”
因此她哪怕一无所有，也有上路的勇气。
“这是冒险。我们很有可能回来时身无分文，工作肯定很难找，不过话又说回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是不是？这是我们的机会，如果我们不去就会抱憾终身。如果在机会来临时你不敢冒险去做你想做的事，生命就没有价值了。”
她抵达南非、新西兰、澳大利亚，在条件艰苦的考古基地长居，一生看过太多陌生的风景，却依然会怀念，第一次自己因为世界的魅力而产生的颤栗。
“我想，只要我活着，就不会忘记自己第一次看到桌山的情景。它让我喘不过气来，内心有一种好奇的、饥渴的痛苦。有时当人遇到极为美丽的东西时，这种痛苦就会发作。我一直认真地对自己说，你正看着这个世界。这就是世界，它就在你眼前。”
阿加莎不会直接给你大道理，她会告诉你，当时我也很迷茫，现在回头看，我也不确定选择是不是正确的，但一切都如此值得。
她如此的坦诚，但你也知道，她留下了很多空白。我们可以不断探究，试图拼出那个十一天的真相。
但这不是谋杀案，一个人的心灵本来就不存在什么所谓的真相，我们没有必要把阿加莎的人生也当成一桩案件。
她告诉我们她愿意告诉的，保留她想保留的，精彩的故事不会因此中断，我们只会忍不住看着她神秘的微笑，问她：
那么然后呢？
小阿加莎会长大，会结婚，会离婚，会去往更广阔的世界。
那么然后呢？
她还会遇见新的人，新的地方，新的危险，新的故事。
那么然后呢？
我们如此爱听她的故事，我们欣赏那个敢于将幻想化作精彩故事，不断走向陌生世界的阿加莎。
这就是她留给我们的。
不是答案，而是一道目光。
一个曾经害怕世界会突然崩塌的人，终于敢于直视它，并告诉所有也害怕的人：
你看，这就是世界。它很大，你可以在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
你的故事还有下一页。
参考资料：
书籍：《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谜样的人生：阿加莎克里斯蒂传》《幸福假面》
文章：《Corpus delectable: Giving Agatha Christie’s Victims Their Due》《The Salt of the Earth or the Murderess? The Problem of Femininity in the Novels of Agatha Christie》
纪录片：《阿加莎克里斯蒂之谜》
撰稿：周五
责编：梁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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