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年抗战，山河破碎，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的生命在侵略战火中惨遭摧残。借助日军士兵战地日记、老兵战后口述、战犯笔供、法庭审判档案这些一手史料，我们可以看清，在侵华日军的认知当中，中国人处在何等卑微的位置；一条普通中国人的性命，在多数日军心中，又是何等轻贱。
战前到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持续向国民灌输“大和民族优越论”，侮辱性地称呼中国为“支那”，刻意贬低中华文明，宣称其是腐朽没落的旧文明。日本军方还编写兵要地志，片面解读中国民众，宣扬中国人“国家观念淡薄，一盘散沙，容易屈服”。在这套歧视逻辑里，大和民族是优等民族，中国人是需要被征服、被改造的对象。
在日军的认知里，中国人被分成两类。拿起武器抵抗的中国士兵、游击队员，被视作必须消灭的敌人；而手无寸铁的普通百姓，在很多日军眼中，并没有被当成平等的同类。不少日本老兵战后回忆坦言，身处战场环境，中国人在他们眼里更像牲畜、物件，是可以随意处置的“东西”。这不是少数士兵的个人疯狂，是军国主义思想洗脑，加上军队公然纵容暴力，共同造成的集体心态。
基于这样的认知，日军对待普通中国人的手段极为残酷。占领城镇之后，烧杀抢掠是普遍现象。1937年南京沦陷，之后六周，超过三十万平民与放下武器的战俘遭到屠杀，枪杀、活埋、刀劈、焚烧，各种暴行轮番上演。在华北敌后战场，日军针对抗日根据地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反复扫荡村庄，房屋被焚毁，粮食被抢走，老弱妇孺也难逃劫难。大量妇女遭受凌辱，孩童也会被杀害。七三一部队更是以普通中国人做活体实验，完全无视人的生命尊严。
很多暴行甚至不需要理由。仅仅是猜忌怀疑，或是发泄战争带来的恐惧与戾气，农民、小贩、留守家中的老人，就会丢掉性命。其中有一项制度化的暴行：日军会抓捕中国普通百姓或是被俘人员，当作活体靶子，用来给刚来到战场的新兵做杀人试胆训练。这不是个别士兵私下作恶，是部分日军部队公开安排的新兵教育科目，大量老兵口述、战犯笔供都留下确凿记录 。
很多日本本土征召来的青年，入伍之前只是普通农民、学生，从来没有亲手杀过人。日军军官认为，新兵上到真实战场，面对活人会胆怯手软，不利于作战。于是部队抓捕没有反抗能力的中国人，当作“教具”，目的就是磨去新兵内心的恐惧，让他们习惯刺刀刺入人体的触感，把杀人训练成本能，完成从普通青年到战争机器的驯化。
日本老兵近藤一晚年留下口述，1938年，他作为新兵被带到山西辽县县城东南角的广场。广场上提前挖好了巨大土坑，坑内堆满层层叠叠的尸体，腐烂的躯体和白骨混杂，夜里常常出现鬼火。两名中国人双手反绑，牢牢捆在树上，新兵排成两排，步枪上好了刺刀。军官当场下达命令：“今天要训练杀人，用你们的双手和身体去体会刺杀活体的感觉！”
近藤一回忆，轮到自己上前的时候，双腿止不住发抖。前面的新兵冲上去，刺刀扎进受害者胸腔，凄厉的惨叫响起，鲜血顺着树干不断流淌。新兵一轮一轮轮番上前刺杀，几轮过后，很多人最初的颤抖慢慢消失，恐惧被集体暴力压制。刺杀结束之后，尸体直接推进土坑掩埋 。
战犯住冈义一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留下亲笔笔供，记录太原集中营，也就是太原工程队发生的惨案。日军以外出劳动作为借口，将大批战俘骗到太原小东门外赛马场。战俘双手反绑，一排排站定，完全没有反抗机会。新来的新兵轮流上前刺杀这些活人靶子。1942年7月26日，第一批四批屠杀大约220名中国人；8月上旬又继续实施，前后合计340多人死于这种所谓新兵教育。这次惨案里，有一名叫赵培宪的受害者拼死挣脱捆绑，跳河床得以逃生，之后他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把这桩血腥训练公之于众，后来还在战犯审判法庭出庭作证，指证住冈义一的罪行。
战犯藤田茂的笔供同样记录了这类暴行。作为高级军官，他直接向下属传达观点：“为使兵习惯于战场，杀人是快的方法，就是试胆。对此使用俘虏比较好，刺杀比枪杀有效果。”在山西多地，他多次下令，把抓捕来的普通民众、战俘分配给各个中队，供新兵轮流刺杀。受害者身体常常被刺得遍体鳞伤，仅仅有据可查的，就有数十名中国人因此丧命 。
老兵金子安次回忆，部队闯进村庄之后，直接抓捕村民，不分男女老少，绑在树上。军官厉声呵斥，逼迫新兵端起刺刀向前。不少新兵第一次动手时浑身僵硬，刺刀刺得不到位，受害者还在地上痛苦挣扎，军官就会大声斥责，命令士兵继续补刀。经历两到三次这样的活人刺杀训练，原本胆小的青年就会变得麻木，不再看重中国人的性命，甚至把杀人当成可以炫耀的“战绩”。
曾根一夫，曾经参加淞沪会战、南京大屠杀，他在回忆录《私记南京虐杀》当中写下训练现场的细节。被绑住的受害者痛苦哀嚎、身体不停扭动。新兵常常第一刀不敢刺中心脏，只能造成重伤，鲜血大量喷涌而出。教官会呵斥士兵，要求他们感受刀刃刺入肉体的阻力，体会温热鲜血溅到身上的感觉。一轮训练结束，地上遍布尸体，泥土被鲜血浸透。不少新兵满身鲜血，原本内心的不安，在长官的夸奖、战友起哄围观之下被冲淡。在军官眼里，经过这样训练的士兵，才算合格的战士。
南京大屠杀期间，类似的试胆训练同样大量发生。南京城外的壕沟、河滩，平民和放下武器的战俘被驱赶到大坑边缘，新兵站在坑边练习刺杀，刺杀完成，尸体直接推入坑中掩埋。除刺刀刺杀之外，部分军官还拿中国人给新兵练习军刀斩首，用来测试刀刃锋利程度，同时磨练士兵砍杀的胆量。
参与训练的受害者，并不是战场上持枪对抗的敌人，很多只是普通农民、妇女，还有少年。在日军军官口头表述中，这些人被叫做“教育材料”“活的假设敌”“肉靶”，和训练用的稻草人、牲畜没有区别。
杀死一名普通中国人，能不能触动大部分日军的内心？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
军队自上而下，把屠杀平民包装成“膺惩暴民”“完成圣战使命”。士兵被反复灌输，自己是为国作战，征服“劣等民族”理所应当。处在集体暴力环境当中，个体良知很容易被淹没。
就像活人刺杀训练现场，就算新兵心里害怕，上级命令、战友的注视、军队的威压摆在面前，很少有人敢于拒绝。拒绝执行会被视作懦弱，遭到训斥体罚，还会被战友排挤。很多日军士兵亲手杀害普通百姓，心中没有负罪、没有怜悯，只剩下麻木，甚至还有炫耀的快意。南京大屠杀期间，不少日军士兵写回家的家书、战地日记，轻描淡写记录大规模处决平民与战俘，文字当中看不到对生命的敬畏，反倒流露肆无忌惮的情绪。
但人性不会被彻底抹除，并不是所有日军从头到尾都完全麻木。少数本性善良的士兵，亲手犯下暴行之后，内心会产生剧烈挣扎。
近藤一后来回忆，第一次刺杀活人之后，夜里反复做噩梦，受害者的惨叫、临死的眼神，反复在梦里出现。金子安次晚年长期被战争回忆折磨，终生摆脱不掉内心的负罪。曾根一夫记录，有新兵刺杀结束之后躲到一旁呕吐，满心恐惧，却不敢违抗命令，只能继续执行下一轮刺杀。还有被俘之后接受改造的日军士兵安达千代吉回忆，参加活人刺杀训练时，受害者临死前不屈的目光，让他第一次对这场战争产生怀疑。
只是，这样良心的悸动，在战争环境下十分微弱。军队高压、身边人的裹挟、军国主义思想的束缚，往往压倒这份良知。很多人即便内心不安，依旧服从命令作恶，只有等到战争结束，脱离军队洗脑体系多年以后，才生出忏悔。
日军的心态本身充满矛盾。他们整体蔑视中华民族，以为中国人软弱，轻易就可以征服；可当看见普通百姓、中国士兵不屈抗争的时候，又会生出忌惮。日军高层原本幻想中国会快速分裂投降，全民族的顽强抵抗彻底打碎这份妄想。他们可以轻视一个个中国人个体的性命，却严重低估整个民族宁死不屈的意志。
需要分清一点：并不是日本普通民众天生残暴，而是日本军国主义这套侵略体系，扭曲了无数普通人的人性。军国主义教育种下民族歧视，军队把屠杀直接定为正规训练科目，上级用命令将作恶合理化，残害平民就此变得司空见惯。许许多多原本普通的日本青年，正是经过活人刺杀、试胆训练，一步步丢掉人性，变成施暴者。
在侵略者的价值天平上，当年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生命轻如草芥，甚至可以拿来当做新兵练手的耗材。可这些被肆意践踏的生命，本身有着沉甸甸的重量。正是无数中国人不屈的抗争，最终击碎侵略者的狂妄，赢得民族抗战的胜利。回望这段历史，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记住：当一个民族被视作低人一等的时候，普通人的生命就会面临灭顶之灾；只有民族自立自强，每一个普通百姓的生命，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尊重与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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