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热桑布 |《西藏传存敦煌吐蕃文献 • 仲嘎曲德卷》前言|写本|桑耶寺|西热桑布|赞普

一、缘起

2003年6月至2005年期间，笔者三次赴西藏山南地区隆子县俗颇下地区开展田野调查，在此过程中，有幸接触到仲嘎曲德寺所藏之藏文古籍文献，实为学术生涯中一次重要而珍贵的发现。

据文献记载与实地考察互证，该地区曾为吐蕃赞普后裔俄杰赞普政权（约10—13世纪）的封地。仲嘎曲德寺最初由两座寺院合并而成：一为10世纪俄杰赞普所属的曲卓普朵寺，一为11世纪甲热·云旦洛追所建寺院。14世纪初，管辖山南隆子一带嘉域地方的嘉巴万户（西藏十三万户之一），与俄杰赞普家族联姻，逐渐形成以隆子县北部为中心的地方政权。“嘉巴”在藏语中意为“鸟”，与赞普王族血统结合后，更名为“察巴”，意为“雕”，取“鸟化为雕”之意，以彰显血统尊贵。此后，该政权修建了著名的九层卓卡宫与仲嘎曲德寺建筑群，仲嘎曲德寺也成为察巴王室专属寺院。历史上，该寺先后历经噶当派、噶举派、菩东派、格鲁派等教派流变，至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归菩东派管辖。

然历史沧桑，仲嘎曲德寺及其文物屡遭自然损毁与人为破坏，察巴王宫、仲嘎曲德寺主体建筑及寺内典籍几近焚毁。部分经书被用作柴薪、肥料，甚至被覆于屋顶以代瓦片；余者则深埋于废墟之中，经年累月，风侵雨蚀，无人管护，渐至湮没，无人问津。

改革开放后，当地有识之士自发组织开展文物保护工作。1996年，山南地区文物局拨付经费三千余元，用于古籍等可移动文物的初步抢救保护。然而，因经堂尚未修建，缺乏专用藏书书架与保管设施，部分文献仍持续遭受损毁。

自2003年起，本人牵头组织百慈藏文古籍研究所，承担经书包裹布料、经架购置及清理费用，动员寺院僧侣与周边民众共同参与，终使散乱古籍得以归置经堂，获得基本保护。2015年，本人再度牵头，组织西藏大学藏文古籍研究所启动系统性的整理与编目工程，对寺藏三千余函文献进行科学分类、登记与保护，详录其篇名、作者、年代、插图、规格、叶数、残损状况等信息，并配套制作书架、囊匣、裹经布等保护设施，显著改善保存环境。

本人长期致力于西藏古籍的抢救保护与研究工作，尤为关注吐蕃时期文献的存佚状况。2003年5月，于哲蚌寺发现吐蕃赞普墀德松赞御用的《喇蚌经》；同年6月，在首次对仲嘎曲德寺开展调研时，即发现十余叶形制古朴、书风近于敦煌写本的经叶，内容归属《般若波罗蜜多经十万颂》。彼时经叶未见题记，亦未及与哲蚌寺所藏版本比对，故无法确证其为吐蕃王室专属的《喇蚌经》。但我已向寺方阐明该经叶的重要价值，嘱其妥善保管，并提供资金支持，助力文献整理工作。

2004年7月，我再度赴寺开展文献整理与编目工作，又发现同类写本逾千叶。经与哲蚌寺所藏《喇蚌经》逐一对勘考证，最终确认这批文献为两部残缺的吐蕃时期（7—9世纪）《喇蚌经》，共计五函。这是继哲蚌寺本之后，西藏地区再度发现的吐蕃王室御用《喇蚌经》实物。尤为珍贵的是，仲嘎曲德寺所出的这五函写本分属两种不同版本，具有极高的文献学价值。

于浩如烟海的经卷之中，觅得堪比敦煌遗书的稀世珍本，委实令人欣喜难抑。然欣喜之余，亦不免引人深思：这般弥足珍贵的千年遗珍，何以湮没八百余载而鲜为人知？究其缘由，或因其素朴无华、不饰金玉，难耀俗目；或因地处僻远、人烟稀少，昔日辉煌早已湮没于历史尘烟，令今人难以想见，这般荒远之地竟深藏吐蕃王室圣典！

仲嘎曲德寺所珍藏之《喇蚌经》诚为稀世之瑰宝。细加考辨，其版式规制、纸张质地、墨色浓淡、书写笔意，乃至语法结构、行距制式，皆与敦煌出土之同期藏文经卷若合符节，毫厘不爽。

究其渊源，盖因吐蕃时期，敦煌曾为写经之重镇。彼时吐蕃官府大兴法事，广集僧俗，于当地设坊缮写佛典。故该经之写经人员构成、校对勘误之习尚，亦与敦煌写本之惯例完全吻合。由此观之，此经当系昔日于敦煌缮写编纂成书，而后恭迎至吐蕃宫中供奉无疑。

二、《喇蚌经》之历史渊源与学术内涵

（一）《喇蚌经》之名义与宗教地位

《喇蚌经》为吐蕃晚期王室专供之佛教典籍，实即《般若波罗蜜多经十万颂》之特称，专供赞普御用，可视为后世藏文大藏经《甘珠尔》的雏形与源头。

墀松德赞在位期间，吐蕃佛教进入鼎盛时期。据《登噶目录》《青史》等史籍记载，赞普曾延请高僧缮写《喇蚌蓝经》与《喇蚌红经》，迎入宫中供奉，自此，《喇蚌经》遂成历代赞普与王室成员之核心宗教圣物。据文献记载，吐蕃时期共缮写《喇蚌经》九部，皆为王室崇佛之象征，亦是佛教制度化的关键标志。

然自朗达玛灭佛以降，千年沧桑，《喇蚌经》几近湮灭。今人所知，多赖史籍零星记载与近年考古新发现。下文略述其翻译、版本与缮造规制，以明其历史脉络。

（二）《喇蚌经》之翻译与版本体系

吐蕃时期《般若波罗蜜多经十万颂》之翻译与整理，主要集中于墀松德赞（8世纪中叶）至墀足德赞（9世纪中叶）的百年间，这一阶段亦是佛教文献走向系统化、规范化的关键时期。据记载，该经共有六种译本，然而今传世者主要为略（略译本）、中型（中译本）、广（广译本）三大版本：

1. 略译本：由吐蕃译师朗·康巴果恰据其背诵之梵文本口传翻译成藏文，称《图久玛经》，内容简略，共四函。墀松德赞以此为底本，缮写《喇蚌蓝经》稿本与《喇蚌红经》稿本，为王室御用之始。

2. 中译本：因略译本内容简略，遂由大译师毗卢遮那主持，依梵文本体例，增补遗文，重译为六函之《大般若经》，世称《喇蚌经》。此本据梵本模写，故称“巴格坚”（意为“模印本”），经夹板绘蝙蝠图案，亦称“帕旺坚”（意为“蝙蝠经”）。

3. 广译本：墀松德赞时期，敕请印度班智达苏仁达热布迪、释迦巴尔巴，与吐蕃大译师嘎瓦·百慈等人，于下彭波（今林周县嘎瓦讷木切）之地，对既有版本进行全面校勘、增补，终成十六函之《喇蚌经》，凡三百卷，因以鹿皮为装具，故称“夏卓坚”（意为“鹿皮经”）。此本为后世《甘珠尔》所收《大般若经》之祖本，亦为德格、纳塘、北京、拉萨四大《大藏经》刻本之共同源头。

（三）吐蕃时期《喇蚌经》之修缮与传承

《喇蚌经》为赞普御用圣典，象征王权与佛法合一。据载，8世纪以降，共修九部，包括：

墀松德赞：《喇蚌蓝经》《喇蚌红经》《嘉蚌经》

墀德松赞：《菩蚌经》

藏玛赞普：《吉蚌经》

墀足德赞：《珠蚌经》（意为“六函经”）

达摩赞普：《秀色坚经》（意为“黄纸经”）

纳木德沃宋赞普：《协玛坚经》（意为“红面经”）

拉龙白多：《夏色坚经》（意为“黄面经”）

历代赞普皆以修缮《喇蚌经》为宗教要务，渐成吐蕃王室标志性的文化象征。吐蕃政权瓦解后，民间渐出十九部《般若经》，至阿底峡尊者入藏前后，发展为六十部《般若经》，为藏传佛教后弘期的经典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

综上所述，吐蕃前弘期，王室高度重视佛典翻译与供奉，此风渐成社会习俗。《十万般若经》的系统翻译与整理，为后世藏文《大藏经》的编纂奠定了文献基础与制度范式。

三、仲嘎曲德寺所藏《喇蚌经》之发现与考辨

（一）总体特征

仲嘎曲德寺所存《喇蚌经》共两部，计五函：

1. 略译本《喇蚌经》：四函，依藏文字母顺序编号为ཀ、ཁ、ག、ང函；

2. 中译本残函：一函，为ཆ函。

两部经书规格一致，均为20cm×72cm，每叶12行，抄写工整，墨色沉着。其字体、语法、用词习惯与吐蕃时期金石铭文、敦煌藏文写本高度一致，具备典型古藏文特征，如：

元音字母“i”反写；“ma”字常带下加“ya”（作“mya”）；同一词组中“ka”“kha”“ga”与“ta”“tha”“da”可互换使用。

此类语言现象在吐蕃后期写本中极为普遍，具有明确时代标识。ka函第66叶第7行：“ཀ་དུམ་པའི་ཤ༦༦ན༧པར།ཤ་རྀ་དྭ་ཏྀའྀ་བུ་གཞན་ཡང་བྱང་ཅུ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མས་དཔའ་ཆེན་པོ་སངས་རྒྱས་བཅོམ་ལྡན་འདའས།འདའས་པ་དང་།མ་བྱོན་པ་དང་། ད་ལྟར་བྱུང་བ་རྣམས་ཀྱྀ་སངས་རྒྱས་གྱྀ་ཡོན་ཐན་ཐམས་ཆད་ཤེས་པར་འདོད་པ་དང་། ཐོབ་པར་འདོད་པས། 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དུ་ཕྱིན་པ་ལ་བསླབ་པར་བྱའོ། །”与kha函第29叶第6行：“ཡང་ཁ་དུམ་པའི་ཤ༢༩ན༦པར། གང་འདི་སྐད་དུ་ཆྀའི་ཕྱིར་དུ་བྱང་ཆུབ་ཀྱི་ཡན་ལག་ཀུན་དུ་མཐའ་ཡས་པའྀ་ཕྱིར།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ཀུན་ཏུ་མཐའ་ཡས་པར་རྀག་པར་བྱ་ཞེས་ཟེར་བ་ནྀ། ཚེ་དང་ལྡན་པའ་ཤ་ར་དྭ་ཏྀའི་བུ། བྱང་ཆུབ་ཀྱི་ཡན་ལག་ནི་ནམ་ཀ་དང་མཉཾ་པ་སྟེ། དེ་ཆྀའི་ཕྱིར་ཞེ་ན་འདི་ལྟར་×དཔེར་ན་ནམ་ཀ་ལ་ནྀ་སྔོན་གྱྀ་མཐའ་མྱྀ་དམྱྀགས་ཕྱི་མའྀ་མཐའ་མྱྀ་དམྱྀགས་དབུས་ཀྱྀ་མཐའ་མྱྀ་དམྱྀགས་ཏེ།”等例，皆可左证其文法之原始性与一致性。

略译本四函现存叶数如下：

● ཀ函：514叶（共75卷），每卷6—7叶；

● ཁ函：486叶（应有488叶，缺2叶）；

● ག函：562叶；

● ང函：503叶（共75卷）。

中译本ཆ函仅存221叶，余皆散佚。

（二）文献学与历史学考辨

1. 时代断代：确为吐蕃时期写本

（1）翻译体例之左证

12世纪以后之《般若经》研究文献载，吐蕃时期曾有六种《喇蚌经》译本，实则仅略、中、广三种版本。其中，略译本（四函）与中译本（六函）为吐蕃时期特有。后弘期虽亦有“四函”“六函”之名，然其译文具有郭法成、俄·罗丹西热等后期译师风格，极易辨识。9至11世纪民间所传“十九函经”，则属广译系统。

仲嘎曲德寺所出“四函经”与“六函经”残函，无后世译经特征，且为赞普御用规制，非民间所能仿制，故可断为吐蕃时期原译本。

（2）文字与书写特征

仲嘎曲德寺所藏《喇蚌经》字体、行款、用词与吐蕃金石（如《唐蕃会盟碑》）、敦煌写本（如P.t.1217）高度一致。文法上保留大量古藏文异写、通假、反写等现象，未见后世规范化痕迹，可证其未经后人增删改写，属原始古抄本。

（3）与墀德松赞御用《喇蚌经》比对

拉萨哲蚌寺藏墀德松赞御用《喇蚌经》属略译本，四函，每函高20cm，宽72cm，每叶12行，kha函574叶，ga函614叶。其幅面、行数、纸张、墨色、字体、题记格式皆与仲嘎曲德寺本高度一致。

尤具说服力者，两本均见抄写者“松达吉”之名：

● 仲嘎曲德寺ga函第12叶：“松达吉写，白央一校，白增二校，多吉宗松终校。”

● 哲蚌寺kha函第140叶：“松达吉大师写，当宗一校，颇顶二校，吉坚松终校。”

松达吉为9世纪敦煌著名写经僧，其活动时间、地点与吐蕃晚期王室写经工程高度契合。此为两者同源之铁证。

此外，两者卷数结构一致：每函75卷，共300卷，与《红经》《蓝经》手稿体例相符，可推断仲嘎曲德寺“四函经”即为《红经》《蓝经》系统之传本。

（4）抄写者与校勘制度之印证

仲嘎曲德寺本多处见题记，如：

● kha函第175叶：“朗龙列写，香本一校，乔热二校，古玛热松终校。”

● cha函第195叶：“本德（僧）强杰和拉龙益西校，林龙丹写。”

● ang函第381叶：“拉尊写，香本校，拉列二校，纳旦终校。”

此类“书写—初校—再校—终校”四重制度，与吐蕃王室写经制度完全一致，见于敦煌博物馆收藏的《大般若经》以及甘肃省图书馆、敦煌研究院、法国国家图书馆等所藏吐蕃时期写卷中，反映当时佛典翻译之严谨程序。

更值得注意的是，cha函与ang函中多次出现“拉龙益西”“林龙丹”等名，与刺杀朗达玛之僧人拉龙白吉多吉及其兄弟同属拉龙家族，且据载其曾于仲嘎曲德寺一带出家，后任桑耶寺堪布。传说由其口授所成之经称《夏色坚经》，则仲嘎曲德寺所出cha函残篇，或即《夏色坚经》之遗存。

从上述资料可见，吐蕃时期佛经翻译有明确规制，每函卷册均设有固定叶数；受译经者、抄写者不同及书写水平差异的影响，经书的字体风貌、书写疏密亦不尽相同。由此也使得各卷末叶的行间距、字体大小存在明显差别，部分卷册因末尾余纸充裕，便留有较宽的行间距；若余纸不足以容纳全卷内容，末叶则会收紧行间距或压缩字体。相关文献亦载，此种处理方式“虽不甚美观，却依循传统，通过把控纸张规格与字体形制实现整体效果”。这一细节也直观体现出吐蕃时期佛经翻译与抄录的独有特点。

英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出土的《大般若经》与《喇蚌经》相比，字体、通用例句、抄写者名字等基本一致，事实上和《喇蚌经》为同一版本。

这类特点的影响在后期的山南乃东县吉如寺、曲水县聂唐卓玛拉康寺，甚至在武威市博物馆等所藏的《大般若经》都能窥见一斑。

（5）传世文献之旁证

仲嘎寺所藏古籍为吐蕃时期《喇蚌经》，两部13世纪文献可为直接左证：

● 《〈十万般若经〉之章、节、标点符号以及卷函数标准》第45叶第2行载：“《佛法精要》的通行例句的字体至最后有20行，欲知此事，请参阅热巴坚赞普的御用经。”

● 《〈十万般若经〉之范例》一书第2叶背面第3行，其ka函12卷上有“……欲知此等情况，请参阅桑耶寺的《嘉托坚经》（铁杵经）和在‘右如’（吐蕃中部‘四翼’之一，今山南地区）地方的卓卡所藏（喇蚌）经”。

“卓卡”之名见于13世纪文献，表明其时《喇蚌经》已传入该寺，为仲嘎曲德寺藏经之历史连续性提供直接文本证据。

2. 版本归属之推断

吐蕃时期，《喇蚌经》作为重要的佛教经典，其流传与保存情况颇为复杂。据现有记录，包括墀松德赞御用的《红经》《蓝经》手稿在内，共有九部《喇蚌经》。然而，这些经典的具体下落和现状仍存在诸多谜团。

关于《红经》《蓝经》手稿的具体藏所，有两种不同的说法。《闻法录》中记载，《红经》位于拉萨的红砖塔下，而《蓝经》则在桑耶寺（尽管有说法认为两者都藏在工布地方的布曲拉康寺。依此来看，16、17世纪时，此二经还未完全失传）。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两部经典并未在工布布曲拉康寺找到，而是在拉萨的红砖塔下，后来似乎是失传了，目前其中之一落入了噶玛巴活佛之手。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使得《红经》《蓝经》手稿的确切位置仍待进一步考证。

此外，其余数种《喇蚌经》包括赤德祖丹赞普时期的《灰经》、沃松赞普时期的《协玛坚经》，以及达摩赞普时期的《秀色坚经》等亦各有相关传说与文献记载，然其具体藏所迄今成谜。据《司徒古迹志》记述，桑耶秦浦一带曾藏有原地方官府供奉的墀松德赞时期四函经《夏卓坚》，惜此部经典于“文革”时期被毁，今人已无缘得见其原貌。

据《卫藏道场志》及《乃宁寺志》的记载，赤德祖丹赞普的《灰经》，后弘期由智·强秋巴大师所供养，后作为“智氏十三宝”之一由乃宁寺供养。另据有关《喇蚌经》的资料来看，沃松赞普的《协玛坚经》后来在澎波地方的兰巴吉布普寺，而达摩赞普的《秀色坚经》在一个叫“卓”的地方。

热巴坚赞普的“六函经”与拉龙白多的《夏色坚经》虽今已不知所藏何处，但据13世纪文献记载，二经曾与其他《喇蚌经》进行过比对，且与墀德松赞御用《喇蚌经》极为相似。同时，仲嘎曲德寺所藏两部经卷中均出现抄写者“松达吉”之名，可证此二部经典属于同一时代。结合以上史料与经卷抄写信息可初步认定，仲嘎曲德寺所藏的“四函经”归属范围为藏玛赞普的御用经《吉蚌经》或热巴坚的“六函经”。

在探讨《喇蚌经》的过程中，涉及诸多重要的吐蕃历史人物与事件，其中拉龙白吉多吉与其兄弟尤为关键。拉龙白吉多吉曾在达摩赞普时期，先后担任过桑耶寺堪布、扎耶巴寺法主，相传后世流传的《夏色坚经》便是依据拉龙白吉多吉的口谕整理而成，这也为相关经典的溯源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与探索方向。

仲嘎曲德寺发现的经文残篇记载了白吉多吉、拉龙叶等人名，印证了拉龙二兄弟曾参与该批经文的抄写工作，也进一步说明该残篇极有可能是《夏色坚经》的一部分，这为破解《喇蚌经》相关历史谜团、还原经典传承背景增添了重要依据。

综合比对，仲嘎曲德寺“四函经”应属以下二者之一：

藏玛赞普御用《吉蚌经》：该经为略译本，四函，每函七十五卷，与现存结构完全吻合；

墀足德赞御用《珠蚌经》：六函本，然仲嘎曲德寺仅存一函，或为残存。

而cha函残篇，据抄写者拉龙氏及中译本特征，极可能为拉龙白吉多吉主持缮写之《夏色坚经》，属中译系统，原应六函，今仅存一函。

仲嘎曲德寺系由后弘期早期俄杰赞普所属的曲卓普朵寺，与11世纪甲热·云旦洛追所建的堆瓦麦达（下部律传）寺合并而成，且为地方王室奉祀的寺院，因此在该寺发现吐蕃赞普御用佛经，实属情理之中。据史料记载，吐蕃赞普后裔永丹与卫松连年战乱之际，赞普所藏十三大珍宝多为永丹一方所得，这也是吐蕃赞普御用经卷能在西藏南部被发现的重要原因。

四、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

仲嘎曲德寺所存五函《喇蚌经》，虽为残卷，然其文献学、历史学与宗教史价值不可估量。其意义如下：

文献学价值。仲嘎曲德寺《喇蚌经》是现存最为完整的吐蕃王室御用《喇蚌经》系统写本之一，填补了敦煌写本至后弘期刻本之间的文本链条，为古藏文语言演变、藏传佛典翻译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历史断代标尺。该写本在字体形制、语法特征、抄写制度等方面，与吐蕃金石铭刻、敦煌藏文文献高度契合，可作为鉴定吐蕃时期写本的“标准器”，对西藏及喜马拉雅区域出土文献的断代研究具有重要标尺意义。

宗教史与政治史研究价值。《喇蚌经》的缮写与供奉，体现了吐蕃时期“政教结合”的早期形态；赞普以御用经典确立宗教话语权，亦是王权神圣性的重要象征。仲嘎曲德寺的相关发现，更揭示出吐蕃王室佛教向地方政权传播的历史脉络。

汉藏文化交流的实证。《喇蚌经》的翻译过程吸纳了汉传佛教的术语体系与义理架构，部分写本的纸张、墨亦带有中原工艺特征，直观反映出唐蕃之间深度的文化互动。其与敦煌藏经洞文献的内在关联，进一步印证了敦煌文化是汉、藏、回鹘、粟特等多民族共同缔造的文明成果。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见证。仲嘎曲德寺《喇蚌经》的发现，不仅丰富了西藏地方史的研究内涵，更以实物史料证明：吐蕃时期，汉、藏等民族已在宗教、文化、艺术、制度等层面形成深度的交往、交流、交融格局，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文化遗产保护启示。此次发现彰显了民间力量与学术机构协同开展文物研究的重要意义，同时也警示世人：仍有大量珍贵古文献散存于民间，亟待开展系统性普查、抢救性保护与数字化整理。

综上所述，仲嘎曲德寺《喇蚌经》的发现意义非凡。它不仅成功填补了吐蕃时期佛教文献的某些空白，更为重构中古时期亚洲佛教传播网络、丝绸之路文明互动图景提供了关键史料支撑。西藏敦煌传存文献的发掘整理与全面刊布，为吐蕃佛教研究搭建了更为坚实的资料基础，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可以预见，在此良好态势下，吐蕃佛教研究极有可能迎来新的学术高峰，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源源不断地输送深厚的历史滋养与丰富的文化资源，让古老的智慧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新的历史时期，敦煌吐蕃文化研究必将翻开崭新的一页。

西藏大学西热桑布

202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