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上观新闻)
清末,为解决华侨子弟的教育问题,暨南学堂于1906年在南京鼓楼南薛家巷创办。这是一所专门向海外侨生提供中华传统教育的华侨学校。“暨南”二字出自《尚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寓意面向南洋,将中华文化传播到五洲四海。
1918年暨南学堂改为国立暨南学校,随着学校不断发展壮大,南京校园日显局促。1922年,暨南校董计划建设新校园,并于1923年迁校至上海苏州河支流桃浦河畔的真如镇,从此开始了暨南史上的“真如时期”,也是解放前暨大快速发展的鼎盛时期。1927年改组为国立暨南大学。在上海期间,学校设置了商、文、法、理、教育5个学院,另设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吸引了大批优秀人才前来执教,也成为海外华侨学生的求学胜地。
然而,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真如的暨南校园地处战区。当时的暨南校长何炳松借租界内的中华学艺社为临时校舍,师生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同舟共济,认真攻读,坚持宣传抗日和救亡。更难能可贵的是,校长何炳松与文学院院长郑振铎在孤岛教学时期,还抢救出了大量中华珍贵古籍,泽被后世!
江南一带,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私人藏书经世累月。可叹淞沪战争引起的动乱,使大批私人庋藏的珍本古籍纷纷流出,日本和美国等文物贩子纷至沓来,扫荡中华典籍。面对祖国珍贵文献的源源外流,酷爱藏书的郑振铎忧愤交加,他认为“史在他邦,是百世莫涤的奇耻大辱”。他建议何炳松出面联系张元济、张寿镛、张凤举等人,在1940年初成立了“文献保存同志会”。郑振铎主要负责与书肆或藏书家接洽,何炳松负责收购经费的筹措支付。从1940年春到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的两年时间里,郑振铎利用任教暨南大学的公开身份,在校长何炳松的大力支持下,多次借用暨大经费垫付购书款,共为国家抢购珍本古籍600余箱,约10万余册,包括宋本201部,元本230部,明本6219部及大量清本、稿本、抄本和批校本等,几乎“创立了整个国家图书馆”,延续了中华千年文脉!
在内忧外患的艰难岁月,上海这座城市用“海纳百川”的胸怀拥抱了暨南大学并见证了它的发展壮大;在中华文脉的危难时刻,暨大的爱国志士奋力撑起一张巨网,抢救善本古籍,赓续文化薪火!申城的这一曲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将永远激励国人“声教讫于四海”!
文稿:志愿者 孙岭
音频:志愿者 范仁余
合作及媒体联络:press_shm@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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