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出殡那天，大姑父坐在灵堂上嗑瓜子。母亲端了杯热茶过去，他手一抬，茶水泼了一地。
“你男人都没了，还摆什么谱？”
小姑父拉着大姑母的袖子，说别管闲事，咱们走。
只有大伯母从灶房端来一碗热汤面，蹲在母亲面前：“先吃了，天塌不下来。”
那年我九岁。
二十年后的今天，我端着一盘刚出锅的饺子，推开了大伯母家的院门。身后巷口，两个提着茅台和中华烟的老头，正站在那里，进退两难。
01
父亲出事那天，是那年冬天最冷的一天。
学校刚放学，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她没说话，只是把我外套领子翻好，说：“郑慧洁，你家里有点事，你大伯来接你了。”
我跑到校门口，大伯郑广福蹲在电线杆底下。
他穿一件旧军大衣，两只手揣在袖筒里，抬起头看见我，嘴张了张，半天才憋出一句：“闺女，你爸他……出事了。”
我没哭。
一路上都没哭。
走到厂门口的时候，看见围了一堆人，有人在抹眼泪，有人冲我指指点点，眼神里带着那种可怜。
我想挤进去，大伯攥住我的手腕，攥得死紧。
“别看了。”
那天晚上，母亲哭晕过去两次。
邻居帮忙请了厂里的医生来，扎了针，她才醒过来。
醒了也不说话，就直愣愣地望着天花板。
嘴里念着我爸的名字，反反复复就那一句：“广林，你说好了晚上回来吃面的……”
灶台上确实还搁着一把挂面，盆里和着一块面团。
我妈是打算那天给我爸做手擀面的。
后来那团面在盆里干成了硬壳，我妈没舍得扔。
拿水泡了泡，擀开，切成条，下了锅。
端上来的时候，她看着我吃，忽然说：“慧洁，你爸没吃上，你替他吃。”
我低着头，把一碗面吃得干干净净。汤也喝光了，一滴没剩。
我爸是厂里的技术骨干。
那天车间行车钩子断了，一整块钢板砸下来，他一把推开了旁边的工友，自己没来得及躲。
厂里给了一笔抚恤金，一万八。
那是1993年，一万八不是小数目。
丧事办完第三天，大姑父郭秋生来了家里。
他穿一件皮夹克，头发梳得油亮，进门先看了一圈屋里的陈设，嘴上说着“节哀顺变”，眼睛却往外瞄。
母亲去倒水的时候，他开口了。
“弟妹，这房子是厂里分的公房吧？广林走了，你们孤儿寡母的，这房子以后怕是不好办。”
母亲端着水杯的手一抖，水洒了几滴。
郭秋生说：“这样，抚恤金放我这里，我帮你们存着。你一个女人家带着孩子，放手里不安全。”
母亲没说话。
她心里明白，这笔钱是我们的活命钱。
房贷要交，我要上学，柴米油盐哪个不花钱？
她攥着水杯，指节发白，却只说了一句：“大哥，钱的事……我再想想。”
郭秋生脸色当即就沉了：“怎么，你还信不过我？我是广林的姐夫，还能坑你们孤儿寡母不成？”
母亲低下了头，没吭声。
过了两天，小姑父宋杰也来了。
他进门不坐下，站在堂屋里，背着两只手转了一圈，说广林在的时候跟他借过三千块钱，当时没打借条，现在人走了，这账得算清楚了。
母亲愣了半天，声音都哑了：“广林……什么时候借过你的钱？”
宋杰嘿嘿一笑：“去年春节的时候，他手头紧，跟我张的口。当时说好了过完年就还，这不还没来得及吗。”
母亲眼眶红了，但没有哭。
她转身进了里屋，从柜子底下翻出一本存折，递过去：“这里有三千五，是我们攒着给慧洁交学费的。你拿去吧，多的五百，算我替广林谢你的。”
宋杰一愣，有些意外。他伸手接过存折，翻来覆去看了看，揣进兜里：“行，弟妹是个明白人，这事就算两清了。”
他走了之后，母亲靠着墙根慢慢滑坐到地上，把脸埋进膝盖里，肩膀一抖一抖的，没有声音。
第二天一早，大姑父郭秋生又来了。
这回他没进门，站在院子里，高声大气的：“行了，我想好了，抚恤金我替你们保管，每个月给你们一百块生活费，够娘俩吃饭了。其余的，等慧洁长大成人了再给你们。”
母亲追出去，声音带着哭腔：“大哥，那是广林的命换来的钱啊……”
郭秋生头也不回，丢下一句话：“我这是为你们好。行了，这事就这么定了。”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听见母亲哭出了声。她坐在床上，抱着我爸的照片，一遍又一遍地说：“广林，你睁开眼睛看看吧，你看看你这些好亲戚……”
我蹲在门后面，攥着拳头，指甲掐进掌心里。
那时候我还不懂什么叫悲愤，只知道胸口憋得慌，像压了一块石头。
石头下面，有一颗种子正在发芽，叫“一定要出人头地”。
没过多久，我就知道了，那笔钱到了郭秋生手里，就等于进了老虎嘴里。他根本没有替我们存着，转头就拿去填了自己生意上的窟窿。
02
大姑父郭秋生是个做五金生意的小老板。
挂了个招牌叫“秋生五金批发部”，实际上就是倒买倒卖的二道贩子。
我爸活着的时候，看在亲戚份上，厂里的零星采购都照顾他。
我爸一走，这路子断了，他的生意也一天不如一天。
钱到了他手里，自然是要不回来了。
他隔三差五地打发大姑母郑秀芬送几十块钱过来，说是“生活费”，其实就是在堵我们的嘴。
大姑母每次来都低着头，进门不敢坐，把钱塞给我母亲就走。
有一回她走到门口，忽然停下来，背对着我们，说了一句：“秀艳，我对不起你。”
声音抖得不像样。说完就跑了。
我妈没说话，把那几十块钱叠好，整整齐齐地压在了碗柜底下。
她知道这些钱不是郭秋生的心意，是大姑母从菜钱里抠出来的。
大姑母那个人，一辈子胆小，嫁给郭秋生之后更是大气不敢出。
她不是不想帮我们，是她不敢。
她怕郭秋生。
那年开春，棉袄还没换下来，家里来了不速之客。
小姑父宋杰带着小姑母郑秀兰上门了。
宋杰站在门口，两手插在裤兜里，趿拉着皮鞋，说家里儿子要交择校费，手头紧，想跟我们借点钱。
母亲问他借多少。
他说两万。
母亲愣住了：“大哥，我们哪有两万块钱啊？”
宋杰冷笑一声：“广林的抚恤金不是有一万八吗？郭秋生拿了一半，剩下的呢？”
母亲的脸白了一下：“剩下的……全被郭秋生拿走了。”
宋杰的表情变了，显然没想到。
他回头看了小姑母一眼，小姑母垂着头，不说话。
宋杰嘴撇了撇，嘟囔了一句：“合着好人都让那姓郭的做了，我连个毛都落不着。”
母亲站在那里，嘴唇哆嗦着，想说点什么又咽了回去。她掏着口袋，摸出五十块钱递过去：“大哥，家里就这些了……”
宋杰没接，哼了一声，说你们自己留着用吧。
转身走了。
小姑母郑秀兰走在后面，在门槛边停了停脚，等她上了走廊，才悄悄回过头，塞了个纸团给母亲，头也不回地走了。
母亲展开纸团，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抚恤金两万二，郭拿了一万一。宋拿了三千。我和姐什么都没得。你多保重。”
母亲捏着纸团，靠在门框上，站了很久。风从走廊那头灌进来，吹得她头发乱糟糟的。她没哭，只是轻轻说了一句：“慧洁，人心怎么这么冷啊。”
那个纸团她没有扔掉，塞进了我爸留下的一本旧书里。后来我翻到了，那本书叫《平凡的世界》。
那段日子，家里的日子过得很紧。
母亲找了份在街道办的临时工活儿，一个月挣一百二十块钱。
白天干活，晚上替人缝补衣服贴补家用。
厂里给她调了一间更小的平房，比原来那间小了一半，下雨天屋顶还漏。
母亲拿塑料布接水，满屋子都是滴滴答答的声音。
我写作业的时候，就在写字台前支一把伞。
伞是旧的，破了好几个洞，雨水从洞里落下来，打在作业本上，洇开一团一团红褐色的水渍。
母亲看见，没说话，第二天去街上买了一把新伞回来。
那把伞花了半个月的工资。
我心疼，埋怨她：“妈，旧的还能用。”
她说：“我闺女的书本，不能让雨淋了。”
我考上初中那年，是全县第一名。
母亲高兴得不行的样子，杀了一只老母鸡炖汤给我喝。
汤端上桌，她坐在对面看着我吃，说：“慧洁，你爸要是还在，看到他闺女这么出息，得多高兴。”
我没说话，低着头喝汤。鸡汤很烫，热气扑在脸上，眼睛发酸。
我们以为日子就这么难过着过下去。可郭秋生不打算放过我们。
03
那天我放学回来，看见门口停着一辆蓝色面包车。
进了屋，发现郭秋生坐在正堂的椅子上，跷着二郎腿，手里夹着烟，正跟母亲说着什么。
他的旁边坐着一个穿西装的陌生男人，手里拿着一个文件袋。
母亲站在一旁，眼眶通红，手紧紧攥着袖口。郭秋生看见我进来，嘴角勾了一下：“哟，大学生回来了。”
我不理他，走过去站在母亲身边，攥住她的手。她的手冰凉的，在发抖。
郭秋生把烟头按灭在茶几上，说：“弟妹，我这也是为你好。这房子是厂里的公房，广林已经不在了，你跟慧洁又没有城镇户口，按厂里的规定，这房子你们住不了。我跟房管科那边商量了，他们愿意出一万块钱，收回去。”
母亲的声音又哑又急：“可这是我们住的地方……广林在的时候就说，这房子将来留给慧洁的……”
郭秋生呵呵笑了一声：“那都是以前的事。广林都不在了，说什么呢。行了，我把话说完了，你们自己琢磨。”
他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烟灰，走到门口又停住：“对了，好心提醒你一句，下个月厂里要重新登记住房，你要是自己不主动退，到时候被赶出来，面子上更不好看。”
他说完就走了。那个穿西装的男人跟在他后面，狗似的。
母亲瘫坐在椅子上，目光直直的，望着天花板。
我站在她旁边，忽然觉得胸口的火快烧穿了，憋了那么多年的眼泪，这一回忍不住了，一滴一滴砸在鞋面上。
但母亲还是没有哭。她把眼泪吸回去，站起来，说：“慧洁，去收拾东西。”
我们搬出了那间住了十年的房子。
厂里重新分了一间更偏的平房，在厂区最西边，挨着垃圾站。
夏天的时候，风一吹，满是苍蝇和酸臭味。
母亲找了块纱帘挂在窗口，没什么用。
搬家的那天，大伯母丁雅琴来了。
她提着一个旧铁皮暖瓶，怀里抱着一个布包袱。
进来看了一圈，一句话没说，放下暖瓶和包袱，转身又走了。
桌上摆着一瓶红烧肉，用搪瓷杯装着，还是热乎的。
包袱里是两条棉被，洗得干干净净，打着补丁。
第二天，大伯母又来了。
这回她拿的是她家多余的蜂窝煤，还有一袋面。
她进门也不多说话，把东西搁下就走。
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丫头，晚上你大伯家吃饭，过来吃。”
我不想去。我知道大伯家的日子也不好过，堂哥郑斌刚成家，大嫂子是个厉害角色，人前人后两个样。我去吃饭，大伯母肯定要挨骂。
大伯母看我不动，又补了一句：“叔家的饭，不怕你吃。”
那天晚上我没去。
大伯母等了一阵，后来端着一碗饭过来，站在门外，碗用毛巾捂着，还是热的。
我打开门，她也不进来，把碗递给我，转身进了夜色里。
我低头一看，米饭底下埋着两大块带鱼。
那是我爸走之后，我记得最清楚的温暖。
那年年底，厂里搞年终慰问，给困难职工家属发了一些米面油。
名单报到上面，不知怎么被大姑父郭秋生知道了。
他专门跑来说：“你们家也配领慰问品？你们好歹还有手有脚，比你们困难的多了去了。”
母亲没说话。郭秋生走后，她拉着我的手说：“慧洁，你记住，咱们不靠别人的同情过日子。”
后来，那袋米我们没领，又退了回去。
我的初中和高中，是在省城读的。
母亲说县里的教学质量不行，想让我考出去。
她把攒了两年的钱都掏出来，送我去了省城的寄宿学校。
大伯母听说了，悄悄地来送行。
她站在月台上，提着一个保温桶，桶里是饺子。猪肉大葱馅的，包得整整齐齐，一个是一个。
“路上吃，别饿着。”
我接过保温桶，说：“大伯母，我走了。”
她说：“走吧。学成了，记得回来看看。”
火车开动的时候，我隔着车窗看见她站在月台上，朝我挥着手。
风吹起她的头发，露出鬓角的白发，那一年，她不过四十出头。
火车开出很远很远了，她还站在原地没动。
那桶饺子我吃了三天，吃得一个不剩。到省城的那天晚上，我一个人趴在宿舍的床上，咬着被角，哭了很久。
04
省城的学校，比我想象的要好，也比我想象的要苦。
我住在宿舍里，四个人一间，其他三个女孩都穿得光鲜亮亮。
我把校服洗得干干净净，熨得整整齐齐，穿到毕业。
每天五点起床背单词，晚上熄灯了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书。
我的成绩一直排在全年级前三名。
日子过得紧，但母亲比我更紧。
她每个月给我寄一百五十块生活费，我知道那是她省吃俭用攒出来的。
大姑母偶尔托人捎来一些吃的用的，我也知道，那必定是不让郭秋生知道的。
高二那年冬天，母亲生了一场大病。
她在医院住了半个月，也没告诉我。
我放假回去才知道她整个人瘦了一大圈，头发也白了许多。
我急了，问她为什么不告诉我，她说：“告诉你有什么用？你又不是大夫。”
我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感觉到她指节上的老茧，心里像被什么攥住了。
母亲反手握住我的手，拍了拍：“傻闺女，妈没事。你去读书，别老惦记家里。”
从那以后，我更加拼了命地读书。
高考前，郭秋生不知从哪儿打听到消息，专门找到了家里。
这一回，他态度好了不少。
进门带了一箱牛奶，一箱水果，还塞了一个红包给我母亲。
母亲不收，他就在桌上拍了两下：“弟妹，好歹是亲戚。慧洁马上要考大学了，那时候花费大着呢。我是她姑父，多少是我的一点心意。”
母亲还是不收。郭秋生也不生气，笑嘻嘻的：“行，那到时候再说，到时候再说。”
等他一走，母亲把牛奶和水果原封不动地搁在了墙角。
她跟我说：“慧洁，你别怪妈说话直。你姑父那个人，只有在他用得着你的时候才会对你好。他今天送这些，是怕你将来考上大学，把恩怨记在心里。”
我点点头，没说话。
高考成绩出来那天，学校门口围了一堆人。我挤进去，一眼看见自己的名字挂在最上面，下面写着：全省文科第三名，全市第一名。
那一刻，我站在太阳底下，忽然觉得父亲正看着自己，好像他还活着，站在那棵老梧桐树下面。
消息传回县城。
当天下午，郭秋生和宋杰就先后出现在了家门口。
郭秋生拎着两瓶茅台，宋杰提着一箱牛奶，一个比一个笑得灿烂。
郭秋生进门就喊：“慧洁出息了啊，大姑父就知道你是块读书的料！哈哈哈，考得好，考得好！”
宋杰跟在后面，连声附和：“就是就是，咱们郑家的丫头，那还能差得了？”
母亲站在门口，挡着道，没有接他们的东西。
郭秋生愣了愣，脸上的笑有些挂不住了，但到底没有发作，把酒搁在地上，说：“行，那我放这儿了，算是给慧洁添个彩头。”
他们走了之后，我蹲在地上，看着那两瓶茅台和那箱牛奶，忽然觉得很好笑。
九年了。
我爸去世整整九年。
这九年里，他们一个铜板都没有接济过我们。
我妈病了，他们装不知道。
我要交学费，他们躲着走。
现在，我考了全市第一，他们提着东西来了。
我没有动那些东西。
第二天，我把它们原样送去了大伯母家。
大伯母正在院子里择菜，看我提着东西进来，愣了一下。
我把东西放在她脚边，说：“大伯母，你替我留着。等以后我挣钱了，还你更多。”
大伯母蹲在地上，半天没起来。
后来我听见她说：“丫头，你跟你爸一样，都是记恩不记仇的性子。”
我在她身后的门槛上坐了一下午，什么也没说。
那是我人生中为数不多的安静时光。
阳光很好，院子里晒着咸菜，大伯母一直在择菜，偶尔抬头看我一眼，也不说话。
我忽然觉得，心里的那块石头松了一些。
05
大学四年，我一边读书一边打工。
家教、发传单、端盘子、做导购，什么都干过。
大三那年，我拿到了国家奖学金。
大四那年，我顺利通过了公务员考试。
笔试成绩出来那天，我买了一包熟食和一罐啤酒，独自坐在学校操场的看台上。
头顶的灯光白晃晃的，照着我一个人。
我举起啤酒罐，朝着天空的方向：“爸，你闺女考上公务员了。”
那一年，我二十二岁。
入职的地点是市里的一所机关单位。
我被分在办公室，负责文件起草和后勤杂务。
刚进去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复印文件不知道要先按“预热”键，走廊里碰见领导不知道怎么打招呼。
不会，就学。
没人教，就自己琢磨。
一年之后，我已经能独立承担大部分业务工作了。
我那几年几乎把所有心思都扑在工作上。
别人不愿意接的活，我接。
别人嫌麻烦的事，我去跑。
领导看重，同事依赖。
从科员到副科长，再到科长，走得很稳，也走得很快。
郭秋生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我的情况。
我刚当上科长那年春节，他托人捎话来，问我要不要回老家过年，说大姑父给我备了好东西。
我没回话，只托人带了一句：“年前工作忙，走不开。”
大年初一那天，郭秋生和宋杰居然开车来了市里。
他们摸到我单位宿舍楼下，提着两箱水果和一箱白酒，站在楼下大声喊我的名字。
我站在窗户后面看着，没有下去。
那年冬天楼下很冷，风呼呼的。
他们在楼下站了将近半个钟头，来来往往的人都看着，最后讪讪地走了。
第二天，我听说他们在回去的路上吵了一架。
郭秋生说是宋杰出的馊主意，宋杰说这主意是郭秋生自己想出来的，两个人在半路上几乎动了手。
我听完笑了笑，什么也没说。
真正让我心寒的，是一次回乡过年的事。
那年母亲在老家摔了一跤，把脚扭伤了。
我请假回来照顾她，在县城医院陪了两天。
出院那天，我来不及回家，穿着还没来得及换的制服去药房拿药。
碰巧大姑母郑秀芬在药房里排队，看见我，先是一愣，然后眼圈就红了。
她把我拉到一边，问了母亲的情况，又絮絮叨叨地问我在市里怎么样，工作顺不顺利。
我一一答了，她听着点了点头，半晌才说：“慧洁，你大姑父那个人……你别跟他一般见识。他这辈子，就那样了，改不了。”
我看着她花白的头发和佝偻的背，心里忽然很不是滋味。我说：“大姑母，你也不容易。”
她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又赶紧擦掉，说：“没事没事，我挺好的。”她迟疑了一下，从口袋里摸出一个旧钱包，打开，里面叠着几张钞票。
她抽出两张一百的塞到我手里，“拿着，给你妈买点营养品。别说是我给的。”
我没要。我把那两百块塞回她的钱包里，说：“大姑母，你自己留着买点吃的。我现在工作了，不缺钱。”
她站在那里，握着钱包，忽然放声哭了出来。
药房的人都回头看我们。
她连忙抹着眼泪往外走，走几步又回过头，声音打着颤：“慧洁，你比我亲闺女还亲……”
这句话让我心里堵了很多天。
我妈知道后，叹了一口长气：“你大姑母这辈子，就是被郭秋生给捆住了手脚。她有心想帮你，但她没那个胆子。”
我说：“我知道。”
那年春节过后，我回市里之前，去看了看大伯母。
她坐在院门口的矮凳上择韭菜，看见我来，站起来拍拍手上的泥，说：“慧洁，你这身衣裳真精神。”
我蹲在她面前，接过她手里的韭菜，一根一根地择。
阳光暖洋洋地洒在院子里，韭菜根上的泥土带着一股湿润的清香。
大伯母没再说话，坐在我旁边，择她的菜。
我们俩就这么面对面坐在院子里，择了大半天的韭菜。
我要走的时候，她忽然说：“慧洁，你现在出息了，你爸在天上看着呢。他在那边放心了。”
我鼻子一酸，没敢回头看她。
06
日子就这么过了下去。
从科长到副处长，从副处长到处长，一路走来，谈不上顺风顺水，但也算一步一个脚印。
中间经历了多少风浪，只有自己清楚。
被人阴过，被人使过绊子，也被人背后捅过刀子。
我学会了笑着跟不喜欢的人打招呼，学会了在酒桌上不动声色，学会了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但心里那杆秤，我一直没有丢掉。
谁对我有恩，我记得。谁对我有仇，我也记得。我不是圣人，做不到以德报怨。我只是不去报复而已，但我也永远不会原谅。
今年年初，市里调整城区规划，老厂区那块地要被重新开发。作为分管这项工作的负责人，我第一次要正式回乡调研。
消息传开之后，第一个打来电话的是郭秋生。
他在电话里的声音热切得仿佛我们之间从来没有隔阂：“慧洁啊，姑父听说你要回来了？这真是大喜事啊！你回来那天，姑父去接你！对了，家里正好有点事，想跟你商量商量，你弟弟最近在找工作，你是领导，你给安排安排呗？”
我捏着手机，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一个字也没有说。
第二个打来电话的是宋杰。他在电话里的语气更为谄媚：“慧洁啊，叔跟你说个事，你弟媳妇那侄儿……”我没听完，挂了电话。
挂了电话，我坐在办公室的转椅上，沉默了很长时间。
二十年了。
从父亲去世那年开始算，整整二十年了。
这二十年里，这两个人只在我考上大学和当上处长的时候出现过两次。
平时，他们消失得像不存在一样。
我拉开抽屉，里面静静地躺着一本旧书。
封面上印着四个字：《平凡的世界》。
书页已经泛黄发脆，中间夹着一张发黄的纸团。
我轻轻展开来，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晰：“抚恤金两万二，郭拿了一万一。宋拿了三千。我和姐什么都没得。”
落款没有名字，但我知道那是小姑母郑秀兰写的。
那年她塞给母亲这个纸团之后，就再也没敢跟郭秋生和宋杰来往过。
她心里有愧，但没有胆子说出来。
我合上书，放回抽屉，锁好。然后拿起桌上的电话，拨通了母亲的号码。
“妈，我要回去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才传来母亲沙哑的声音：“回吧。老家好久没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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