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秋，太行山深处，一个地图上找不到名字的山沟沟里，八路军某部正在召开一场极其机密的会议。
参会的人不多，但级别不低——有主力团的团长、政委，有军分区的参谋主任，还有从延安辗转过来传达最新指示的特派员。讨论的事关重大，关系到接下来几个月整个太行根据地的反扫荡部署。一旦泄漏，代价是成千上万条人命。
选址费尽了心思。既要在根据地控制范围内，方便调兵和转移；又不能太扎眼，免得被汉奸或敌人的探子盯上。最后相中了这个山坳，偏僻到什么程度？当地人管它叫“鬼见愁”——连放羊的都不乐意往这儿钻，三面是陡坡，只有一条勉强能走人的小路进出。山沟里稀稀拉拉长着些灌木和野草，几间早已废弃的看林人土坯房，勉强能遮风挡雨。
为了这次会议，警戒布置了好几层。沟口有一明岗，是临时从附近区小队抽来的精干战士；往里走三百步的拐弯处，有一暗哨，藏在灌木丛后头，视野覆盖整条来路；会议场那几间土坯房外围，还安排了两个流动哨，来回巡逻，防止有人从坡上摸下来。按照当时的标准，这已经算得上是“铁桶阵”了。
秋日的阳光透过稀疏的树梢照下来，山里静得出奇，只有风穿过灌木的窸窣声。会议进行了大约一个时辰，屋里烟雾缭绕，有人正在发言，其他人埋头记笔记。沟外的哨兵换了一班岗，新上哨的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山里娃出身，警惕性很高。
就在这时候，山路上出现了一个人影。
那是一个老汉，穿着一身灰扑扑的粗布衣裤，肩上挑着一副炭担子。两个大筐装得满满当当，都是烧好的木炭，黑漆漆的，压得扁担弯成一张弓。他走得不快不慢，脚下的步子是那种常年走山路的庄稼人特有的节奏——稳当，但不拖沓。
哨兵立刻警觉起来。按照会议纪律，会议期间这条沟严禁任何无关人员进入。他握紧了手中的步枪，等老汉走近到大约二十步的距离时，大声喝问：“站住！干什么的？”
老汉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嗓子惊了一下，停住脚步，抬起头来。那是一张被山风和岁月打磨得沟壑纵横的脸，看年纪六十上下，头发花白，眼角堆满了褶子，但一双眼睛却出奇地亮，不像一般老人那样浑浊。
“老总，我是前面炭窑沟的，挑担炭去镇上换点盐巴。”老汉把担子放下来，憨厚地笑着回答。他拍了拍筐里的木炭，一副老实巴交的模样。
哨兵盘问了几句——哪里人，哪个村的，炭是自家烧的还是替人烧的，最近几天有没有见过生面孔。老汉对答如流，不慌不忙，说的地名、人名、路线都合情合理，一听就是本地老住户。
哨兵渐渐放下了戒心。山里老百姓走街串巷做点小买卖，再正常不过。他朝老汉挥了挥手：“走吧走吧，这里不让多停，赶紧过去。”
老汉应了一声，弯腰重新挑起担子。
就在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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