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随着大量日本战争时期绝密档案的逐步解密，一段被层层包裹的历史真相浮出水面。那些发黄的密电、泛红的绝密文件、带有“极密”印章的会议纪要，穿越几十年的尘埃，指向同一个结论：日本当年发动的侵华战争，远比表面上看到的复杂，它并非一次“突发”或“偶然”的军事冒险，而是一场蓄谋已久、层层推进、且带有明确全球战略意图的“国策行动”。
说白了，日本侵华，不是为了打一场仗，而是为了下一盘大棋。
一、打开日本的“保险柜”：绝密档案重见天日
这批档案的来历本身就充满传奇色彩。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为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并获取核心情报，美军将日本政府、军队、内阁各部门的大量战时核心机密档案全部截获，并运到美国，制作成缩微胶卷保存。据美国中情局当时的汇报，这批档案体量高达4000立方英尺，其中大量关键内容被制成胶卷。
直到2017年，经过专家学者们从2000多卷缩微胶卷中艰难遴选，2万多页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有关的密电和文件才被正式整理出版，向世人公开。
这部《日本侵华密电·七七事变》丛书，全书共51册，收录的密电时限上起九一八事变后，下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恰恰是中国抗战最为艰难、极其残酷的时期。这套书可以说是日本侵略者的“自供状”和“认罪书”。里面详细记载了：日本“四相会议”（首相、陆相、海相、外相）的极密要纲；《针对中国长期抗战局面下所作的形势判断》的极密文件；大本营联席会议的秘密战略决策记录。
更关键的是，书中的绝大部分密电和秘密文件，由于诸多原因，在日本本土至今仍未公开，在日本国内根本查不到。这批由中国学者率先整理出版的档案，其稀缺性、珍贵性不言自明。翻看这些原始档案，“表面简单”的侵华战争就开始露出了它背后那张精心编织的巨网。
二、不是“偶然走火”，而是“精心策划”
日本右翼势力长期叫嚣一个观点：七七事变是“偶发事件”，是日本军队下级军官的“独走”造成的，不是日本政府的本意。但绝密档案啪啪打脸。
首先，日本早就把“灭亡中国”写进了国策。
自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逐渐形成了以中国和俄国为主要对手的“大陆政策”。1935年5月，日本陆海军中央部完成了《帝国国防方针》的第三次修改。同年6月，经裕仁天皇批准颁布。
这份新的《帝国国防方针》讲得非常直白：“帝国国防所需兵力，必须足以控制东亚大陆及西太平洋，满足帝国国防方针的要求。”配套的《用兵纲领》更是把作战目标具体到了省份：“初期的目标是，占领华北要地和上海附近……陆军在击溃华北方面之敌，占领京津地区的同时，应协同海军攻占青岛，并占领上海附近。”
1936年，广田弘毅内阁上台，标志着日本法西斯政权正式确立。同年8月，在有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上，通过了所谓《国策基准》。这份“极秘”文件首次把北进和南进两个方面并列为国策，明确制定了向大陆和海洋同时扩张的全面侵略计划。这意味着，对中国的战争准备，是日本国家层面同时推进的三大战略方向之一，根本不是什么“独走”，而是“国策”。
其次，日军是“有预谋”地挑起了卢沟桥事变。
1936年，日本陆海军中央部制定的1937年作战计划，已经画好了全面侵华的路线图：“根据华北、华中以及华南地区形势，以击溃必要方面的敌人，并占领各要地为目的。”计划明确：在华北作战时，除过去的5个师外，根据情况再追加3个师；在华中，从杭州湾登陆，从太湖南面前进，占领和确保包括上海、杭州、南京在内的三角地带。对华作战兵力，从1936年度的9个师团，一下子增加到1937年度的14个师团。
1937年7月7日晚，日军在卢沟桥以北进行夜间演习。一个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失踪”了。实际上，这个士兵在20分钟后就已经归队。但日军故意隐瞒了这一事实，以此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拒绝后，随即发动炮击。一个“归队”的士兵，被日军高层瞬间从“普通事件”升级为“军事行动”的导火索。陆相杉山元在8日获悉情况后，兴奋地说：这是扩大战争“千载难逢的良机”
所谓“偶然”，不过是日本精心设计的一份“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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