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案平反有多难？张高平用了七年，才等来一个DNA匹配的通知。
2010年冬天，张飚又来探视了。这一次他表情不一样，压着声说：勾海峰案的DNA比对结果出来了，匹配上了。张高平整个人愣在椅子上，半天才问出一句：“那……我们能出去了？”张飚说还不行，得走完再审程序，但转机来了。
时间倒回2006年，杭州。张高平已经坐了三年牢。那天他在监区看电视，电视里正播一场办案经验分享会。台上站着一位女警官，聂海芬，正讲她当年怎么“突破嫌疑人心理防线”。台下掌声一阵接一阵。
张高平手里的搪瓷碗“哐当”掉地上，摔得稀碎。周围犯人吓一跳，管教过来，看见他蹲在地上肩膀抖。电视里聂海芬还在讲，张高平突然站起来，眼睛通红指着电视喊：“她说谎！她办错了案！”
管教皱眉，让他收拾碎片，带去谈话室。路上他反复念叨同一句话。谈话室里，民警倒了杯水，他接过去手抖得水洒一半，说：王冬不是我杀的，真凶是勾海峰，你们去查DNA，两起案子对一对就清楚了。
民警记了几笔，没多说什么。在监狱里，这种话几乎天天有人喊，谁都会说自己冤枉。
那天晚上，张高平整夜没睡。脑子里是聂海芬说话时台下的掌声，还有老母亲最后一次探监的样子——她已经直不起腰，隔着玻璃抹眼泪。后来老婆带着孩子改嫁的消息传进来，他差点用牙刷捅了自己喉咙。
但他没死成，第二天继续写申诉信，一笔一划用力得纸都要戳穿。同监老犯人劝他别费劲，说这种信寄出去没人看，搞不好还要加刑。他不听，总觉得总会有一封被有良心的人看到。
有意思的是，一个月后，监区来了个新检察官上法制教育课。课后张高平举手要求单独谈话。检察官姓张，叫张飚，四十多岁，听了半小时，眉头越拧越紧。走的时候没承诺什么，只说：“你写份详细材料给我，别漏掉细节。”
就这一句话，张高平像抓住了一根稻草。他熬了两个晚上，把案件时间线、审讯过程、勾海峰案新闻见报的时间全部列出来，密密麻麻写了十几页。材料交上去，日子又恢复平静，但他开始每天盯着监室门口。
半年后，张飚真的回来了。这次他脸色严肃，把张高平叫到谈话室关上门，说：你的案子疑点很多。我调了卷宗，口供前后矛盾的地方不少，死者指甲里的DNA数据也对不上。张高平眼泪“哗”就下来了，咬着嘴唇拼命点头。
张飚又说，一个人力量有限，复查要走很多层审批，过程可能很长。张高平哑着嗓子说：“我不怕长，十年我都等了，再等十年也行，只要最后能还我们清白。”
之后张飚开始频繁往浙江发函，还趁出差跑去杭州调当年物证记录。阻力比想象大得多，有份材料跑好几趟才拿到，有的经办人一听是张氏叔侄案，直接摆手：“铁案别翻了。”
2008年，在张飚多次推动下，浙江方面总算同意重新检测封存的物证。可检测结果出来，却没对外公布。张高平在监狱里等得心急，偶尔从报纸上看到聂海芬又立功受奖的消息，胃里像被人捣了一拳。
——说真的，看到这儿谁不气？一个可能被冤枉的人在里面熬着，制造冤案的人还在台上领奖。这种反差搁谁身上都受不了。张高平没疯，已经算坚强了。
这案子的源头，是2003年一个雨夜。女孩王冬上了张高平侄子张辉的车，坐在后排，一路没说几句话。到了杭州西站立交桥，她下车时还回头说了声谢谢。谁能想到，这一声谢谢，后来把两个人都卷进了地狱——王冬死了，张高平和张辉被当成凶手。张辉关在另一个监狱，判得比张高平重。张高平不知道侄子现在怎么样，是不是还在寻死。他总梦见那个雨夜，梦见王冬回头说谢谢。
2010年冬天，当张飚说出“DNA匹配”的时候，张高平脑子里其实一片空白。探视时间结束，他走回监室，第一次觉得高墙外的阳光有点刺眼。他想起母亲去世前托人带的话：“妈等你回家。”以前他觉得这辈子听不到了，现在好像又能盼一盼。
同监犯人看他嘴角带着笑，问是不是有好事。他摇摇头没说话，躺到床上盯着天花板看了很久。
他还在等。等再审，等一个真正能落地的结果。至于聂海芬那边会不会有人追责，不知道。至少写到这儿，还没人给他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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