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6月22日上午，广西友谊关至越南同登公路零公里处，第五批也是最后一批被俘人员交接正在进行。
按照计划，中方当天释放355名越方被俘武装人员，越方交还55名中国被俘人员。名单、证明书、交接人员都已到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和中外记者也在现场。
就在队伍即将越过边界时，一名越南被俘人员却停了下来。
他叫许开良，是越南高平市的一名民兵。面对双方代表和记者，他公开表示：“我拒绝遣返，要求留在中国。”
一个战俘，在终于可以回到本国时，偏偏拒绝跨过国境线。这不仅打乱了交接程序，也把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所有人面前：他究竟在害怕什么？
### 回国本是终点，他却把脚收了回来
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云南边防部队遵照中央军委命令，对越南方面的武装挑衅实施自卫还击。中国军队撤回境内后，如何处理双方被俘人员，成为中越谈判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中国方面提出，应尽快遣返全部被俘人员，由两国红十字会商谈具体办法。为推动问题解决，中国政府决定先释放一批越方伤病俘。
5月21日，第一次交接在零公里处举行。
首批获释的是120名越南伤病俘。中方准备专列，将他们从收容所和医院送至凭祥，再由救护车和客车转运至友谊关。医护人员随车护送，携带药物和食品；不能行走的人，则用担架送到交接地点。
这不是战场上的宽容，而是战斗结束后的原则。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来执行宽待俘虏政策。对已经放下武器、失去抵抗能力的人员，必须给予基本的人道待遇；伤员需要治疗，个人尊严也应受到保护。交接时，中方还向越方移交了人员名册和41份伤残证明。
此后一个月，双方分批进行交接。许开良一直在等待遣返名单上的那个时刻。
可等到真正站在边界前，他没有向南走，而是公开要求留在中国。
据当时新华社报道，许开良给出的理由很明确：他担心返回越南后，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相关纪实资料还记载，他表示留在中国只是暂时的，如果越南方面的政策发生变化，他仍希望回到自己的国家。
因此，他的选择并不是简单的“不要故乡”，而是一个被俘人员对回国后处境作出的判断。
### 一名俘虏的判断，是怎样形成的
许开良在交接现场没有详细讲述被俘后的全部经历，但此前几批越南被俘人员的表现，已经透露出一些信息。
战争期间，越南方面曾进行大量宣传，把中国军队描述得极其残酷。一些被俘越军起初担心遭到报复，伤员甚至对治疗抱有疑虑。然而，进入中方收容所和医院后，他们得到的是包扎、手术、药物和基本生活保障。
首批越南伤病俘离开前，许多人曾向中方医护人员表示感谢。后来获释的人员，也有类似表现。
对这些普通士兵来说，宣传中的中国，与他们亲眼看到的中国，出现了明显差别。
这种差别最终落到一些很小的东西上：换洗衣物、毛巾、鞋袜、食品和随身行李。它们算不上贵重，却是被俘人员在收容期间真实生活的见证。中方没有因为他们曾经拿着武器作战，就剥夺他们作为人的基本需要。
许开良担忧的另一面，则是越南当局当时对内部人员的高度猜疑。
越南统一后，黎笋集团推行地区扩张和反华政策，在国内制造紧张气氛。对于曾落入中国军队手中的人员，是否会被当作“不可靠者”审查，是一些越南战俘无法回避的忧虑。
必须指出，我们无法越过现有史料，替许开良编造更多心理活动。但他敢在双方代表、国际红十字会人员和中外记者面前拒绝遣返，已经说明这种忧虑并非一闪而过。
这一步的代价很大。
回国，他可能面对审查；留下，他将离开家庭和熟悉的生活，而且未来并不确定。许开良选择的并不是一条轻松道路，而是两种风险中，他认为相对安全的一种。
中方没有强行把他推过边界，也没有替他作决定。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表示尊重其本人意愿，并愿意向有关部门转达他的请求。
更重要的是，中方允许越南代表当场向许开良询问，以确认他是否受到指使。可越方代表没有直接同他谈话，而是指责这是一场由中方事先安排的“丑剧”。
许开良的选择是否出于自愿，本来可以用最简单的办法验证——让他本人回答问题。
越方却回避了这个办法。
### 一个人拒绝回去，另一个人却被强行留下
许开良拒绝遣返后不久，现场又发生了第二件事。
越方突然宣布，一名叫“刘玉”的中国被俘人员也不愿回国。但与中方处理许开良的方式不同，越方不让这名中国被俘人员直接面对中方代表，也不允许中方当面询问，而是由越方翻译代读一份所谓的声明。
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立即提出抗议。
这两个几乎同时发生的事件，看起来相似，实际却存在决定性区别：许开良站在现场亲自声明，并可以接受越方询问；那名中国人员却没有公开表达，也无法接受中方核实。
一个人的声音被允许说出来，另一个人的声音则被别人代替。
这才让许开良的举动具有了更深的含义。它不仅是一名越南民兵的个人选择，也使双方对待被俘人员意愿的不同方式，在零公里处被公开摆在了记者和国际机构代表面前。
当天还出现了另一个耐人寻味的场面。
越南被俘人员跨入越方一侧后，越方公安人员强迫他们扔下行李、脱掉部分衣物，并把衣帽鞋袜抛回中国一侧。交接一度因此受到影响。那些普通生活用品本来只是中方给予被俘人员的基本保障，此刻却被当作必须清除的东西。
物品可以扔掉，经历却无法从记忆里抹去。
从5月21日至6月22日，双方共进行了五批交接。中方遣返越南被俘武装人员1636名，并移交14份死亡证明；中方接回238名被俘人员和一份死亡证明。
许开良成为整个交接过程中那个特殊的例外。
他在归还仪式上停下脚步，表面上是拒绝返回越南，实质上是在要求由自己决定命运。中国方面尊重了他的意愿，也愿意让对方当场核实。随后越方扣留一名中国人员、拒绝其直接接受询问的做法，又从反面说明：战俘交接不只是名单和数字，更是对一个具体的人是否拥有表达权的检验。
如果你是当时负责交接的中方代表，面对一名拒绝回国的越南战俘，你会坚持按原协议完成遣返，还是暂停程序、优先尊重他本人的选择？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理由。
参考资料：
① 《人民日报》1979年6月23日第5版，《我方释放最后一批越南被俘武装人员》
② 《人民日报》1979年5月22日第5版，《我释放首批越南被俘人员一百二十人》
③ 《人民日报》1979年5月12日第5版，新华社关于释放遣返越南被俘人员的受权声明
④ 史文银《中越战俘生活实录》，春风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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