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旧相识，这次我有一些话，要跟访华的日本代表团团长说。
8月24日至27日，日本跨党派议员团访华，他们行程的最后一天，中联部副部长陆慷在北京会见了日方代表团团长、中道改革联合众议员伊佐进一，以及公明党参议员川村雄大。
这是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中日关系陷入严重困难以来，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首次同中方开展党际接触。
我认识伊佐进一。多年前，他刚刚当选日本国会议员后没多久，我们曾在北京同桌吃过饭。那时他还是一个初入国会的年轻议员，我比他年长几岁，今天既然又看到他来到北京，虽然这4天空手而归，但我还是得以旧识和年长者的身份说他几句。
首先应当把一个事实说清楚。这次不是中方邀请日本议员来华，而是伊佐等人主动提出访华，中方没有拒绝，并安排了会见。这个区别非常重要。
它意味着中方愿意给日本国内的理性声音留出空间，却不意味着中方承认自己对当前中日关系困局负有同等责任，更不意味着日本制造问题以后，可以要求中方单方面“破冰”。
我也注意到，伊佐近来在社交媒体上多次针对高市早苗的言行提出尖锐批评。这一点值得肯定。在今天的日本政治环境中，能够公开同高市针锋相对，并不是一件毫无代价的事情。日本保守党党首百田尚树已经嘲讽此次访华是跑到中国“赔罪”，这恰恰说明，日本右翼正在把任何对话都解释为投降，把任何理性声音都打成软弱。
但是，伊佐君，我还是要说，仅仅反对高市个人是不够的。今天日本面临的问题，已经不能只用“政治右倾化”或者“社会右倾化”来概括。高市所代表的，是一整套正在形成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员装置。
这套装置不要求所有日本人都穿上军装，也不要求街头重新出现旧式军国主义口号。它通过涉台叙事、安保文件、军费扩张、武器部署、军工产业、媒体议程和所谓危机预案，将中国逐步塑造成日本社会必须对抗的对象，再把日本社会一点点改造成地区战争的前沿基地。
更危险的是，这一过程可以发生在多数日本人仍然自认为热爱和平的情况下。只要人们接受“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接受扩军只是为了防卫，接受远程打击能力只是为了阻止战争，这台动员机器就已经开始运转。
所以，过去那种“战争是军阀和军国主义者发动的，日本人民只是被卷入者”的两分法，今天已经不够用了。现代战争准备被分散进预算、法律、产业、外交、媒体和日常生活之中。
没有人宣布总动员，整个社会却可能已经进入动员状态。日本民众可以没有战争热情，却仍然成为战争机器的资源、纳税人和人质。
日本长期标榜的“和平国家”叙事，也已经发生了武器化。因为自称和平，所以每一次扩军都可以解释为维护和平；因为宣称没有侵略意图，所以任何军事介入都可以包装成被迫反应。“和平国家”不再是约束军事权力的绳索，反而成了扩大军事权力的道德许可证。
这才是我希望伊佐等日本议员真正看到的问题。你们来北京，不能只要求中方释放被拘留的日本公民，不能只要求中方撤销稀土和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更不能把中方同意会见包装成自己的外交成果。
你们首先应当回去告诉日本社会，中日关系恶化的症结在哪里，代价为什么出现，又是谁把日本推到了今天的位置。
伊佐君，你不一定要“亲华”，中方也不需要日本政治家通过表演“亲华”换取接待。
你真正应该做的，是对日本国家和日本国民负责。反对把台湾问题重新军事化，反对把日本变成地区冲突的前沿阵地，反对用“中国威胁”持续扩张国家机器，这不是亲华，而是反动员。
中方此次接受伊佐等人来访，体现的也是一种更准确的新两分法。首先，对高市政权和保守右翼推进的新型军国主义保持压力，绝不替其错误言行埋单；同时，承认日本政界和社会并非铁板一块，继续同反对右倾化、反对战争动员的有识之士保持接触。
中方可以打开对话的大门，却不能替日本完成反省。真正的破冰，不是三名日本议员在北京参加一次会谈，而是他们回国以后，敢不敢继续同高市针锋相对，敢不敢揭露那套被“和平国家”话语掩盖的动员装置。
所以伊佐君，既然来了，就不要只做一名传话者。请把反动员进行到底。
文｜刘庆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日本横滨国立大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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