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夏天，我十九岁，在县城一家五金店当学徒，一个月挣八十六块钱。

那时候年轻人没什么消遣，录像厅算是最热闹的地方。两块钱一张票，屋里摆着几十把木椅，前面吊着一台二十多寸的彩电，香港武打片一放，连过道都能坐满人。

那天晚上，我买票进去时，电影已经开始了。

我摸黑找到一个空位，刚坐下，旁边一个女人忽然朝我靠了靠，小声问：“小兄弟，这个好看吗？”

我一下就僵住了。

她大概二十七八岁，烫着卷发，穿一件浅黄色衬衫，身上有股很淡的雪花膏味。那年月，像我这种刚从乡下来县城的毛头小伙，平时跟姑娘说句话都脸红，更别说一个少妇主动凑过来。

我赶紧说：“不知道，我也刚来。”

她笑了一下，又问：“你经常来？”

我摇头。

其实我撒了谎。

那个月我已经来了四次。

可我总觉得她问得有点奇怪，心里甚至冒出些乱七八糟的想法。尤其过了一会儿，她又往我这边挪了挪，我干脆把胳膊贴紧自己，生怕碰着她。

看到一半，她突然问：“现在演到哪儿了？”

我愣了一下。

屏幕上男主角正追着人打，我说：“就是那个穿白衣服的，在找杀他师父的人。”

她“哦”了一声。

十分钟后，她又问：“刚才那个女的是谁？”

我终于忍不住了，小声说：“你没看吗？”

她沉默几秒，说：“我看不太清。”

这句话把我说懵了。

后来我才注意到，她一直微微眯着眼睛。电影亮的时候，她会往前探身；画面一暗，她就干脆不看了，只听声音。

我问她：“你近视？”

她说：“不是，眼睛小时候生过病，一只几乎看不见，另一只也越来越差。”

我当时不知道该接什么话。

她倒挺自然：“我就想看看录像。以前没看过。”

那晚剩下的一个多小时，我几乎没怎么看电影。

屏幕上演到哪儿，我就小声告诉她一句。

“那个坏人跑了。”

“现在他们在饭馆里。”

“刚才不是死了，是装的。”

她听得特别认真。有一次男主角从二楼跳下来，我说得急了：“跳了跳了！”

她噗嗤笑出声：“你比里面的人还紧张。”

散场以后，我以为这事就完了。

没想到她站在录像厅门口没走。

她问我：“汽车站往哪边？”

我指了方向，她又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晚上看路更困难，你能不能送我到路口？”

我这才知道，她家在离县城十几里外的一个村子，丈夫在砖厂干活，她那天是到县医院复查眼睛的。

医生说，再拖几年，视力可能还会继续下降。

“所以我想趁现在还能看见一点，多看看。”她说。

那句话我到今天都记得。

不是因为多伤感，而是因为她说得太平常了。

就像有人说，趁天没下雨，把衣服收了。

到了汽车站，她丈夫已经等在那里。一个皮肤黝黑的男人，骑着辆旧永久自行车，见她来了，先问：“电影看成没？”

她笑着说：“看成了，还碰到个小兄弟，一路给我讲。”

那男人从兜里摸出一包红梅烟，要递给我。

我不会抽，摆手不要。

他又从车把上的网兜里拿出两个桃子，非塞给我一个：“拿着，家里树上结的。”

回宿舍以后，我把桃子放在桌上，同屋问我哪来的。

我没说实话，只说路上买的。

因为我突然有点不好意思。

进录像厅时，我还把那个女人想得挺复杂。她靠近一点，我就提防一点；她多问一句，我就在心里猜一句。

可她其实只是看不清。

后来我才发现，人年轻的时候特别容易把别人的行为往自己身上想。别人热情一点，觉得是不是有所图；别人冷淡一点，又觉得是不是瞧不起自己。

可很多时候，人家根本没那么多心思。

只是有自己的难处。

两年后，我离开县城去外地打工，再也没见过那个女人。

倒是那家录像厅，我后来回去时已经改成了服装店。门口原先贴海报的玻璃框还在，只是里面挂着几件花衬衫。

我站在那里忽然想起，那天晚上她问我的第一句话：

“小兄弟，这个好看吗？”

当时我以为她是在问我电影好不好看。

很多年后我才明白，她大概真正想知道的是——

趁自己还看得见，这一趟来得值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