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春天，县招待所后院那间小浴室里，唐晓棠把门闩一插，站在水汽里问我：“许向东，我给你介绍了三个姑娘，你一个都没看上，那我呢？”
我当时手里还抓着半块肥皂，背靠着掉皮的白墙，整个人像被热水烫傻了。
我叫许向东，那年二十七，在青河县电影放映队干放映员。
说是放映员，其实什么都干。
白天修机器，晚上背着放映机下乡。碰上雨天，胶片箱得用油布裹三层，碰上山路，车进不去，就靠两条腿往生产队礼堂赶。
那年月，电影是大事。
哪怕放的是看过好几遍的片子，村里人也能早早搬着板凳来占位置。小孩围着幕布跑，大人揣着瓜子闲聊，等灯一灭，四下里一下安静下来，只剩放映机哒哒哒地转。
我喜欢那个声音。
它一响，我就觉得自己不是个闷葫芦，不是个只会低头干活的孤家寡人。
可机器一停，我又变回原样。
我不会跟姑娘说话。
我妈说我这张嘴是借来的，开口还要先打报告。二十七岁了，别人孩子都会背唐诗了，我连对象的影子都没有。
队里的人也着急。
我们电影队归县文化馆管，管我们的副馆长叫唐晓棠。她三十二岁，离过一次婚，没有孩子。
她在县里很有名。
倒不是因为她长得多打眼，而是因为她办事利索，说话不绕弯，谁拖公家的后腿，她当场就能把人说得抬不起头。
她总穿一件米色风衣，袖口干干净净，头发齐耳，别一枚黑发卡。县里开会，一屋子男人吵来吵去，她只要把笔帽往桌上一扣，说一句“先讲事，别讲脾气”，屋里就能静下来。
我怕她。
也敬她。
刚进放映队那年，我把一盘胶片接错了顺序，电影放到一半，女主角还在河边哭，下一镜头男主角已经骑马冲进城门，台下村民笑成一片。
我躲在放映机后面，脸烧得像炉膛。
唐晓棠那晚正好跟队检查。散场后，她没当着村民骂我，只让我把胶片箱背上，跟她走到村口那棵槐树下。
她说：“许向东，你要是只想混口饭吃，别碰胶片。银幕一亮，底下坐的是人，不是木桩子。”
我低着头说：“唐馆长，我错了。”
她看了我一会儿，蹲下来把胶片盒打开，亲手教我看齿孔、看接头、看编号。春夜风冷，她的手指冻得发红，却一格一格翻给我看。
那天以后，我再没接错过胶片。
也就是从那以后，我见她就更紧张了。
紧张到她一进机房，我本来拧得好好的螺丝都能掉地上。
一九八五年三月，县里准备办“五一文化周”，电影队忙得脚不沾地。唐晓棠天天来机房盯排片，顺便也盯上了我的婚事。
那天中午，我正蹲在院子里洗镜头布，她从办公室出来，把一张红格信纸放到我旁边。
“星期天上午九点，新华书店门口。”
我抬头：“干什么？”
她说：“相亲。”
我手一滑，半盆水泼到了鞋上。
唐晓棠皱眉：“你别摆出一副要上刑场的样子。姑娘是二小的语文老师，叫韩玉枝，人稳当，脾气也好。我跟她表姐认识，已经说好了。”
我赶紧说：“唐馆长，我最近忙，文化周……”
“文化周不差你星期天上午两个小时。”她打断我，“你二十七了，再拖下去，你妈能天天来文化馆门口堵我。”
我妈确实干得出来。
上个月她拎着一篮鸡蛋来找唐晓棠，说唐馆长你是领导，帮我们向东操操心，他这辈子要是打光棍，我死了都闭不上眼。
我当时恨不得钻进放映机箱里。
唐晓棠倒是没笑，认真收下话，说：“大娘，我留心。”
从那以后，她真留心了。
星期天我去了新华书店。
韩玉枝穿一件浅蓝衬衫，手里拿着《收获》。她说话轻声细气，问我平时看不看小说。
我说：“看说明书。”
她愣了一下：“什么说明书？”
我说：“十六毫米放映机的维修说明书，还有进口灯泡的参数表。”
她把书慢慢合上，笑得很客气。
我知道完了。
中午我请她在国营饭店吃阳春面。她说起学生作文，说起新调来的数学老师，说起她想考函授中文。我每一句都听见了，可每一句都接不上。
最后我憋了半天，说：“你们学校礼堂电压稳吗？”
韩玉枝筷子停在半空。
下午分别时，她说：“许同志，你人挺实在的。”
这句话的意思我懂。
就是没下回了。
第二天唐晓棠把我叫到办公室。
她坐在桌后批文件，没抬头：“韩老师说你人实在。”
我站在门口：“嗯。”
她抬眼：“你知道这话什么意思吧？”
我说：“知道。”
她把笔往桌上一放：“知道你还这么木？”
我没吭声。
她问：“韩玉枝不好？”
“好。”
“看不上？”
“不是。”
“那为什么？”
我抓着裤缝，半天才说：“没感觉。”
唐晓棠盯着我，像在看一台怎么修都修不响的旧机器。
过了一会儿，她说：“行。韩玉枝不行，我再给你找。”
第二个姑娘叫冯丽萍，在百货公司卖布。
唐晓棠说她嘴甜，会过日子，家里人口简单。见面地点定在百货大楼二楼布柜旁边，说正好让姑娘下班后少跑一趟。
我那天特意换了干净中山装，还把头发用水压了压。
冯丽萍确实漂亮，眼睛亮，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她给顾客量布的时候动作麻利，尺子一拉，布匹哗啦一声铺开，像一条河。
她问我：“你们放电影，是不是经常能看新片？”
我说：“不算看，主要盯焦距和画幅。”
她笑：“那你最喜欢哪部？”
我想了想：“我喜欢片头不抖的。”
她笑容僵了僵。
我也知道自己说错了，可越急越说不出人话。
后来她带我去楼下吃冰棍。三月的天还凉，我捏着冰棍棍，手冻得发麻。她说：“许同志，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我忙说：“不是，你挺好。”
“那你怎么一直看街对面的电线杆？”
我说：“那里适合挂露天银幕。”
冯丽萍低头笑了一下，那笑里没有生气，只有无奈。
这次唐晓棠听完结果，脸色比上次更沉。
她说：“许向东，我不是闲得没事干。”
我说：“我知道。”
“人家姑娘也不是让你练胆子的。”
“我知道。”
“那你到底想找什么样的？”
我嘴唇动了动，没敢说。
她等了一会儿，忽然把手边一本排片表合上：“你是不是心里有人？”
我猛地抬头。
她看着我，眼神很平静，可那平静里有一点我看不懂的东西。
我低下头：“没有。”
“没有你慌什么？”
我说不出来。
唐晓棠没再追问，只说：“出去吧。下周还有一个，你别再给我丢人。”
第三个是县医院护士，叫何春燕。
这次见面是在医院后门的小茶摊。何春燕刚下夜班，眼圈有点青，可人很爽快。她给我倒茶，说听说你经常下乡放电影，挺辛苦的。
我说：“还行。”
她问：“一个人在外面跑，怕不怕？”
我说：“怕胶片受潮。”
她扑哧笑了：“你这人真有意思。”
我也跟着笑，可心里空空的。
她挺好。
韩玉枝挺好，冯丽萍也挺好。
可我一坐在她们对面，就像隔着一层银幕。她们在那边，清清楚楚，热热闹闹。我在这边，手里捏着机器开关，知道该亮灯，却不知道该走过去。
那晚回文化馆交钥匙，唐晓棠还没走。
她办公室亮着灯，窗帘没拉。她坐在桌前揉太阳穴，桌上放着半个冷馒头和一杯茶。
我站在门外看了一会儿，心口突然酸了一下。
何春燕问我怕不怕一个人在外面跑。
我想说，怕。
怕雨夜山路滑，怕机器坏，怕胶片断，怕一回头没人等。
可我更怕的是，我明明心里有人，却连承认都不敢。
我敲门进去，把钥匙放到桌上。
唐晓棠没看我：“又没成？”
我嗯了一声。
她抬起头，眼神里有火：“许向东，你到底什么意思？我给你介绍三个姑娘，一个老师，一个售货员，一个护士，人品样貌都挑不出毛病。你一个没看上，是不是非得天仙下凡你才点头？”
我憋了半天，说：“唐馆长，你别给我介绍了。”
她一愣：“为什么？”
我说：“我不想耽误人家。”
“你不想耽误人家，就打算耽误你自己？”
我没接话。
她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走了两步，像压着脾气。
“你妈托我，我答应了。你自己不急，老人急。你二十七岁，不是十七岁。再这样下去，别人只会说你眼高手低，不知道珍惜。”
我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忽然说：“唐馆长，你不也一个人吗？”
话出口，屋里一下静了。
唐晓棠脸上的血色慢慢退下去。
我立刻后悔。
她离婚的事，县里没人敢当面提。听说她前夫在省城工作，嫌她不肯调走，也嫌她管文化馆比管家多。两个人吵了几年，最后散了。
这些我都只是听说。
可听说归听说，拿出来刺人，就是我的不对。
唐晓棠看着我，声音很轻：“许向东，你出去。”
我想道歉，可她已经低下头拿起了笔。
笔尖落在纸上，划了一道很重的黑线。
那一夜，我在宿舍没睡好。
窗外风刮着梧桐叶，像胶片断在机器里，一下一下抽我的心。
第二天早上，我买了两个热烧饼，放到她办公室门口。没署名。
上午十点，她把烧饼原封不动拿到机房，放在我工具箱上。
“东西拿走。”她说。
我站起来：“唐馆长，昨天我说错话了。”
她没看我：“我知道。”
“我真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我哑住。
她这才看向我。
机房里光线暗，窗户上糊着报纸，只有放映机旁边一束灰白的光落在她脸上。她看起来有点累，眼底有红血丝，可腰背还是挺得直。
我嘴唇动了好几次，最后只说：“对不起。”
她点点头：“接受。以后工作上别出错。”
说完她转身走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忽然觉得自己要是再不说，这辈子就真完了。
可我还是没说。
不是不想，是不敢。
唐晓棠是副馆长，是我领导，是县里人人都夸能干也人人都不敢靠近的女人。她比我大五岁，离过婚，说话办事都像刀切豆腐，干净利落。
我有什么？
一个月三十七块五的工资，一辆常掉链子的二八自行车，一个漏雨的单身宿舍，还有一张见了喜欢的人就不会说话的嘴。
我配不上她。
这个念头压了我很久。
不是什么大事。
那几天外地文工团住在县招待所，文化馆全员过去帮忙布置。我负责调试放映设备，忙到晚上九点，满身灰。招待所管理员老程说后院小浴室空着，让我赶紧冲一下，明天还得早起。
那浴室原先是给锅炉房师傅用的，只有一间，水泥地，白墙，铁皮门，墙角有个煤炉烧热水。门外挂了块木牌，一面写“有人”，一面写“空”。
我进去前把牌翻成“有人”，可门闩坏了，怎么插都插不牢。
我想着反正这么晚了，就匆匆冲了。
刚擦完头，门突然被推开一条缝。
我吓得拿毛巾挡住胸口：“有人！”
门又合上了。
外面静了两秒，传来唐晓棠的声音：“许向东，是你？”
我脑子嗡的一声：“唐馆长？”
她没走。
我赶紧把衬衣往身上套，扣子还没扣好，门被她从外面推开了。
她进来后反手关门，顺手把那根松掉的门闩往旁边一别，竟然别住了。
浴室里全是水汽。煤炉上的水壶咕嘟响，灯泡被雾蒙住，光发黄。她站在门边，米色风衣袖口湿了一点，额前头发也沾着水汽。
我慌得往后退了一步，脚跟碰到木盆，差点摔了。
“唐馆长，你怎么……”
“我找你。”
她声音不大，可比平时更紧。
我抓着衬衣领口：“这里不合适。”
“我知道不合适。”她看着我，“可你在合适的地方永远不说实话。”
我愣住。
唐晓棠往前走了一步。
“韩玉枝，你说没感觉。冯丽萍，你说不想耽误。何春燕，你还是说不合适。”她一字一句，“许向东，我给你介绍对象，你一个没看上，到底是她们不好，还是你心里有人？”
我喉咙发干。
她盯着我，眼圈有点红。
“你昨天拿我的事堵我的嘴。行，我不跟你计较。可我今天就想问明白。”她停了停，声音忽然低下来，“那我呢？”
我半天没出声。
不是没听懂，是不敢信。
浴室外面有人端着盆经过，脚步声停了一下，又走远了。水壶噗噗顶着盖子，热气扑在脸上，我手里的毛巾被我攥成一团。
唐晓棠见我不说话，脸色一点点白下去。
她笑了一下，那笑比不笑还难看。
“我明白了。”
她转身要开门。
我几乎是扑过去的，一把按住门板。
她背对着我，肩膀绷得很紧。
我说：“不是。”
她没回头：“不是什么？”
“不是你想的那样。”
她转过身，眼神冷下来：“许向东，你别在这儿跟我绕。你要是觉得我唐晓棠离过婚、年纪比你大、还是你领导，丢人，你直说。我不会缠着你。”
这句话像一巴掌抽在我脸上。
我急得声音都变了：“我不是怕丢人。”
“那你怕什么？”
我看着她，胸口一阵一阵发紧。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很多事。
想起槐树下她冻红的手指，想起她半夜改排片表时桌上那半个冷馒头，想起她在会上替放映队争经费，被财务股的人讥讽“电影又不能当饭吃”，她当场回了一句“人除了吃饭也得有点亮堂”。
我喜欢的就是这个人。
不是副馆长，不是离过婚的女人，不是别人嘴里能干得让男人没面子的唐晓棠。
就是她。
我说：“我怕我配不上你。”
唐晓棠怔住了。
她的手还搭在门闩上，指尖慢慢松开。她像是没听清，眨了一下眼。
我低头看着地上的水渍，说：“你什么都做得好。我在你面前，连句话都说不明白。你给我介绍一个，我见一个，心里就想一次，要是坐在我对面的是你就好了。”
她没说话。
我又说：“可我不敢想。你是领导，我是放映员。你比我见过世面，比我有本事。你离过婚，我怕别人说你。你比我大五岁，我也怕你嫌我幼稚。”
唐晓棠的呼吸轻了一下。
我抬头看她：“我不是没看上她们。我是早就看上你了。”
浴室里安静得吓人。
她站在那里，像被人按了暂停键。平时那张利落的嘴，一时竟没说出话来。她眼睛睁着，睫毛上挂了一点水汽，手指从门闩上滑下来，又攥住风衣口袋，攥得布料起了褶。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问：“你说真的？”
“真的。”
“不是因为我逼你？”
“不是。”
“不是一时昏头？”
“我昏了很久了。”
她本来绷着脸，听到这句，嘴角却轻轻动了一下。
可那点笑很快又没了。
她往后靠在门上，声音发哑：“许向东，我不是小姑娘。我离过婚，县里背后说什么的都有。你妈未必愿意。你以后也会听见闲话。你现在觉得喜欢，过两年呢？你会不会怪我耽误你？”
我说：“不会。”
她盯着我：“你别答得这么快。”
我闭了闭眼，再睁开。
“唐晓棠，我嘴笨，但我不糊涂。别人说我木，说我闷，我认。可我知道自己想跟谁过日子。”我手心全是汗，“我不怕别人说。我怕的是你今天走出去以后，再也不问我这句话。”
她低下头，眼睛一下红了。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唐晓棠这样。
不是副馆长，不是那个开会时能压住一屋子人的女人，只是一个把真心递出来以后，也会怕被人摔在地上的人。
她抬手擦了一下眼角，动作很快，像怕我看见。
然后她把门闩打开。
我心里一沉。
她却没有走，而是把门拉开一条缝，确认外面没人，又回头看我。
“明天文化周开幕，早上七点到招待所。”她声音恢复了一点平稳，“别迟到。”
我傻傻地看着她。
她皱眉：“听见没有？”
“听见了。”
她走出去前，停了一下。
“还有。”她没回头，“以后别叫唐馆长了。没外人的时候，叫我晓棠。”
门关上后，我在浴室里站了很久。
水壶烧干了，发出刺耳的响。我这才手忙脚乱去提，差点烫着手。
那天晚上，我骑车回宿舍，风从衣领灌进去，冷得人打哆嗦。可我心里像揣着一盏放映灯，亮得睡不着。
第二天我没迟到。
我六点半就到了招待所，唐晓棠已经在院里指挥人挂横幅。她看见我，只扫了一眼，跟平常一样说：“把二号机搬到礼堂，先试电压。”
我应了一声。
旁边几个同事没看出什么。
可我搬机器的时候，发现她从我身边经过，轻轻放了一包油纸在机器箱上。
里面是两个热包子。
我看着那包子，心里像被什么轻轻撞了一下。
文化周忙了七天。
白天有书画展、文艺汇演，晚上露天电影。唐晓棠连轴转，我也跟着连轴转。我们没有再提浴室那晚的话，可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她会在我弯腰接线时低声提醒：“左边那根老化了，别直接上手。”
我会在她开会回来后，把搪瓷缸里的冷茶倒掉，换上热的。
她看见了，也不谢，只说：“别放太满，烫手。”
我说：“知道。”
她嘴角轻轻一弯。
第七天晚上，文化周闭幕，放的是《庐山恋》。
县广场坐满了人，连树杈上都骑着孩子。电影放到男女主角在山间说话，底下有人起哄，有人笑。
我站在放映机后面，手搭在片盘上，远远看见唐晓棠站在人群边上。
风吹起她的风衣下摆，她抱着文件夹，脸被银幕的光照得一明一暗。
我忽然想，要是有一天，我能跟她光明正大站在一起，不用躲在浴室，不用借着水汽说真话，那该多好。
可事情没那么容易。
文化周结束后，闲话先起来了。
有人看见唐晓棠给我送包子，有人看见我给她换热茶，还有人说那晚在招待所后院小浴室，唐副馆长进去找过我。
县城就那么大，一点风吹草动都能被讲成一场大戏。
最先找我的是我妈。
她坐了十几里路的班车来文化馆，手里攥着一块蓝布包。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向东，你跟唐馆长咋回事？”
我心里咯噔一下。
“谁跟你说的？”
“谁说的不重要。”我妈盯着我，“你就说有没有。”
我沉默了。
我妈脸一下白了：“她是你领导，还是离过婚的女人，比你大好几岁。你脑子进水了？”
这话刺得我不舒服。
我说：“妈，她人很好。”
“人好归人好，过日子是另一回事。”我妈压低声音，“你没结过婚，找个大姑娘不好吗？她那边以前的事，你知道多少？以后别人戳你脊梁骨，你受得住？”
我说：“我受得住。”
“你受得住，我受不住。”我妈眼圈红了，“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不是让你被人说闲话的。”
我没吭声。
要是以前，我肯定低头，让我妈骂完。
可这次我不能。
我把她带到文化馆后院，那儿有一排石凳。四月的槐花开了，风一吹，白花落在地上。
我说：“妈，我二十七了。”
“二十七怎么了？二十七你也是我儿子。”
“我是你儿子，可我也得过自己的日子。”我看着她，“你托唐馆长给我介绍对象，她认真帮了。三个姑娘都很好，是我没那个心思。我不能因为别人合适，就骗自己。”
我妈问：“那唐馆长就合适？”
我说：“她不一定合别人眼里的适，可她合我的心。”
我妈怔了一下。
她大概没想到我能说出这种话。
过了半天，她把蓝布包打开，里面是两双新纳的鞋垫。
“我本来想着，你相亲要是成了，给姑娘一双。”她低声说，“现在倒好，鞋垫都不知道该给谁。”
我鼻子有点酸。
我说：“给她吧。她总跑来跑去，鞋底磨得快。”
我妈瞪我：“我还没同意呢。”
我说：“那你先留着。等你愿意了再给。”
我妈气得起身就走。
走到门口，她又回头：“许向东，你别以为你今天嘴硬就是长本事了。日子不是放电影，灯一亮就好看。你要真认定她，就别让人家一个女人在前头挡闲话。”
这句话我记住了。
我不能总躲在唐晓棠后面。
可唐晓棠比我更清楚闲话的重量。
那天下午，她把我叫到档案室。
档案室在二楼尽头，窗户朝北，灰尘味重。她站在一排旧报纸前，手里拿着调度表。
“你妈来过了？”她问。
“来过。”
“她不同意？”
我没撒谎：“一开始不同意。”
她笑了一下：“很正常。”
我说：“但我会跟她说清楚。”
唐晓棠看着我：“许向东，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我皱眉：“你什么意思？”
“意思是这件事到这儿停下，对你最好。”她说得很平静，“外面那些话，我听了不是一天两天。我习惯了。可你不一样。你没结过婚，家里又只有你一个儿子，你妈盼着抱孙子，也盼着你找个清清白白的姑娘。”
“你也清清白白。”
她愣了一下。
我往前走了一步：“离过婚不是脏事。年纪比我大也不是错。你别拿别人说的话替自己判罪。”
她手指收紧，调度表被捏弯了。
“你知道什么？”她声音低了，“我前夫走的时候，县里多少人说我活该，说女人太要强就没人要。后来我升副馆长，又有人说我靠离婚装可怜。许向东，你以为嘴上说不怕就真不怕？日子长着呢。”
我说：“我知道日子长，所以才不能从第一步就躲。”
她看着我，眼里有动摇，也有怕。
“唐晓棠。”我第一次在白天、在办公室外这样叫她名字，“那晚在浴室，是你堵住我问的。现在我也问你一次。你还要不要我这句实话？”
她没说话。
我继续说：“你要，我就把它说给所有该听的人。你不要，我也不拿喜欢两个字绑你。你有权退，我也有权等。”
这话说完，我自己都愣了。
原来人真被逼到心口上，闷葫芦也能响。
唐晓棠低头看着手里的调度表，半天才说：“别说得这么好听。你先把今晚下乡放映的片子点清楚，少一盘我照样扣你奖金。”
我笑了：“行。”
她抬眼瞪我：“笑什么？”
我说：“晓棠，你耳朵红了。”
她立刻转身：“滚去干活。”
那天晚上，我下乡放电影，路上摔了一跤。
不是大伤，就是连人带车滑进沟里，胶片箱压在腿上。我怕胶片受潮，先把箱子抱起来，自己半条裤腿全是泥。
回到文化馆时已经夜里十一点。
院里灯还亮着。
唐晓棠站在门口，手里拿着手电。看见我一身泥，她脸色变了。
“摔哪儿了？”
“没事。”
“裤腿卷起来。”
“真没事。”
她声音一沉：“许向东。”
我只好坐到台阶上卷裤腿。小腿擦破了一片，血和泥糊在一起。
她蹲下来，用手电照着看，眉头越皱越紧。
“去卫生所。”
“这点伤……”
“闭嘴。”
她扶我起来，动作很硬，手却很稳。
卫生所值班大夫给我清洗伤口，酒精一碰，我疼得倒吸气。唐晓棠站在旁边，脸比我还白。
大夫笑她：“唐馆长，心疼啦？”
她立刻板脸：“他是我们队里的放映员，明天还有任务。”
大夫拖长声音：“哦，放映员。”
我低头憋笑。
回去路上，她一直没说话。
走到文化馆门口，她突然停下。
“许向东，我想好了。”
我心一紧。
她说：“我们先不公开。”
我脸上的笑慢慢落下去。
她看见了，马上补了一句：“不是不认。是我不能拿你的工作和名声冒险。我是你领导，这关系说出去，别人会说我借职务压你，也会说你想靠我。我打算向馆长申请，把你调到电影公司筹备组去。等调令下来，我们再说。”
我沉默了一会儿。
她问：“你觉得委屈？”
我说：“有一点。”
她眼神暗了暗。
我又说：“但我知道你是在认真想以后，不是在退。”
她抬头看我。
我说：“我听你的。不过有一件事，你也得听我的。”
“什么？”
“调令下来之前，我们不躲着，但也不暧昧。工作就是工作。谁问我，我不撒谎，也不乱说。要是有人当面糟践你，我不能装听不见。”
唐晓棠看了我很久。
“许向东，你变了。”
“嗯。”
“跟谁学的？”
“跟你。”
她终于笑了。
可调令没那么快。
五月底，馆里传出消息，说省里要办农村电影巡映先进单位评选，青河县文化馆有希望。馆长想把材料报上去，所有人都绷紧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闲话闹到了馆长那里。
说唐晓棠作风不正，跟下属不清不楚，还在招待所浴室堵人。话传得有鼻子有眼，连“门闩坏了”“里面水汽很大”都编出来了。
馆长姓姜，五十多岁，平时和气，可这次把唐晓棠叫进去谈了一个多小时。
我在走廊里等。
门关着，听不见里面说什么。过了一会儿，冯丽萍从楼下上来送布票，看见我，神情有点尴尬。
她低声说：“许同志，有些话不是我传的。”
我说：“我知道。”
她咬了咬唇：“其实唐馆长给你介绍我的时候，说了你很多好话。她说你人闷，但心正，手稳，肯吃苦。那时候我就觉得，她提起你跟提起别人不一样。”
我愣住。
冯丽萍笑了一下：“你别怪她。她那种人，越喜欢越不敢往自己身上想。”
她走后，我站在走廊里，心里像被人掀开了一块布。
原来不是我一个人在躲。
办公室门开了。
唐晓棠走出来，脸色还算平静。姜馆长跟在后面，看到我，叹了口气。
“许向东，你也进来。”
我进去时，唐晓棠皱眉看我，像是在提醒我别乱说。
姜馆长坐下，喝了一口茶：“事情传成这样，总得有个说法。小许，我问你，招待所浴室那晚，唐副馆长是不是进去找过你？”
我说：“是。”
唐晓棠脸色一变。
姜馆长也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承认得这么快。
他问：“她进去干什么？”
我看向唐晓棠。
她眼里有警告，也有紧张。
我收回目光，说：“问我相亲的事。”
姜馆长皱眉：“在浴室问？”
“对。”我说，“因为我一直躲。她给我介绍了三个对象，我一个没看上，她生气，也想问清楚。我承认，地方不合适。但那天是我先把话说不明白，把事情拖到难看。”
唐晓棠低声说：“许向东，你出去。”
我没出去。
我继续说：“姜馆长，我喜欢唐副馆长。这事不是她压我，也不是我图什么。我在这里工作五年，她骂过我，教过我，也护过放映队。她是什么人，馆里都清楚。要因为我，让她背作风问题，我不同意。”
姜馆长看了看我，又看唐晓棠。
屋里静得能听见茶杯盖轻轻碰杯沿。
唐晓棠忽然笑了一下。
不是高兴，是有点无可奈何。
她说：“姜馆长，既然他说了，我也说清楚。我对许向东有私人感情，这件事我不回避。为了避嫌，我已经写了申请，请求不再直接分管电影队，或者把许向东调离我的直接管理范围。在组织没有安排前，我保证工作上不徇私。”
她从包里拿出一张折好的申请，放到桌上。
姜馆长拿起来看，眉头越拧越紧。
“你们两个啊。”他叹气，“一个比一个倔。”
唐晓棠说：“我接受组织处理。”
我急了：“姜馆长，这跟她……”
姜馆长抬手打断：“你也别急着逞英雄。现在不是旧社会，但也不是没人说闲话的真空。唐晓棠是干部，更要注意影响。小许，你要真对她认真，就别只会在办公室里喊喜欢。”
我说：“我认真。”
姜馆长看着我：“那就回去跟你母亲谈清楚。家里不同意，外面更有话说。还有，调动的事我会考虑，但不是为了给你们开方便门，是为了工作关系清楚。”
那天走出办公室，唐晓棠走得很快。
我追到楼梯口：“晓棠。”
她停下，回头看我：“谁让你那么说的？”
我说：“我不想让你一个人扛。”
“你知道后果吗？”
“知道一点，不全知道。”
她气得笑了：“不知道还敢说？”
我说：“那晚你在浴室堵我，也没先把后果都算清楚。”
她脸一红，立刻看了看四周。
“你还提？”
“提。”我说，“因为那是你先勇敢的。”
她怔住。
楼道里阳光从窗户斜进来，照在她风衣肩头。她看着我，眼里的火慢慢软下来。
“许向东，我三十二了。”她轻声说，“我没那么多力气再错一次。”
我说：“那这次我们慢慢走，但别往回走。”
她低下头，过了很久，嗯了一声。
我妈那关，比我想的还难。
她一开始不肯见唐晓棠。
我回家跟她说清楚，她坐在炕沿上抹眼泪，说：“别人家儿子找对象，都找个小几岁的。你倒好，找个比你大的，还离过婚。你让邻居怎么说？”
我说：“邻居不跟我过日子。”
她拍了一下炕桌：“你现在嘴倒利索了！”
我跪在灶台边烧火，没顶嘴。
锅里煮着玉米糁，火苗舔着锅底。我妈骂了半天，见我不吭声，自己也累了。
“她真有那么好？”
我添了一根柴：“好。”
“好在哪？”
我想了想：“她心里有别人。”
我妈一听，差点跳起来：“什么？”
我赶紧解释：“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她心里装着别人。电影队少了经费，她去争；乡下放映员没雨衣，她去借；文工团演员嗓子哑了，她半夜找蜂蜜。她这个人看着硬，其实谁的难处都记得。”
我妈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她说：“那她记不记得你的难处？”
我说：“记得。她给我介绍对象，就是因为记得。”
我妈叹了口气。
几天后，我妈拎着一篮鸡蛋去了文化馆。
我不知道她跟唐晓棠说了什么。
只知道唐晓棠那天下午回来时，眼睛有点红，手里多了那两双蓝布鞋垫。
她把其中一双放到我桌上。
“你妈给的。”
我问：“她说什么了？”
唐晓棠把另一双收进包里，嘴上淡淡的：“她说鞋垫先给我，不代表完全同意。要看我以后表现。”
我忍不住笑。
她瞪我：“笑什么？我现在也是要接受考察的人。”
“那你紧张吗？”
她低头整理文件，声音很轻：“有点。”
六月初，姜馆长把调令贴了出来。
县里成立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筹备组，我被借调过去，办公地点在老剧院二楼。工资关系暂时还在文化馆，但日常工作不再由唐晓棠直接安排。
调令一贴，议论声又起。
有人说唐晓棠避嫌避得太明显，也有人说这两个人八成是真的。
我搬东西那天，机房里空荡荡的。那台十六毫米放映机被我擦得发亮，像一位老伙计。
唐晓棠站在门口，没有进来。
我把工具包背上，说：“我走了。”
她点头：“到那边好好干。”
“你也是。”
她看了我一眼：“我一直好好干。”
我笑：“也是。”
我们像两个普通同事一样告别。
可走到院门口，我回头，看见她还站在机房门口。风吹起她的发梢，她没有躲，也没有走。
我忽然明白，所谓公开，不一定非要敲锣打鼓。
有时候，不躲就是公开。
真正让事情定下来的，是七月那场暴雨。
那天晚上，县里安排在河西公社露天放电影。我带着设备过去，天气预报说有阵雨，谁也没想到雨会下那么大。
电影放到一半，风把幕布吹得鼓起来。底下群众开始搬凳子，公社干部喊着先避雨。我赶紧停机收片。
就在这时，临时搭的电线杆被风刮歪，电线火花一闪，现场乱了。
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先断电，再护胶片。
雨水砸得睁不开眼，我踩着泥跑过去拉闸，脚下一滑，整个人摔进水坑。等我爬起来，片箱已经被风吹翻，胶片盒滚了一地。
我顾不上疼，扑过去捡。
雨太大，手电光乱晃。有人喊：“许放映，别捡了，先躲！”
可那几盘片子是省里调来的，泡坏了要影响第二天巡映。
我把胶片盒一个个往怀里塞，雨水顺着脸往下流，分不清是水还是泥。
突然有人撑着雨衣挡在我头顶。
我抬头，看见唐晓棠。
她不知道什么时候赶来的，裤脚全是泥，头发湿透了，手里还抓着一卷麻绳。
“愣着干什么？装箱！”
我傻了：“你怎么来了？”
“姜馆长说河西线路老，我不放心。”
她蹲下来跟我一起捡胶片。雨水打在她脸上，她连眼都不眨。
我们把胶片抢回来，又把机器抬进公社仓库。等忙完，已经快夜里十点。
公社给我们腾了一间空屋，屋里只有一张桌子和几条长凳。唐晓棠拧着袖口的水，嘴唇冻得发白。
我把自己的外套递给她。
她不接：“你自己也湿了。”
我说：“你穿。”
她看了我一眼，还是接了。
屋外雨声哗哗，屋里煤油灯摇晃。
公社书记端来姜汤，笑着说：“唐馆长，小许，你们这护胶片比护粮食还拼。”
唐晓棠说：“都是公家的东西，泡坏了明天群众看什么？”
书记又笑：“我看不光是为了群众吧？”
我和唐晓棠都没说话。
书记是老江湖，看破不说破，放下姜汤就走了。
屋里只剩我们两个。
我蹲在地上检查片盒，发现有一盘进了水，急得心往下沉。唐晓棠坐到我旁边，拿干布一点点擦。
“别急，还能救。”
她的手冻得发抖，擦得却很细。
我看着她，忽然说：“晓棠，等回去，我去你家提亲。”
她手停住。
雨声一下显得更大。
她没抬头：“这么突然？”
“不突然。”我说，“从三月到七月，我想清楚了。浴室那晚你问我‘那我呢’，我回答了。现在我想把回答做完。”
她慢慢抬起头。
煤油灯光落在她眼睛里，湿漉漉的。
“你妈呢？”
“她让我自己定，但不能让你委屈。”
“姜馆长呢？”
“工作关系已经调开了。”
“外面闲话呢？”
“会有。”我说，“可我不能因为怕别人说，就让你一直站在门口等。”
唐晓棠低头笑了一下。
这次她没有再说回头还来得及。
她只问：“你拿什么提亲？”
我摸了摸口袋，拿出一个被油纸包着的小东西。
里面是一枚发卡。
黑色的，最普通的款式。她原来那枚发卡断了一个齿，还一直舍不得换。我去百货公司买新灯泡时，顺手买了这枚。
我递给她：“先拿这个。正式的东西我再准备。”
唐晓棠看着那枚发卡，眼眶红了。
她接过去，没立刻戴，只攥在手心。
“许向东，你真是……”她停了半天，“真是穷得很实在。”
我有点窘：“我以后补。”
她摇头，声音很轻：“不用补。这个就很好。”
第二天雨停，胶片保住了。
我们回到县城时，文化馆院里站了不少人。昨晚暴雨的事已经传开，连姜馆长都在门口等。
他看见我们浑身泥水，先骂：“一个副馆长，一个放映员，谁让你们这么不要命的？”
唐晓棠说：“情况急。”
姜馆长瞪她：“你每次都情况急。”
我站在旁边，忽然开口：“姜馆长，我想申请一件事。”
所有人都看过来。
唐晓棠也看向我，眼神一紧。
我说：“我想跟唐晓棠同志正式处对象，以结婚为前提。我们工作上已经不属于直接上下级，我也会接受组织和同志们监督。”
院里一下静了。
有人手里的搪瓷缸盖掉在地上，叮当一声。
唐晓棠站在我身边，脸上没有表情，可我看见她握着发卡的手紧了一下。
姜馆长半天没说话。
最后他叹了口气：“你这不是申请，是通知。”
我说：“那也请您知道。”
人群里有人笑出声。
姜馆长看向唐晓棠：“你呢？”
唐晓棠抬起头。
她的头发还湿着，衣服上全是泥，跟平时干净利落的副馆长很不一样。可她站得很直，声音也稳。
“我同意。”
这三个字落下来，比广场上的电影开场锣还响。
我听见四周有人吸气，有人低声议论，也有人笑着鼓掌。
冯丽萍不知什么时候也在人群外，她冲我眨了一下眼。韩玉枝站在图书室门口，远远点了点头。何春燕后来听说了，还托人带话，说许同志终于把话说到人心上了。
当然，难听话还是有。
有人说唐晓棠有手段，给我介绍对象是假，先试探我是真。
有人说我脑子不清楚，年轻小伙子偏找个离过婚的领导。
也有人说我们早就有事，什么调动避嫌都是遮羞布。
这些话我听见过。
唐晓棠也听见过。
有一次在食堂，两个临时工坐在角落嚼舌根，说她一个离过婚的女人还挑三拣四，最后挑了个老实好拿捏的。
我端着饭盒就要过去。
唐晓棠拉住我。
她端着自己的饭盒走到那桌旁边，平静地问：“你们说完了吗？”
两个临时工脸都白了。
唐晓棠说：“我离过婚，不是犯过错。许向东老实，也不是没脑子。我们处对象，碍不着你们吃饭。你们要是对文化馆人事安排有意见，可以写材料交给姜馆长；要是只想拿别人的日子下饭，那这饭吃得不体面。”
她说完，转身坐回我对面。
整个食堂安静了好几秒。
我看着她，忍不住说：“我刚才也想这么说。”
她夹了一筷子土豆丝：“你说不出这么完整。”
我承认：“说不出。”
她嘴角一扬：“那就多学。”
那天之后，食堂里的闲话少了很多。
不是没人说了，是没人敢当着我们说。
八月十五，我带我妈去了唐晓棠家。
她家在文化馆后面的小院，两间平房，收拾得干净。窗台上摆着一盆茉莉，桌上铺着旧报纸，报纸上放着她刚洗好的葡萄。
我妈一进门就四处看。
唐晓棠有点紧张，给她倒茶时，茶水差点洒出来。
我妈看见了，反倒笑了。
“唐馆长也有手抖的时候？”
唐晓棠脸红了：“大娘，您叫我晓棠就行。”
我妈坐下，没绕弯。
“晓棠，我这个人没文化，说话直。之前我不愿意，是怕向东年轻，不懂过日子，也怕你受委屈后后悔。”
唐晓棠认真听着。
我妈又说：“可这几个月，我看明白了。向东以前三棍子打不出个响屁，现在敢跟我说自己要什么了。人要是跟错了，不会越活越有主意。”
唐晓棠眼圈慢慢红了。
我妈从布包里拿出剩下那双鞋垫，放到她手里。
“这双给你。别嫌粗。”
唐晓棠接过去，手指摸着密密的针脚，半天才说：“我不嫌。”
我妈说：“你比向东大几岁，又经历过一次婚事，心里肯定比他重。可你别总觉得自己低人一头。我们家穷，没什么好挑你的。只要你们俩真心过，我不拦。”
那天唐晓棠进厨房切菜，背对着我们站了很久。
我进去时，看见她正抬手擦眼泪。
我没说话，只把洗好的葱递给她。
她接过去，低声说：“许向东，我有点怕。”
我问：“怕什么？”
“怕这一切是真的，又怕自己配不上。”
我笑了：“这句话听着耳熟。”
她回头瞪我，眼眶还红着。
我说：“你看，我们俩一样。都觉得自己配不上对方。那正好，谁也别嫌谁。”
她被我逗笑，拿葱轻轻打了我一下。
十月，我们领了证。
没有大操大办。
那天早上，我穿了洗得发白的白衬衫，唐晓棠穿她那件米色风衣。民政办的大姐看了看户口本，又看了看我们。
“女方三十二，离异。男方二十七，未婚。”她念得很慢，像在确认。
唐晓棠的手在桌下轻轻握紧。
我把手伸过去，握住她。
大姐抬头看了我们一眼，笑了：“想好了？”
我说：“想好了。”
唐晓棠说：“想好了。”
红章盖下去，砰的一声。
我心里也跟着落下一声。
从民政办出来，阳光很好。街边卖糖葫芦的吆喝，小学生背着书包跑过去，自行车铃叮叮当当。
唐晓棠把结婚证放进包里，走了几步，忽然停下。
“许向东。”
“嗯？”
“你还记不记得我在浴室问你的话？”
我说：“记得。”
她看着我：“那时候我其实后悔了。我问完就后悔。我怕你看不起我，怕你觉得我一个离过婚的女领导，竟然堵着你要答案。”
我说：“我当时只觉得自己像做梦。”
“现在呢？”
我握紧她的手：“现在梦盖章了。”
她笑了，笑着笑着又低下头。
我们没去饭店，只在街口吃了两碗馄饨。她把碗里的紫菜挑给我，说自己不爱吃。我知道她不是不爱吃，是看我喜欢。
婚后的日子，不像电影。
没有银幕上那么亮，也没有配乐。
有的是煤球炉点不着，有的是房顶漏雨，有的是两个人为一斤肉票怎么用拌嘴。
唐晓棠在单位还是唐副馆长，回家也没变成温柔得不真实的人。她照样会嫌我袜子乱扔，会在我修收音机修到半夜时把灯关掉，说明天再折腾。
我也会跟她犟。
有一次她发烧，还坚持去开会。我把她的包藏了起来。她翻遍屋子，最后站在门口瞪我：“许向东，你胆子大了。”
我说：“跟你学的。”
她气得坐回床上，半天没理我。
晚上退烧后，她把包从柜顶拿下来，发现里面多了一包退烧药和一张我写的纸条。
纸条上只有一句：领导也要听医嘱。
她看完笑了很久。
第二年春天，电影公司正式成立，我调了过去，成了发行股的干事。工作比以前稳定，但我还是常下乡。唐晓棠升了馆长，忙得更厉害。
有人说我们夫妻俩都不顾家。
其实我们顾。
只是我们的家跟别人有点不一样。
别人家晚上聊柴米油盐，我们家常常摊一桌排片表和活动方案。她改材料，我修机器。炉子上炖着萝卜汤，窗台上茉莉开了又谢。
有时候夜深了，她会靠在椅背上睡着。
我给她披衣服，她醒来第一句话总是：“几点了？材料还没写完。”
我说：“写完了，我替你誊了一遍。”
她立刻坐起来检查，检查完才点头：“字比以前好看。”
我说：“你夸人就不能多夸两句？”
她说：“怕你骄傲。”
我们也吵过一次很厉害的。
那年县里准备送她去省城进修半年。她瞒了我三天，直到名单公示我才知道。
我问她为什么不告诉我。
她说：“我怕你多想。”
我说：“我会多想什么？”
她说：“怕你觉得我又要往前走，怕你跟不上。”
这句话把我气笑了。
“唐晓棠，你是不是到现在还觉得，我喜欢你，是因为你站着不动等我？”
她愣住。
我说：“你要去省城进修，这是好事。你走得远，我高兴。你别替我自卑，也别替我小气。”
她脸白了一下：“我不是那个意思。”
“可你就是这么做的。”我声音也重了，“你不让我知道，是怕我拦你。你连让我选择支持你的机会都不给。”
她沉默了很久。
那晚我们背对背睡，谁也没先说话。
第二天早上，她把一张火车时刻表放到我面前。
“下周三走。”她说，“半年。每个月回来一次，不忙的时候给你写信。你要是有空，也可以去省城看我。”
我看着她。
她又说：“我错了。我不能一边要你不躲，一边自己先躲。”
我心里的气一下散了。
我说：“我送你。”
她嗯了一声。
半年里，她给我写了二十七封信。
信里没有甜言蜜语，多是省图书馆的书、培训班的课、食堂的菜太咸、宿舍窗户漏风。可每封结尾，她都会写一句：茉莉记得浇水。
我每次回信，开头都写：茉莉活着。
后来她回来，第一件事就是看窗台。
茉莉长得很好。
她摸着叶子，说：“不错，你比我想的会照顾东西。”
我说：“也会照顾人。”
她回头看我，眼里带笑：“那我以后继续考察。”
我们结婚第三年，有了女儿。
女儿出生那天，唐晓棠疼了一夜。她平时那么硬的人，疼到最后也抓着床单发抖。
我在产房外转了不知道多少圈。
孩子哭声传出来时，护士抱出来说：“女孩，六斤四两。”
我第一反应是腿软。
唐晓棠被推出来时，脸白得像纸。她睁开眼看见我，第一句话是：“别哭，丢人。”
我这才发现自己满脸都是眼泪。
我说：“是女儿。”
她闭了闭眼，嘴角一点点翘起来。
“好。”她声音很轻，“女儿好。以后让她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别像你。”
我握住她的手：“也别太像你，什么都自己扛。”
她没力气瞪我，只轻轻捏了捏我的手指。
女儿小名叫小茉莉。
是我起的。
唐晓棠嘴上说俗，转身就把窗台上那盆茉莉换了新盆。
小茉莉三岁时，有一天翻出我们的结婚证，问：“妈妈，你为什么比爸爸大？”
我正在喝水，差点呛着。
唐晓棠倒很平静：“因为妈妈早出生几年。”
女儿又问：“那爸爸为什么还跟你结婚？”
唐晓棠看向我，眼神里藏着笑。
我蹲下来说：“因为爸爸跑得慢，找了很久才找到妈妈。”
女儿认真想了想：“那妈妈等你了吗？”
唐晓棠走过来，把女儿抱起来。
她说：“等了。但妈妈一开始不承认。”
我说：“后来在浴室承认了。”
唐晓棠一脚踩在我脚背上。
女儿问：“什么浴室？”
她立刻说：“小孩子别打听大人的事。”
很多年后，县文化馆搬了新楼，老招待所拆掉重建。那间后院小浴室早没了，只剩一棵歪脖子柳树还在。
拆之前，唐晓棠拉我去看过一次。
那时她已经不再年轻，头发里有了白丝。我也发了福，骑二八自行车会喘。可我们站在那块旧地上，谁都没先说话。
她指了指原先浴室门的位置：“大概在那儿。”
我说：“门闩坏的地方？”
她笑：“你倒记得清楚。”
“当然记得。”我说，“我人生最要紧的一句话，就是在那里听见的。”
她低头踢了踢地上的碎砖。
“我那时候其实挺不像话的。”她说，“哪有女领导把下属堵在浴室里问那种话。”
我说：“幸亏你不像话。”
她抬头看我。
我认真说：“不然我这种人，可能一辈子都说不出口。”
风吹过空院子，柳枝轻轻晃。
唐晓棠忽然说：“许向东，那我呢？”
声音和很多年前一样，只是轻了，也柔了。
我看着她，像又看见一九八五年那间水汽弥漫的小浴室，看见她站在门边，明明害怕，还非要问一个答案。
我握住她的手。
“你啊。”我说，“你是我一个都没看上以后，唯一敢看一辈子的人。”
她笑了，眼角皱纹挤在一起。
“嘴还是笨。”
“比以前强。”
“嗯。”她点头，“强多了。”
后来女儿考上大学，临走前整理旧物，又翻到那枚黑发卡。
发卡已经旧了，齿也断了一根，被唐晓棠放在铁盒里，旁边压着我们第一张合影。
照片上，我穿白衬衫，她穿米色风衣，两个人都站得很僵硬，看起来不像新婚夫妻，倒像刚开完严肃会议。
女儿拿着发卡问：“妈，这是什么宝贝？”
唐晓棠正在叠衣服，闻言看了我一眼。
我说：“这是你爸当年提亲用的。”
女儿瞪大眼：“就这个？”
唐晓棠笑起来：“就这个。”
女儿看看我，又看看她：“妈，你也太好追了。”
唐晓棠把叠好的毛衣放进行李箱，慢悠悠地说：“不好追。你爸先相了三个姑娘，一个没看上，我才问他的。”
女儿来了精神：“问什么？”
唐晓棠不说。
我也不说。
女儿缠了半天，最后唐晓棠被烦得没办法，才抬起头，学着当年的语气说：“那我呢？”
屋里静了一秒。
女儿先笑倒在床上。
我也笑。
唐晓棠耳朵有点红，拿毛巾抽了我一下：“笑什么笑？”
我说：“没笑你。”
“那笑谁？”
“笑一九八五年的我。”我看着她，“那么好的话，竟然差点没接住。”
唐晓棠把发卡重新放回铁盒里，盖子合上前，她又伸手摸了一下。
“接住就行。”她说。
是啊。
接住就行。
人的一辈子，哪有那么多十拿九稳的时候。
一九八五年，女领导给我介绍对象，我一个没看上。她把我堵在浴室里，问了句“那我呢”。
她问得不体面，不周全，也不符合别人眼里的分寸。
可正是那句带着委屈、勇气和一点点冒险的话，把我从半辈子的沉默里拉了出来。
后来我才懂。
有些人不是没遇上合适的。
是合适的人站在眼前太久，久到你以为自己不配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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