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情夫同居23年，58岁回到家后，却发现丈夫一家13口其乐融融

门没锁。

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我在门口站了五分钟，手抬起来又放下，最后轻轻一推，防盗门吱呀一声开了条缝。二十三年前这把锁是我挑的，上海牌的，花了四十二块钱。现在锈成这样，居然还没换。

客厅里的声音涌出来，热烘烘的，像开了锅的饺子汤。有小孩在跑，塑料拖鞋拍打地板啪嗒啪嗒。电视开着，放的是春晚重播，冯巩那句“我想死你们了”从门缝里挤出来，把我撞了个趔趄。

我往里走了一步，鞋柜上摆着十几双鞋。男鞋女鞋童鞋，从高跟到棉拖，排成整整齐齐两排。最顶上那双红棉拖鞋我认得，还是我那年买的，批发市场十块钱三双。

“妈！饺子好了没——”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从厨房传出来。

“来了来了！”另一个女声应着，脚步声踢踢踏踏往这边来。

我在玄关的穿衣镜里看见了自己的脸。五十八岁，头发白了大半，眼窝塌下去，颧骨凸出来。身上那件灰毛衣是情夫老周去年住院时我陪护穿的，袖口磨出了毛边。老周上个月走了，肺癌，从查出来到咽气不过四个月。他儿子从澳洲赶回来，办完丧事第一句话是：“阿姨，这房子是我爸的名字。”

我连行李都没拿，只背了个布包。包里是一张存折，余额四千三。

厨房的门帘掀开了，一个烫着卷发的中年女人端着笸箩出来，里头码着白胖的饺子。她看见我，笸箩差点翻了。

“妈？”她喊了一声，嗓子劈了。

客厅里忽然安静了。电视还在响，但没人笑了。一个男人从里屋走出来，穿着藏青色的羊绒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他比二十三年前胖了些，但眉眼没变。我儿子周建国，走那年他刚考上大学，现在额头有了皱纹，下巴上还有块没刮净的胡茬。

他看见我，手里的茶杯晃了晃，没洒。

“来了。”他说。

就两个字。像在说今天天气还行。

婆婆从沙发上站起来的时候，我才看见她。九十一岁了，坐在一把轮椅上，腿上盖着毛毯。她眯着眼打量我半天，扭头问旁边的小姑娘：“这是谁家的亲戚？”

小姑娘五六岁，扎着羊角辫，仰头看我：“太奶奶，她哭了。”

我抬手一抹，脸上全是湿的。

“进来说吧。”周建国侧开身。

我走进客厅，像走进一个陌生的剧场。沙发上坐着七八个人，有年轻男女抱着孩子，有半大小子埋头打游戏，还有个孕妇靠在扶手边剥橘子。阳台上晾着一排小孩的衣裳，摇摇晃晃像面彩旗。

一个年轻媳妇端着茶出来，往茶几上放了一杯，又退了回去。她叫了声“爸”，周建国点点头。我这才注意到他左手无名指上那枚戒指，银色的，不是当年我给他买的那只金镏子。

“这是大嫂。”他朝那个端茶的媳妇抬了抬下巴，“老大媳妇，进门五年了。”

老大？我看向角落一个抱着奶娃的男人，眉眼依稀像周建国年轻时的样子。那是我儿子，我的孙子。

我忽然算不过来。二十三年，周建国今年四十七，他儿子看着有二十出头，那孩子是……我走了之后第二年生的？还是第三年？

“坐吧。”婆婆忽然开口，声音干枯得像个核桃壳，“站着不像话。”

我坐在沙发角上，屁股下面垫着个绣花坐垫，针脚细密，是手工缝的。茶几上摆着五六个果盘，砂糖橘、大枣、开心果、奶糖、瓜子花生，满满当当。电视里小品演到高潮，一屋子人都在笑，笑声撞在天花板上弹回来，砸在我头顶。

那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跑过来趴在我膝盖上，仰着脸问：“你为什么不说话？”

我张了张嘴，嗓子眼里堵了团棉花。

“囡囡过来，”她妈妈——那个端茶的年轻媳妇——伸手把女儿抱走，“别打扰客人。”

客人。

我低着头看自己的手。指甲缝里还有老周住院时给他擦身的肥皂沫，干了，白花花一片。二十三年，我每天给他做饭洗衣端屎端尿，他说会离婚娶我，说了二十年。最后三年他瘫在床上，连句囫囵话都说不出来，我就守着他的痰盂过日子。现在他儿子把我赶出来，连骨灰盒都没让我摸一下。

我从布包里掏出存折，四千三。够买张回老家的火车票，硬座。

“妈。”

周建国忽然开口，屋子里又安静下来。

“妈这二十三年，”他看着我，声音平平的，“每年过年都包饺子。她包的韭菜鸡蛋馅，你不吃韭菜，她后来就包两种馅。”

我猛地抬头看婆婆。她歪在轮椅里，眼睛半阖着像在打盹。旁边的小姑娘悄悄趴在她耳边说：“太奶奶，她说她饿。”

婆婆睁开眼，浑浊的眼珠慢慢转过来落在我脸上。她看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真的不认识我了。然后她转过头，朝厨房喊：“翠兰，再下二十个饺子。白菜猪肉的，少放姜。”

厨房里应了一声。

“你当年走的时候，”周建国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妈说，她儿媳妇出门买菜去了，一会儿就回来。这句话她说了十五年，后来老年痴呆了才不说了。”

我捂住嘴，喉咙里发出一种不像人的声音。

茶几那头，一个年轻男人在给婴儿换尿不湿，手法娴熟。孕妇还在剥橘子，分了一半给旁边的老太太——那老太太我不认识，大概是谁的丈母娘。打游戏的两个少年抢起了手机，笑着骂着滚作一团。电视里零点钟声敲响，一屋子人站起来举杯，红的白的果汁的，碰在一起哗啦啦响。

周建国也站起来，端着杯可乐。他看了我一眼：“妈，你要不要也倒一杯？”

婆婆在轮椅里哼了一声：“倒什么倒，饺子马上好了。先让她吃，吃完了再说。”

我坐在那张绣花坐垫上，看着眼前十三口人热热闹闹地碰杯。电视里的烟花炸得满天都是，小孩尖叫着捂耳朵。没人问我这二十三年去了哪，没人问我为什么回来，没人问我脸上那些皱纹是怎么长的。

他们只是给我腾了个沙发角，给我下了二十个饺子。

周建国把可乐递给我，杯子沿上还沾着糖渍：“喝吧，甜。”

我接过杯子，指尖碰到他手背的时候，他缩了一下。但我看见他耳根红了，跟他小时候撒谎时一模一样。

饺子端上来，白白胖胖冒着热气。我夹了一个咬开，白菜猪肉的，少放姜。烫得我眼泪唰一下掉进碗里，砸出小小的涟漪。

婆婆在轮椅里嘟囔：“慢点吃，不够再下。家里人多，面备得多。”

我点点头，又夹了一个。

门外的走廊里，我那只布包还靠在鞋柜边。里面四千三百块，够买一张回程的火车票。

但好像不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