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赵德贵，今年七十二了，住在重庆綦江一个叫三江镇的老街上。我这一辈子干过很多营生，年轻时在煤矿挖过煤，后来在镇上开了个修自行车的小铺子，再后来铺子关了，就靠打零工和那点微薄的养老金过日子。我没什么文化，初中都没念完，但我有个儿子，叫赵明远，是我们这条街上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后来又出国读了博士，最后留在了澳洲。

二十六年了。整整二十六年，他再没回来过，也没有一个电话。

说起来，我跟我儿子之间，也没有天大的仇。他就是忙，忙学业，忙工作，忙自己的小家庭。刚开始那几年，他还写信，一个月一封，字写得工工整整，说墨尔本的天很蓝，说学校的图书馆很大，说他找了个中国餐馆刷盘子，一小时能挣八澳元。每次收到信，我都要戴上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完了还要看第二遍、第三遍。信纸就放在枕头底下，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摸一摸，心里踏实。

后来有了电话，长途贵，他说打一次要好几块钱，我就跟他说，别打了，写信就行。他就真的不打了。再后来，信也少了，从一个月一封变成三个月一封，再变成半年一封。最后，就彻底断了。

我算过，他是1998年去的澳洲，那年他二十二，大学刚毕业。头两年还时不时有消息，到了2002年前后，联系就越来越少。2005年之后，连贺年卡都收不到了。我打电话过去，那个号码成了空号。写信过去，退了回来，查无此人。我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不知道他还在不在墨尔本，更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我去过派出所，去过民政所，能问的地方都问了，可隔着一片海，谁也帮不了我。

日子还得过。我老伴在的时候，还能陪我说说话，劝我别多想了，说孩子有孩子的生活。可老伴在八年前走了，肝癌，从确诊到走，就半年。那段时间我整个人都是蒙的，我托人找过我儿子，想把消息告诉他，可怎么也联系不上。老伴走的那天，是我一个人守着的。她临走前，一直睁着眼看我，嘴巴动了动，我知道她想说什么。她想说，明远呢？明远回来了没有？我骗她说，在路上呢，马上就回来了。她笑了笑，就走了。那笑，我现在想起来心口都疼。

从那之后，老街坊们看我的眼神都带着几分同情。他们背地里说，老赵这辈子白养了个儿子，出了国就忘了爹。我听了也不争辩，只是低着头走过去。其实我心里也这么想过。可每次这么想的时候，我又会找出那些旧信，一封一封地翻。那些信是我跟他之间唯一的联系，是我能证明自己还有儿子的东西。

我一个人过了八年。这八年怎么过来的，我自己都不敢细想。镇上给办了低保，加上每个月一百四十块的养老金，日子紧巴但能活。我种了点菜，养了几只鸡，日子一天天地熬着。后来社区的人说，现在政策好了，养老金可以集中到一张银行卡上，每月十五号准时到账。我把存折本找出来，去了趟镇上的农村商业银行。

我没想到，就是这次去取养老金，让我发现了一件天大的事。

那天是今年三月十五号，早上起来阴天，我穿了件厚棉袄，坐着赶集的电动三轮去了镇上。银行刚开门，排队的人不少。我拿着存折本，站在队伍里慢慢往前挪。轮到我时，我把存折递进去，跟柜员说取两百块。里面的小姑娘敲了敲键盘，然后抬起头，有点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又看看电脑，问我：“大爷，您确定取两百？”

我说：“对，取两百，够这个月买油买面就行。”

她抿了抿嘴，把存折打了下流水，递给我一张小票，说：“大爷，您这个账户不太对，余额挺大的，系统提示要核实一下。我们行长想请您进去坐坐。”

我有点蒙。余额挺大？我的存折上能有多少钱？每个月一百四，一年一千六百八，存了八年，也过不了两万。行长找我干啥？我心里直打鼓，但还是跟着一个保安进了里面的办公室。

行长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圆脸，笑眯眯的。他让我坐，还给我倒了杯茶。我看着他，心里直犯嘀咕。他拿出几张打印好的单子，摆在我面前，说：“赵大爷，您这个账户上，三天前有一笔大额转账进来。我们按规矩要跟您核实一下，您知不知道这笔钱？”

我接过单子一看，密密麻麻的字，我老花眼也看不太清。我问他：“多少钱啊？”

行长伸出一只手，比了个二，又比了个二。我说：“两万二？”

他摇摇头，说：“两千二百万。”

我脑袋“嗡”地一声，像被谁用榔头敲了一下。两千二百万？我这辈子连二十万都没见过，哪来这么多钱？我手都抖了，茶杯差点没端住。我结结巴巴地问：“是不是……弄错了？我哪有这么多钱啊！”

行长说：“赵大爷，这笔钱是从境外转进来的，汇款人叫Mingyuan Zhao，就是拼音。应该是您的儿子赵明远吧？”

我整个人像被定住了一样。明远。我儿子。他从澳洲汇了两千多万给我？他哪儿来的这么多钱？更要紧的是，二十六年了，他终于有消息了。我的手抖得控制不住，老花镜都戴歪了。我抓起那几张单子，凑到眼前使劲看。在汇款附言那一栏，有一行字，是英文。行长给我翻译，说写的是：“爸，对不起。这些钱给您养老。明远。”

我盯着那行字，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二十六年了，就等来这么一句话。他到底在哪儿？过得怎么样？为什么这么多年不联系？这钱又是怎么来的？我的脑子像被塞进了一团乱麻，又乱又疼。

行长又递给我一张纸，说：“赵大爷，还有一条留言，是随汇款一起发来的。您看看。”

我拿过来一看，打印着一行字，字不多，可我来回看了好几遍。上面写着：“爸，二十六年了，我一天都不敢忘。钱不多，您收好了，好好照顾自己。别找我了，我不配见您。儿子明远。”

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滴在那张纸上，把字都洇模糊了。我不配见您。他怎么能说这种话？他是我儿子，不管他做了什么，他都是我赵德贵的儿子。我要找到他，一定要找到他。

从银行出来，我站在街边，两条腿软得走不动路。我掏出手机，可我的手机还是那种老年机，除了打电话发短信啥也干不了。我不知道怎么联系澳洲那边，也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我想起来，社区里有个年轻人，在城里上过大学，懂电脑。我顾不上什么老脸了，几乎是跑着去找的他。

那孩子叫刘聪，二十五六岁，在街上开了个快递点。他听我说了个大概，眼睛都直了。他帮我在手机上查，查那个汇款人的信息，可查来查去，只有银行登记的一个地址，在墨尔本郊区。他又帮我发邮件、加微信、搜Facebook，可都找不到人。我急得在快递点里团团转。刘聪说：“赵爷爷，您别急，有了汇款记录，银行那边肯定有更详细的信息。我陪您去问。”

第二天，刘聪就陪着我去了镇上的银行，又去了綦江城里的总行。银行的人很客气，说可以帮我们发查询函给澳洲那边的汇款行，问问汇款人的联系方式。但需要时间，快则一两个星期，慢则两三个月。我说等，多少年都等了，不差这几天。

等待的日子里，我整个人都是飘的。晚上睡不着，就坐在门槛上抽烟，一根接一根。眼前全是明远小时候的样子。他从小就懂事，学习好，不让我操心。他妈妈身体不好，家里的钱都紧着他上学。我那时候在煤矿上挖煤，一天挣不到几个钱，可他争气，考上了重庆最好的中学，又考上了北京的大学。他去北京读书那会儿，我们全家把所有的钱都凑了，还借了不少，就为了给他交学费。他走的那天，背着一个旧书包，站在镇口，跟我挥了挥手。我站在那里看着他，心里想，我儿子要飞出去了。

后来他去澳洲，也是我支持的。他说那边有奖学金，能读博士。我不懂啥叫博士，可我知道，那是有大出息的事。我把家里仅有的两万块全给了他，还借了五万。他抱着我哭了，说爸，我以后一定好好报答你。我说不用报答，你好好的就行。

现在，他报答我了。可这报答，来得太迟，太重，太让人心酸。

过了一个多月，银行那边终于有了回音。他们给了我一个澳洲的电话号码，还有一个电子邮箱地址。我盯着那串数字，手一直在抖。刘聪帮我把号码存进手机，拨了过去。电话响了很久，一直没人接。我不甘心，又拨了一遍，还是没人接。到第三遍的时候，通了。

那头是个女人的声音，说英文。我听不懂，就把电话给了刘聪。刘聪用英语跟她说了几句，然后脸色有点怪。他挂了电话，跟我说：“赵爷爷，对方说她是赵明远先生的妻子，姓林。她说……她说赵明远先生已经去世了。”

我站在原地，感觉天都塌了。刘聪赶紧扶住我，叫了好几声“赵爷爷”。我什么都听不见，耳朵里全是嗡嗡声。去世了？我儿子去世了？他什么时候走的？怎么走的？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我让刘聪再打过去，一定要问清楚。电话又通了，这次是刘聪跟她讲。我站在旁边，脚像踩在棉花上，心像被一只手攥着，喘不上气。刘聪问了好一会儿，挂了电话，脸也白了。他看着我，嘴张了好几下，才说：“赵爷爷，您儿子……是两年前走的。癌症，在墨尔本。他妻子说，他生前一直在存钱，就为了凑够一笔钱转给您。他怕您担心，也怕自己的病拖累别人，所以一直没跟您联系。”

我听完，一屁股坐在了路边的石阶上。我的手捂着脸，眼泪从指缝里往外淌。我儿子，我那个有出息的儿子，在异国他乡一个人病着，一个人扛着，一个人走了。而我这个当爹的，在家里等啊等啊，等到白发苍苍，等到的却是他去世两年的消息。

后来，我让刘聪帮我订了去澳洲的机票。七十三岁的人了，第一次出国。我揣着护照，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到了墨尔本。儿媳妇林秋萍来机场接我，她四十岁上下，瘦瘦的，戴副眼镜，身边还带着一个小男孩，十来岁，长得跟明远小时候一模一样。我看着那孩子，眼泪又下来了。

林秋萍带我去了明远的墓前。那是一个安静的墓园，绿草如茵，天蓝得不像话。墓碑上刻着他的名字，出生日期，去世日期。我在他的墓前坐了很久很久。我想跟他说很多话，想问问他这些年过得怎么样，想骂他怎么那么狠心，连个电话都不打。可到头来，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我只是把从老家带来的泥土，一点一点撒在他的坟前。那是他小时候爬过的山，淌过的河，是我们赵家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

林秋萍告诉我，明远在澳洲并不好过。他读完博士之后找工作不顺利，辗转了好多地方，最后在一家研究所做研究员，工资不算高。后来他生了病，也没怎么治，把赚的钱都存了起来。他总说，他欠他爸的，欠了一辈子。他不敢联系家里，觉得自己混得不好，没脸面对我。等他想联系的时候，又查出了病，更不敢让我知道了。他怕我受不了。他说，等他走了，把钱都转给我，让我晚年过得好一点。那两千两百万，是他全部的积蓄、保险和卖房的钱。

我听着这些，心像被碾碎了一样。我这个傻儿子啊，他以为我在乎的是钱吗？他以为他寄钱回来，就是尽了孝吗？我要的是他啊。要他活着，要他叫我一声爸，要他哪怕混得再差，也回来看看我。他怎么能用二十六年的沉默，去换那两千两百万？他怎么能用命去换！

从澳洲回来之后，我大病了一场。高烧不退，迷迷糊糊地老是做梦，梦见明远还是个小娃娃，骑在我脖子上，咯咯地笑。梦见他去上大学，在火车站的月台上冲我挥手。梦见他抱着我哭，说爸，我一定好好报答你。醒过来的时候，枕头都是湿的。

我还是住在三江镇的老街上。那笔钱，我留了一小部分，够自己养老看病用。剩下的，我捐给了一个专门帮助孤寡老人的基金会。我想，明远要是在天有灵，一定会同意我这么做的。他这一辈子，就是想让我过得好。可他还不知道，真正让我过得好的，是他活着的时候，哪怕一年只来一个电话，哪怕只是报声平安。

如今，我每天还是会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晒太阳。老街坊们路过，有时候会停下来跟我聊几句。他们不再背地里说闲话了。他们说，老赵，你儿子有出息啊。我点点头，说，是啊，有出息。可他们有出息有出息地走了，我这心里，就空了。

我把他坟前拍的照片洗了出来，装在一个旧相框里，放在床头。每天早晨起来，我都会对着照片说一句：“明远，爸挺好的，你那边也保重。”

人这一辈子啊，最苦的不是没钱，也不是吃苦受累。最苦的是想见的人，再也见不到了。我以前总觉得我儿子不孝，怨了他二十六年。现在我明白了，他比我更苦。他一个人扛着那么大的秘密，在那么远的地方，想回家回不来，想联系又不敢。他这一生，也没有轻松过。

如果时间能倒回去，我宁可他从来不出国，宁可他就在綦江找个普普通通的工作，娶个本地媳妇，生个娃，天天在我跟前晃悠。哪怕没什么大出息，哪怕日子过得紧巴一点，至少，我能看见他。

可现在，我只能在梦里看见他了。每回梦见他，他都还是年轻时的样子，站在镇口的马路边，背着那个旧书包，冲我笑。那笑，像极了三江镇每年三月的太阳，暖得人眼睛发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