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两点，我心脏不舒服，在阳台上透气。
隔壁传来“哐当”一声响，像是什么重物砸在地上。
紧接着是微弱的呻吟声。
我心里一紧，踢着拖鞋冲出去拍她的门，没人应。
门没锁死，我一使劲撞开了。
借着月光，我看见蔡春香歪倒在沙发和茶几之间，右手死死攥着手机，屏幕亮着。
我凑过去看，手机正处在拨号界面。
屏幕上那个号码的名字，存的是“小吕”。
不是她加拿大的女儿，不是她美国的儿子，也不是她澳大利亚的小女儿。
是小吕。
01
那个卖保健品的年轻小伙子，第一次出现在我眼前，是去年深秋的事儿。
那天下午，我在阳台上晒被子，听见楼下有动静。
探头一看，两个穿工装的小伙子正往楼上抬一张床垫，床垫厚得离谱，裹着透明的塑料膜。
到了蔡春香家门口，停下。
蔡春香站在门口，笑呵呵地指挥着，嘴里念叨着“慢点慢点，别磕着墙角”。
我隔着阳台喊了一嗓子：“蔡大姐，换床垫呢？”
她转过身来，脸上的笑还没收：“秀娟啊，快来看，小吕给我挑的，理疗床垫，说是对腰椎特别好。”
我心里咯噔一下。她腰椎是不好，但也没听她说想到要换床垫。我放下手里的被子，走过去瞅了一眼，随口问：“多少钱呐？”
蔡春香伸了两根手指头：“两万八。”
我差点没站稳。她一个月退休金八千多，平时买菜为了一毛两毛跟人讲价，买件棉袄穿十年舍不得扔，怎么一张床垫就舍得花两万八？
“不贵。”蔡春香像是看出了我的惊讶，“小吕说了，这是韩国进口的，里面那个理疗石的啥技术，医院里做一次理疗就好几百呢。睡个三年五载的，比去医院强。”
“小吕是谁？”
蔡春香往楼道那头指了指。
一个年轻人正跟工人在楼道拐角说着什么，穿着白衬衫、深色裤子，头发不长不短，收拾得干干净净。
他听到声音，转过身来，冲我笑了笑，叫了一声：“阿姨好。”
这一声“阿姨好”，叫得又亲热又不让人反感。
我点了点头，没搭话。
等床垫安好，工人走了，那小伙子却没走。
他从随身的挎包里掏出来一个电子血压计，对蔡春香说：“蔡老师，正好今天我在，给您量个血压吧，看看这段时间控制得怎么样。”
蔡春香笑着坐下，把袖子撸起来，熟门熟路地把手伸过去。
那个架势，一看就知道不是头一回了。
他看着血压计上的数字，眉头微微皱了一下：“蔡老师，高压还是有点高啊。您那个降压药，是不是没按时吃？”
蔡春香摆摆手：“吃着呢吃着呢，就是有一回忘了两天。”
他叹了口气，语气里带着一点责备：“这哪行啊？您自己一个人住，血压这东西，上来了自己都不知道。要不这样，我明天中午路过，上来看看您吃没吃药。”
蔡春香笑得更开了：“好好好，你来你来，我给你包饺子吃。”
我站在旁边，一句话插不上。
回到自己家，我给女儿打了个电话。
女儿在千里之外的城市，接起来第一句就是“妈，我开会呢，晚点打给你”。
没等我开口，电话那头已经传来忙音。
我拿着手机愣了半天，突然觉得蔡春香那屋的热闹，扎得我心口疼。
后来我陆陆续续从居委会郑淑萍那里知道了一些情况。
蔡春香，七十六岁，退休前是小学老师，老伴儿八年前走了。
膝下三个孩子，大女儿蔡春梅，五十二了，在加拿大，儿孙满堂。
儿子蔡建民，五十岁，在美国做工程师。
小女儿蔡春燕，四十六，在澳大利亚教书。
听着风光吧？
可郑淑萍说，蔡春香住院动过一次手术，谁都没回来，就是她自己签的字。
我听了心里挺不是滋味的，但又不知道怎么搭话。
有一天，我在楼下碰见蔡春香拎着一袋菜往家走，走得很慢，到了单元门口，停一会儿，换只手，再接着上。
我赶紧过去接了一把：“咋不叫孩子回来一趟？你一个人拎这么重的东西，摔了怎么办？”
蔡春香笑了笑，说：“叫他们干啥？那么远，回来一趟光机票就上万。我自己能行。”
她嘴上说能行，可到了三楼，已经喘得说不出话了，扶着栏杆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想到她那屋新买的床垫，想到那个叫小吕的年轻人，心里说不清是替她高兴，还是替她发愁。
02
没过几天，我在社区医院碰见了蔡春香。
她坐在走廊的长椅上，手里攥着一张小票，低着头在看。
我走过去坐在她旁边，她抬起头，有些不好意思地把小票塞进了兜里。
我问她咋了，她说没事，就是来拿点降压药。
可我看她脸色不太对，就问了一嘴：“小票给我看看。”
她犹豫了一下，还是递了过来。我一看，是三天前在药店刷的，消费金额两千四。我有些吃惊，问了句：“这买的啥？”
蔡春香没接话，过了一小会儿才说：“是那个深海鱼油。小吕说了，配合那个床垫一起用，效果更好。”我听了心里咯噔一下，这是又买上了。
我没当面说她什么，毕竟那是人家的钱，人家爱咋花咋花。
但那一路回家，我心里一直堵着。
蔡春香见我不说话，反而自己打开了话匣子：“秀娟啊，你别觉得我糊涂。小吕这个孩子，跟别的不一样。他是真关心我，不是光盯着我兜里的那几个钱。上回我感冒，他给我煮了姜汤，端到床跟前。我那三个孩子，哪个给我端过一碗姜汤？”说着，她的声音低了下来，像是自言自语，“我养了三个孩子有什么用？生个病连口水都没人给倒。”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又咽回去了。
她说得没错，我反驳不了。
蔡春香大概是见我沉默，又补了一句：“秀娟，我不傻。那鱼油值不值两千四，我心里有数。可你说，我一个月拿八千多退休金，我花哪儿去？”
她没有看我，目光穿过走廊尽头的窗户，落在小区那片枯黄的草地上：“你给我算算，我还能活几年？钱攒着干什么？死了还不知道便宜了谁呢。”
我被她这句话堵得心头发酸。
蔡春香那天的血压有点高，大夫叮嘱她按时吃药。
可她跟我走出医院的时候，脸上挂着一种让我说不出来的神情，看起来像是想通了什么似的。
后来我就留意上了那个小吕。
可他挑不出什么毛病来。
隔三差五地来，来了也不空手。
有时是提一袋水果，有时是一盒牛奶，有一回还拎了一兜子活鱼，说是一大早去市场买的，给蔡老师炖汤补身子。
他坐在蔡春香家门口的矮凳上，帮她择菜，一边择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
聊小区里的猫，聊菜市场的菜价，聊他老家村子里的那些事。
蔡春香就坐在旁边听着，时不时笑一下，问他“后来呢”。
坦白讲，那个画面确实很温馨。
可就是太温馨了，我心里总有疙瘩。
事出反常必有妖这话，我一直信。
我没法喜欢上这个人，因为他对着蔡春香笑的时候，太自然了，自然得让人起疑。
但我没有证据，也不能随便说人家是骗子。
我只能在蔡春香偶尔跟我提起“小吕”时，不冷不热地应一声。
蔡春香也不傻，次次都看出我态度不对劲，她也不当面点破。
但有一天，她突然跟我说：“秀娟，你有话就说。别憋着。”我愣了一下，然后实话实说：“蔡大姐，我就是觉得，这个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好。”蔡春香看着我，半晌，缓缓点了点头：“你说得对。”
“但不无缘无故的，也有真心的。”她从兜里掏出手机，翻出一张照片递给我。
照片上是小吕，他蹲在蔡春香家门口，正低着头给她穿鞋带，蔡春香坐在门槛上，一脸笑意。
“秀娟，他给我系鞋带的那个手啊，跟他奶奶系鞋带的那个手一样。”她说这话时，声音很平静。
“咋回事？他奶奶也在老家一个人住着呢。”那一刻，我一时说不清心里是什么滋味。
03
可矛盾终究还是暴露了。
那天早晨，我去蔡春香家送蒸屉，喊了两声没人应。
我推了推门，门虚掩着，一推就开了。
客厅里没人，电饭锅的灯亮着，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粥快熬好了。
我喊了一声，还是没人应，往里走了两步。
就在这时，茶几上摊着一个蓝色硬壳的笔记本，翻开着，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字。
我没想偷看，可眼角的余光已经瞥见了那个名字，蔡春香。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拿了起来。
上面写着：
蔡春香，女，76岁，退休教师。
丧偶八年。
三子女均在国外：女蔡春梅（加拿大，52岁），子蔡建民（美国，50岁），女蔡春燕（澳大利亚，46岁）。
独居。
健康状况：高血压、冠心病。
服药依从性差，需提醒。
性格特点：好面子、心软、吃软不吃硬。
经济状况：退休金每月8000 ，无负债，积蓄较多。
情感突破口：极度孤独，渴望陪伴，思念子女。
有效接触方式：多倾听，多陪伴，适当提及孙子孙女。
注意避免的话题：远方的孩子（有疏离感）、去世的老伴（可能引起情绪波动）。
我愣在原地，手指发凉。
这个天天来陪她说话、给她量血压、帮她系鞋带的年轻人，竟然把蔡春香当成了一份“客户档案”来研究。
我不知道自己在蔡春香家站了多久，听见楼下有人说话的声音，赶紧把本子放了回去，退到门边，假装刚进门。
门开了，蔡春香提着一袋子菜进来，看到我站在门口，愣了愣：“秀娟？你咋来了？”我说来还蒸屉。
她放下菜，看了一眼茶几上的笔记本，神色有一瞬间的不自然，但很快恢复了正常：“哦，那是小吕的工作笔记，落这儿了。他这人，啥都往本上记，说生怕记性不好忘了事。”我没接话，把蒸屉放到她厨房里，就出了门。
回到家，我的心跳还很快。
那个笔记本里写的东西，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蔡春香是一份客户，是有策略、有突破口、有消费潜力的客户。
我心里那个不安，终于有了一个确凿的证据。
可我却开不了口。
我说出来，她会信吗？
她只会觉得我在挑拨。
可不说，我又觉得像是眼睁睁看着一个熟识的老姐们儿往坑里掉。
那天下午，我坐在家里，想了一下午。
傍晚，我去了居委会。
郑淑萍正在办公室里整理材料，看我进来，招呼我坐下。
我开门见山：“那个小吕，是哪个公司的？你知道吗？”郑淑萍愣了愣，说：“好像是叫什么‘康瑞健康科技’，在城南那边有家门店。咋了？”我说：“你帮我查查这个公司的底细。”郑淑萍看了我一眼，没多问，在电脑上敲了一阵子，说：“这家公司，手续齐全，注册信息也查得到，但去年收到过两次投诉，反映是虚假宣传。不过那个消费者后来撤诉了，应该是私了了。”我心里一沉，果然。
回到家，我把那些打印出来的关于保健品行业的文章重新看了一遍。什么“会销陷阱”
“感情营销”
“饥饿话术”，看着看着，叹了口气，坐在沙发上发了好一阵子呆。
我知道，这些东西递给蔡春香，她未必看得进去，甚至可能觉得我是多管闲事。
可是，总得有人做点啥吧。
04
我把那些打印出来的资料叠好，用个文件袋装起来，提着一兜子水果，去了蔡春香家。
她正在阳台上侍弄她那几盆花，花养得不太精神，叶子蔫蔫的，没什么生气。
她看见我拿着文件袋，脸上神色平静：“秀娟，你这是给我送啥来了？”我坐在沙发上，把文件袋打开，抽出那沓打印纸，放在她面前。
她低头扫了一眼，没拿起，也没有动。
过了好一会儿，她轻轻叹了口气：“秀娟，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可这些东西，我不用看。”
我急了：“蔡大姐，你听我说。那个小吕，他不是……”
“秀娟。”她打断了我，声音不高，却格外平静，“我一辈子当老师，教了三十年书，当了二十多年班主任。我什么样的人没见过？你以为我是被他骗了？那你说说看，我有啥可骗的？钱？我那几个退休金，也就够买买这些东西。他要真骗我，能骗多久？一年？两年？我这把年纪了，还能再被骗几年？话又说回来，他要是为了钱。那他图钱，我图个有人来看我，这不两全其美的事嘛。”
我被她堵得说不出话。
蔡春香看我不吭声，语气缓了缓，目光看着窗外，声音又低了下去：“秀娟，你说的这些文章，我看了，我也知道。但我跟你说句实话。我不买他的鱼油，他就不来了。你懂这个道理不？”
那句话像一根针，扎在我心口上，又细又尖，拔都拔不出来。
蔡春香没有再看那些打印纸，她站起来，走到阳台上去，蹲下，摸了摸那几盆花干枯的叶子，自言自语似的说了一句话：“这花啊，就是没人拾掇，蔫了。”
那天从她家出来，我站在楼道里，靠着墙，站了很久。
她说的那番话，一直在脑海里转来转去。
她想的是“这钱花得值”。
她想的是“花钱买个关心”。
她知道那鱼油不值那个钱，她知道那小吕对她好，可能是有目的的，可她还是选择了“配合”。
因为她太孤独了。
孤独到愿意拿钱去换一点热闹，孤独到明明看透了，还是甘愿装糊涂。
我心里一阵发凉，因为我知道，我要是她的处境，我大概也会做出一样的选择。
意识到这一点，比什么都难受。
那天晚上，我给女儿打了电话，她没有接。
大概是在忙吧。
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心里翻来覆去地想着一件事：如果有一天我老了，老到走不动，老到没人说话，我是不是也会伸手去抓住那一个递过来的笑脸，哪怕那笑脸背后藏着别的算盘？
我不知道答案。
05
深秋的时候，蒋海棠搬走了。
蒋海棠是蔡春香最后一位老姐妹，在同一个厂区家属院住了快三十年。
她儿子在南方安了家，把她接过去住。
搬家的那天，一辆小货车停在楼下，蒋海棠的儿子儿媳上上下下搬了好几趟。
蔡春香站在单元门口，手里捧着一个饭盒，是早上现蒸的包子，用白毛巾包着，还冒着热气。
蒋海棠从屋里出来，看见蔡春香站在那里，脚步顿了顿，走过去抱了她一下。
两个老太太谁都没说话，抱了好一会儿。
松开手时，蒋海棠的眼圈红了：“春香，你要好好的。有事给我打电话。”蔡春香笑着点头，把那盒包子塞到她手里：“路上吃。”车子发动了。
蒋海棠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冲着蔡春香挥手。
蔡春香也挥着手，脸上带着笑。
车子拐出小区大门的时候，我看见蔡春香猛地转过身，快步朝楼道里走去，步子又快又急。
但在她转身的那个瞬间，我看清了她的脸，泪流满面。
我站在自家阳台上，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攥了一下。
那天晚上，我没睡踏实。做了一个梦，梦见我自己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房间里，窗户外面下着雨，我喊了几声，没人应。醒来时，出了一身冷汗。
第二天一早，我出了门，买了蔡春香最喜欢吃的豆腐脑和油条，去敲她家的门。
门开了，蔡春香站在门口，像是刚洗过脸，眼眶还有些红。
她看到我手里的豆腐脑，愣了愣，挤出一个笑：“秀娟……”我把豆腐脑递过去：“没吃吧？咱俩一块吃。”她没说话，侧了侧身，让我进去。
我们俩坐在她家餐桌旁，一人一碗豆腐脑，谁都没怎么说话。
吃了一半，蔡春香放下勺子，说了一句：“秀娟，你说人这一辈子，图个啥？”我抬起头看她。
她没看我，目光落在窗外那棵树叶快掉光的老槐树上：“年轻的时候，想着把孩子拉扯大。孩子大了，想着他们出息。可他们出息了，飞远了。我这屋里，就剩我一个人了。”她顿了顿，“有时候啊，我坐在这屋里，能听得到钟表滴答滴答响的声音。你说，一个屋里安静成啥样了，才能听到钟表的声儿？”
我放下筷子，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
那天上午，蔡春香跟我说了很多话。
说她年轻时候的事，说她老伴儿还在的时候，说三个孩子小时候的事。
说来奇怪，她跟我做了这么多年邻居，我头一回听她说这些。
她说着说着，有时笑，有时叹气。
而那个中午，小吕来了。
他提着一兜子橘子，进门看见我在，愣了一下，笑着叫了一声“王阿姨”。
蔡春香的脸上浮现出我这段时间少见的亮色，招呼他坐下吃橘子。
我站起身告辞。
蔡春香送我到门口，轻声说了句：“秀娟，谢谢你。”我点点头。
下楼的时候，我听见身后传来蔡春香和小吕的笑声。
那笑声不大，但在空旷的楼道里格外清晰。
我在楼道拐角处站了一会儿，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一个人得孤独到什么程度，才会对一个认识不到半年的年轻小伙子，笑得那么开心？
06
那天晚上的事，我记得清清楚楚。
凌晨两点多，我被一阵闷响惊醒。
“咚”的一声，像是什么重物砸在地板上。
紧接着是什么东西碎裂的声音。
我一开始以为是做梦，翻了个身，准备继续睡。
但下一瞬，一种隐隐的不安攫住了我。
我坐起来，竖起耳朵听。
隔壁传来微弱的声音，像是有人在喊什么，但喊不出来。
我一下子彻底清醒了，跳下床，拖鞋都没来得及穿，冲出了家门。
我拍蔡春香的门，喊她：“蔡大姐？蔡大姐！”没人应。
里面传来呜呜的声音，听不太清，像是堵着什么东西。
我试着拧了一下门把手，锁着。
我急了，侧过肩膀使劲撞了两下，门锁咔地一声开了。
客厅里黑着灯，月光从窗户洒进来。
我一眼就看见了蔡春香。
她歪倒在沙发和茶几之间，身体蜷成一团，一只手撑着地面，另一只手伸向茶几上的水杯。
水杯被打翻了，水淌了一地。
茶几边上有两瓶散落的药瓶，白色的药片撒在她脚边。
她脸色青白，嘴唇发紫，额头全是汗。
我冲过去，蹲下来扶她：“蔡大姐！蔡大姐！”她张了张嘴，发不出声音，眼睛却紧紧盯着茶几上那个屏幕还亮着的手机。
我抓过手机，看到屏幕上是一个正在拨打的号码，名字显示的是“小吕”。
我一瞬间怔住了。
她心脏病发作，命悬一线的这一刻，她拨打的是那个卖保健品的年轻人的电话。
“120！我先打120！”我冲她喊了一声，手忙脚乱地拨出急救电话。
挂断之后，我蹲下来，把蔡春香扶正，让她靠在我身上，用袖子擦她额头上的汗。
她整个人都在发抖，手紧紧地攥着我的手指，力气大得不像一个七十六岁的老人。
我嘴里反复念叨：“没事，蔡大姐，没事，120马上就来，你坚持一下……”不知道过了多久，楼道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是吕越彬。
他穿着拖鞋和单薄的睡衣，头发乱成一团，显然是接到电话就冲过来的。
他冲进门，看到蔡春香的样子，脸色刷地白了，嘴唇都在抖：“蔡老师！蔡老师！”
他想要冲过来，被我拦住了：“别动她！等救护车！”
他愣在原地，双手攥着拳头，指尖发白。他站在那里，嘴唇哆嗦着，整个人像被定住了。
救护车到了。
急救人员把蔡春香抬上担架，往楼下走。
吕越彬跟在我们后面，一言不发。
下楼的时候，他的步子走得很急，差一点摔一跤。
到了楼下，救护车已经发动了。
我正要上车，回头看了一眼。
吕越彬站在单元门口，穿着单薄的睡衣，缩着肩膀，目光追着车，像一根被风刮得摇摇晃晃的树桩。
那个样子，让我一时说不出话。
蔡春香在急救车上微微睁了一下眼，嘴动了动，我凑近了听，她含含糊糊说了一个名字，我听到的是“春梅”。
她大女儿的名字。
然后她又闭上了眼，再没有说话。
到了医院，急救人员把她推进抢救室，我被拦在外面。
走廊里的白炽灯明晃晃的，我靠着墙站着，没坐。
不知过了多久，吕越彬从走廊那头走过来，换了一件外套，头发用湿手抹过，整齐了些。
他手里拎着一件干净的呢子外套，也不说话，也不坐，就站在走廊那头的墙角。
我们隔着一条走廊，谁都没有开口。
不知过了多久，抢救室的门开了。
医生走出来说：“抢救过来了，暂时脱离危险。”我整个人一下子软了下来，眼泪不受控制地涌出来。
吕越彬站在那，攥着那件呢子外套，一言不发。
过了一会儿，他背过身去，用袖子在脸上擦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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