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1月18号那个傍晚，肇东市四站镇的雪大概还没下透。
派出所值班民警接到第一通报案电话时，大概正想着晚饭去哪家馆子。
“电业工人李永斌被人用枪打死在家里。”
他写了“流氓械斗”四个字，没去现场。
这可能是他这辈子最侥幸的一刻，也是最沉重的一笔。
如果去了，那支56式冲锋枪的弹匣里，大概会多一颗属于他的弹壳。
接下来的半小时，电话像炸了一样。
肖宏伟一家四口，白会臣一家三口，曹学君的妻子白雪，派出所所长周守芳在火锅城被抢枪……
二十五个镇政府干部、八个治安员、六台车，在寒风里往返于各个血案现场。
一百二十二名警力、二十三台警车，把四站镇围得像铁桶。
省委书记和省长连夜下令：不惜一切代价，不能活捉就地击毙。
十六个刑侦专家连夜往肇东赶，车灯划破黑漆漆的国道。
公安部把案子列为挂牌督办，和当年的鹤岗南山矿大案并列。
但杀戮还在继续。
冯万海和姜立明像两台失控的收割机，在镇子里挨家挨户地杀。
农行职工家、药店老板家、运输户家、卫生院院长家……
六户人家，十九个枪眼，死伤遍地。
刘文泉带着四个人追出去的时候，手里只有五把77式和一支56冲。
他在三站镇变电站附近追上那辆栽进排水沟的吉普车时，两个歹徒正站在路边东张西望。
一百米距离，两支长枪对一支冲锋枪。
三发点射，一个当场毙命，另一个腹部中弹，用抢来的77式顶住自己的太阳穴，扣下了扳机。
事后查明，被击毙的是冯万海和姜立明。
一个26岁，农民；一个22岁，药店老板。
他们在三个小时里，枪杀三十一人，撞死一人，打伤十六人。
动机简单得让人心寒。
姜立明被卫生院院长和副院长断了财路，情妇也跟了别人。
冯万海被派出所所长扣了跑出租的吉普车，还被勒索了钱财。
两个男人的尊严和饭碗被碾碎了，他们花了几个月买枪、买子弹、在山里练枪。
然后在一个傍晚，用三百多发子弹，把复仇的火焰喷向了所有他们认为欠了自己的人。
至于那些无辜的女人、孩子、路人，在他们扣扳机的时候，大概连个数字都算不上。
崔道植和车德仁做的弹道比对，把每一具尸体上的伤口都拼回了那两支枪。
逻辑像一张拉紧的网，每一个节点都扣得死死的。
但网再紧，也网不住那两个已经彻底失控的人。
周守芳、侯琛钦、白会臣、侯春华、刘守春……
每一个名字都在他们的复仇清单上。
可那些死在清单之外的名字呢？
那个电业工人李永斌，那个卫生院院长的家人，那些只是碰巧路过的人。
他们又欠了谁什么呢？
我常常想，如果那天派出所的民警去了现场，如果周守芳没扣那辆车，如果卫生院没断姜立明的药店……
历史会不会是另一个走向？
但这些“如果”在三十一个逝去的生命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两个被生活逼到墙角的男人，用最极端的方式完成了自我毁灭，也把几十个家庭拖进了深渊。
他们以为自己在讨回公道，其实只是在制造更大的不公。
这个案子留给我们的，不该只是几页发黄的卷宗。
它应该是一记警钟，敲给每一个手握权力的人，敲给每一个在底层挣扎的人。
当一个人的尊严被践踏、生计被剥夺的时候，社会能不能拉他一把？
而不是让他觉得，只有枪口和子弹，才是唯一的出路。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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