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记者读明史40”：常遇春派系用完即被杀的悲惨命运，被反复上演的权力底层逻辑|常遇春|徐达|忽必烈|时政记者|朱元璋|王保保|蓝玉

在明史里，常遇春这名字一亮出来，就带着一股子杀气。

他不是名门之后，不是科举出身，而是地地道道从刀口上爬出来的狠人。朱元璋还在长江边上琢磨怎么渡江的时候，他已经提着刀第一个跳下船，顶着乱箭往前冲。

后来北元被赶出中原，很多人以为这事就算完了。可常遇春不这么看，他一脚跨出山海关，把明军从黄河以北一路往草原深处带。那一仗，他让在马背上长大的蒙古人第一次认真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汉人骑兵能比我们还会骑、比我们还会打？

问题来了——这么一个替朱元璋立下翻天覆地功勋的“常十万”，他身后的那条政治线，却被朱元璋亲手连根拔掉。一个人从“开平王”到“后人不知所终”，这当中到底藏着什么门道？

这事不能光从“谁忠谁奸”来讲，要从战争、权力、制度这三条线一起看，才看得清。

咱们一步一步捋。

先看北元这边，到底怎么一步步被逼到草原上，还非得喊着“要打回来”；再看明军一路西北作战，怎么磕磕绊绊，最后却又靠一波骑兵神操作翻盘；然后再看常遇春是怎么从这场大战里，把自己的人生推到巅峰，又顺手把自己家族送上政治过山车的；最后，再聊聊朱元璋为什么一定要“杀功臣”，他真的只是“多疑”那么简单吗？

一切，都得从元顺帝逃回草原那一刻说起。

元大都（北京）失守那年，徐达、常遇春联手打下了这座控制北方命脉的城市。元顺帝一行慌慌张张往北跑，一路退回上都，再退到更深处的草原老家。

按很多元人想象中的画风，皇帝回草原，那叫“回到根上”，总还有一点“草原王者归来”的意味。

结果现实给了他一记耳光。

他回去之后，迎接他的不是欢声，而是冷眼。

一位很“直男”的老同胞已经在等他——窝阔台家族的阿鲁辉。早在天下一乱那会儿，这位就给元顺帝写过信，大致意思特别扎心：忽必烈那么大的天下，被你们这一支子孙搞得丢了一半，要不你让位，我来试试？

这话说出来，其实等于把元廷内部的裂痕全摊在台面上：忽必烈的后裔觉得“我是正统”，其他诸王心里想的是——“你行你上，不行让位”。

等元大都丢了，中原彻底没了，这脸就更挂不住了：你前脚刚被人家赶出去，后脚就想在草原上继续装“天下共主”？谁服谁不服，心里都明镜似的。

这时候，如果你是元顺帝，你还有什么牌可打？

他其实只有一条路：学刘备那套。

刘备当年避居成都的时候，天天跟当地百姓讲“我是来帮你们复兴汉室的”“早晚要打回去”，这套话术听起来有点熟悉吧？

元顺帝也只能这么干。他对草原上的贵族、部落头领说：别急，大元只是暂时失了中原，我们一定会打回去。你们先勒紧裤腰带，少吃几顿，把人粮、马草都让出来，支持我们“反攻”。

这套说辞，其实有两个核心目的：

一是要正当性——只要口号是“光复大元”，那他就还能继续占着“正统”的位置。
二是要资源——你敢反对？立刻扣帽子：“你这是阻挠我元人千秋大业”。

这种戏码，在历史上一抓一大把。春秋战国有，被赶到江南的宋齐有，被赶到台湾的势力也爱干这个——选一个“复国”或者“光复”的大旗，一举两得：既压反对派，又稳住基层的忠诚。

所以，从那一刻起，北元与明之间的关系，就注定不可能“相安无事”。打不打得赢先不说，口号是一定要喊的。因为一旦不喊，“北元政权”本身就会失去存在的理由，被草原上的其他势力吞了。

换句话说，这第一轮明—北元对抗，不完全是军事问题，更是政治生存问题。

你能看出来，元顺帝心里其实明白：这仗很难打回来。但他必须装出一副“我一定要回去”的样子，这样才能向部落要人、要粮，还顺手把反对派推上战场，当第一波炮灰。

就这样，他给朱元璋递了一张战帖——哪怕这战帖的主要目的，其实是给他自己内部看。

朱元璋当然不会等他慢慢恢复元气。他要干的，是一刀斩断北元的后路。

于是，西北战场的帷幕拉开了。

洪武二年，也就是1369年，朱元璋刚刚拿下太原没多久，就让徐达从潼关往西开进，对准陕西、甘肃这块元末军阀盘踞的乱局下死手。

这一次，他不是光想着“守北京”，而是想把整个西北板块给打穿。

那时候关中是什么情况呢？说白了就是：上面是行将崩溃的元政权，下面是各地军阀各自为营，中间夹着一大群被战乱和饥荒折腾得麻木的老百姓。

徐达一进关，就赶上了大饥荒。按老办法，他完全可以借着饥荒掠粮、逼降，可朱元璋已经不再是淮右草头王了，他现在是“有钱人”。

张士诚那套江南财富，被他接管了个七七八八。于是，他一挥手——全军施政：每户赐米三石，大概三百多斤。

你想想，一个饿到快跑不动的人，突然有人送来粮食，还要你开门迎接，新政权的形象瞬间加了好几分。从潼关到西安，一路上不少城就这么“望风而降”，徐达几乎没费什么力，就拿下了古长安。

但问题不在西安，而在更西面的陇右。

那会儿西北军阀两大块头：一个是李思奇，盘在临洮；一个是张良弼，蹲在庆阳。

这两地方，可不是普通小城。临洮、庆阳，自古就是多民族混居，民风剽悍，董卓那帮西凉军硬汉，大半就是这片地方出的。换句话说，这地方，人彪悍，枪好使。

徐达四月就兵临临洮城下。

李思奇不是战五渣，他跟王保保的老丈人察罕帖木儿是老战友，混出来的资历不比谁少。这些年南征北战，搜刮了不少钱，刚觉得自己还有机会在西北做个“地头天子”，一眨眼明军就打上门来。

他慌了，就想从本地部族里找条活路。
这时候，赵琦出现了——部族头目，嘴皮子一流。

他对李思奇拍着胸脯说：钱给我，我替你招兵。咱们这一带多少彪悍人啊，只要粮饷够，随便给你拉出一支兵来。

李思奇信了，把自己多年积攒的家底全押给他。

下一幕就很戏剧了：赵琦拿了钱，直接挟持李思奇，降明。

这操作，在很多明代史料里都带着一点不屑——觉得这有点“董卓那味儿”：一肚子坏水，钱拿了，人也卖了。

临洮这一失守，关中这边只剩一个关键点了：庆阳。

庆阳这城，地势简直就是天生的堡垒。城建在高冈上，城墙高十多丈，下边两条河绕城而过。后人叫它“凤凰城”，夸张一点说，是陇东地区的“天险之城”。

拿下庆阳，你不仅能扼住陕甘交界，也差不多能把整个西北的路打通。明军知道这点，北元也知道。

徐达打听到，张良弼跑兰州找王保保求援，结果被扣在那里。看起来，庆阳城里只剩他弟弟张良臣镇守。

按理说，这类“求降”的机会，明军应该小心一点。但那时候朱元璋刚拿下天下不久，军中气势正盛，加上朱本人也爱用“恩威并施”的套路，一看到有人愿意“开门投降”，立马派出重兵接应。

这一次，他派的是薛显和张焕。

薛显是谁？明初最会打骑兵仗的将领之一，朱元璋给他评语“勇略冠军，可当一面”。

张焕是谁？帐前亲军出身，朱元璋出行时带在身边的那种贴身将领，在北伐时负责抄北京元廷金库，可见信任程度。那时候他担任羽林卫指挥，等同御林军统领。

带的兵呢？五千骑兵，六千步兵，全是精锐。

一开始看起来一切顺利。张良臣自己跑出城，趴在路边哆嗦着表示臣服，姿态放得极低。薛显、张焕一看：这人怂成这样，估计真是被打怕了，心里松了口气。

也就这一松，出了大事。

夜里，张良臣突然发难——庆阳兵夜袭营地，明军精锐被打得一塌糊涂。张焕当场被擒，薛显身受重伤，好歹逃回来。

这就是典型的“受降翻车”。
从这刻起，明军西北战场不再是“顺风车”，而是实打实的苦仗。

徐达听了怒火中烧，却也多了三分谨慎。他把手里所有叫得上名的大将都叫来了：冯胜、汤和、傅友德、俞通源、顾时……一圈人马，把庆阳围得水泄不通。

但庆阳不是普通城，张良臣也不是只会玩阴的。他依靠城高河险，一次次顶住明军的攻城，同时知道王保保那边正调兵来救，不时还打开城门，带兵杀出来反复冲击，让明军始终不敢松劲。

这时候，元方援军也在行动。

王保保分两路：韩扎儿自宁夏出兵直扑庆阳，一路打到原州，斩了明军指挥陈寿；贺宗哲则围攻凤翔，意图逼明军分兵。

与此同时，北元中枢也没闲着。元顺帝趁着明军主力在西北，派丞相也速领兵一万袭击北京，又命陕北军阀孔兴、脱列伯出兵攻大同。

局面一下子复杂起来：庆阳、凤翔、大同，北京外围，这四条线同时拉开。
徐达没那么多兵，只能死咬庆阳一处，把凤翔和大同暂时放在一边。

这三个月的围城，是明初少有的硬仗。明军攻城技术其实谈不上高明，更多还停留在爬城、攻门、筑梯那一套。对这种建在高冈上的城，最后居然想到了挖地道——从城下掏空再炸崩城墙。

讽刺的是，另一边围攻凤翔的北元军，也跟着玩起了挖地道。
双方技术都不成熟，结果谁也没攻下谁。

韩扎儿那一路，眼看着就要看见庆阳城里的佛塔塔尖了，结果被傅友德硬生生截住，一顿猛打，只得退回宁夏。战局陷入僵持。

而城里，粮食早已见底。史里记载：城中人“用黄泥细者，用人油炸而食之”。翻译成人话，就是把黄土细捣，用人身上刮下来的油炸着吃——这已经是绝境状态了。

最后，守城将士扛不住了。张良臣父子被自己人背叛，连人带城一起献给了徐达。

凤翔那路北元军一听庆阳已经陷落，也只能黯然撤退。

这场庆阳之战，在《明史》里记得不多，笔墨非常吝啬。但我们从战后朱元璋的处理可以推回去：这仗打得惨烈到什么程度？

《纪事录》里冷冰冰写了十二个字：
“羁其守将，屠其男子，纵掠妇女。”

这十二个字，就把城内百姓的下场交代清楚了：成年男子几乎被杀光，妇女遭到军队洗劫。

更长远的代价也写在账本上——学者郑克晟研究发现，因为庆阳之战，明朝此后两百多年里，专门对庆阳下辖宁县加重赋税，比前代翻倍，而且明显高于周边。这不是简单的“经济安排”，更像一种长期的惩戒与“报账”。

西北这边刚刚大致清场，北方草原那头，常遇春整装待发。

说常遇春这一生，有两个高峰：一个是鄱阳湖救朱元璋，一战定江南；另一个就是这次出塞北伐，把北元主力打到草原深处，顺手攻陷元上都。

朱元璋当时对北元的基本策略，是“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稳住边防”。他明白，草原上的战争不能一次解决问题，但要想稳住北方，就不能让北元觉得还有重新南下的机会。

1369年三月，常遇春从凤翔出发，率的是精锐骑兵。一个月后，他已经出现在北京城下，行程超过一千四百公里。这个速度，不只是元方惊讶，就连后世军史学者都得承认，这是当时世界上顶尖的机动作战水平。

也速丞相看到常遇春突然杀到，只能匆忙撤围，北元主力从北京外围退走。

按常规打法，这时候常遇春可以收手——救援北京任务已经完成，守住了京城就是大功一件。但常遇春是什么人？江湖出身，脾气火辣，最信那句“匹夫一怒，血溅五步”。

他心里想的是：我从陕西跑了一千多公里回来，你连正面硬仗都没跟我打，就悄悄跑了？这口气咽不下去。

他请示朱元璋后，得到许可，率一万骑兵追击也速。同时，又叫上朱元璋的外甥李文忠领八万步兵随行——但一出塞，常遇春嫌步兵慢，直接一脚油门踩到底，甩下李文忠。

接下来这段行军路线，是很多军事爱好者津津乐道的：

从北京往北，先行两百多公里到会州（今承德一带）；得知也速又往东撤，他继续追；
再往东北两百多公里到锦州，闪电攻城，拿下后继续前压；
然后一路到会宁（今赤峰下辖方向），路程再两百多公里，总共出塞约上千公里，终于在这儿追上了也速。

也速那边，打了一辈子草原仗，没见过这么拼命的汉人骑兵。

要知道，从陕西到北京，本身就是一千多公里的长途奔袭；刚结束，又接一千公里出塞追击；常遇春在这种高强度行军之后，仍然能保持战斗力，打得北元丞相溃不成军，《明史》对此竟然只淡淡写了六个字：“败也速于会宁”。

这背后，包含了无数细节：
他的后勤怎么解决？很可能仿照霍去病“轻辎重”的打法——补给薄弱但速度极快，沿途以战养战，和敌人抢资源。
他的兵是怎么保持战斗意志的？这不是一支刚从农田里征来的新兵，而是一群随着朱元璋一路拼杀出来的老兵，他们甚至对草原、对北元，有一种要“还旧债”的心理。

这一仗，把北元主力打散后，按理也该回了。常遇春确实下令回军，但他“回”的方式，也顺手做了几件事。

他往回走了一周，行两百多公里，到兴州。反正路过，干脆顺手把这城也打下来。在这里，他抓到了元朝大员——中书右丞脱火赤。

审讯之下，他得知一个关键信息：元顺帝正在元上都开平。

上都是哪？
忽必烈当年从草原南下建制，把上都做成一个“蒙古版夏都＋政治中心”。对元政权来说，这是他精神上的“神殿”，政治象征意义极大。

这时候，战争任务书上给常遇春的指令是：救北京，打退北元主力即可。朱元璋临行前也再三叮嘱：出塞要谨慎，别在草原深处恋战。

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常遇春没多想，直接往北拐，奔着开平上都去了。

三天后，他在路上斩杀北元亲王晃火帖木儿；五天后，攻陷元上都。

想象一下这个场景：

百年前，元军南下，破临安，南宋皇帝被俘，理宗的头颅被取出做成酒杯。
百年后，常遇春带着明军攻入元上都，满城宫阙，满地废墟，千里草原在风中摇动。

对于不少明军老兵来说，这不仅仅是一座城，而是一个“仇”的实物化。很多人可能都在心里想过那句后来流传甚广的话——“天道好还”。

元顺帝被吓破了胆，没敢硬扛，直接弃城深入草原腹地。他的身体本来就不行，长途奔逃后疾患频发，不到一年就死去。有史家推测，这一连串的溃败，是压垮他最后心理防线的关键因素。

常遇春没有止步于城破，他继续追击几百里，俘了宗王庆生、平章鼎住等人，将其斩首。
这次战果极其夸张：俘获上万人，夺车万辆，马三万匹，牛五万头。

攻陷开平后，常遇春终于停下，开始班师。
二十天后，行至柳河川，他突然病倒，很快去世，年仅四十岁。

这个消息传到南京，朱元璋整个人都懵了。

很多人爱用“君王无情”这类话套用在所有皇帝身上，但至少在常遇春这件事上，朱元璋是真情流露过。他写下了一首诗，水平不算高，甚至平仄都有问题，但恰恰说明这不是刻意营造的“帝王杰作”，而是一个粗犷男人话到嘴边写到纸上的哀叹：

“朕有千行生铁汁，平生不为儿女泣。
忽闻昨日常公薨，泪洒乾坤草木湿。”

这不是一个“冷血政治家”该写的样子，更像一个老兄弟突然没了之后的失控。

朱元璋清楚，常遇春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当年渡江攻打集庆（南京），是他第一个跳上岸；
鄱阳湖大战，陈友谅大船围着朱元璋船转，他是那个杀穿重围把朱元璋救出来的人；
北伐中原，他为先锋，冲在最前，士兵跟着他一路打到洛阳；
最后出塞北击，北元被他追得狼狈逃入草原深处。

朱元璋说过一句评价：“大明开拓疆域之功，以十分言之，遇春居其七八。”这话未必百分百精确，但在皇帝心里，他确实给了常遇春极高的地位。

更重要的是，常遇春不仅是“武将”，还是“平衡器”。

朱元璋的权力基础，有一大块来自“淮西集团”——老乡系。徐达、李善长这些人，都是那条线上的核心人物。

常遇春不同，他最初是外地强盗，后来归附朱元璋。也正因为如此，他在军中有独立派系，既不完全属于淮西系统，又有足够的兵权。朱元璋很清楚，一个集团做大，不是好事。他需要有人在军中形成制衡。

所以他不光在战功上奖励常遇春，还把太子朱标的正妃位置，给了常遇春的女儿。
这一婚姻安排的政治意义很明确：
一方面，是肯定常遇春；
另一方面，是让常氏血脉直接嵌进皇族之中。太子与常氏结合，生下的儿子朱允熥，顺理成章成了军方自然拥护的“下一代接班人”。

常遇春死后，朱元璋还扶持了一个“继承人”——蓝玉。

蓝玉是谁？常遇春的小舅子。
在随后的北方战事中，他几乎复制了常遇春的路线，尤其是那次“捕鱼儿海之战”，把北元最后的精锐骑兵打残。那时的蓝玉，是明军方真正意义上的“擎天柱”。

从政治角度看，这条线已经成了一个体系：
常遇春——蓝玉——冯胜等人，再加上常家的儿子常茂、常升，外孙朱允熥，亲家秦王那边还有联结。这整个武将网络，牢牢握住了军权。

而朱元璋后来要做的一系列事，多多少少都跟“这条线太壮”有关。

胡惟庸案，是一个转折点。

借着“丞相谋逆”的由头，朱元璋对原有的淮西集团进行清洗。胡惟庸是幌子，被砍的不止他一支，很多曾经一起打天下的老兄弟，直接连锅端。

要这样干，朱元璋需要有人在军中帮他压住场子——蓝玉就是那时候被他推得最高的。

但你也能想到，任何一条线一旦做到“压军权、接皇位”的程度，就注定会迎来反噬。

太子朱标英年早逝后，朱允熥这个“常家外孙＋军方支持”的储君人选，在理论上是非常合理的。但朱元璋最后没有选他，而是转向了自己另一个孙子——朱允炆。

朱允炆的优势在于：
一、背后有以文官集团为代表的新兴势力；
二、他代表的是“非军功派”的利益，对文官集团来说，更容易控制；
三、朱元璋晚年对武将的疑心，几乎写在脸上，他已经不想让“军功派”来主导皇位传承。

这时候，常遇春这一脉，反而成了必须压制的对象。

蓝玉刚打完“捕鱼儿海”大仗，几乎把北疆安全从军事上锁死，按功劳来说，已经是顶格了。可没过多久，他就被扣上“谋反”的罪名，整个蓝玉案波及逾万人。
冯胜这位“老国公”，被赐死，全家子孙不得承袭；他女儿嫁给秦王朱樉，也被逼自杀。
常家三子里：
长子常茂在洪武二十年被削爵流放，最后“不得其终”；
次子常升牵连蓝玉案，被诛；
三子常森在史料中几乎没有存在感，连个像样的记载都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