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2月23日，山东莱芜城内枪声渐息，一名身穿国民党军服的人快步走向解放军阵地。战士们见状立即将他按住，缴械搜身。面对枪口，他没有慌张，只说了一句：“我可是陈司令的人啊！”

这句话非同小可。

战士们口中的陈司令，正是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可一个穿着敌军军服的人，怎么会自称陈毅的人？没人敢轻易相信，解魁被押往上级机关。直到他见到陈毅，并准确说出敌军内部的部署，这场误会才算揭开。

有意思的是，解魁并不是临时冒充敌军的普通侦察员，而是一名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政系统内部的地下工作者。莱芜战役中，许多关键情报正是通过他传递出去的。

解魁1913年2月出生于山东荣成东山镇柳树集村。山东在近代长期遭受外来势力和军阀势力侵扰，乡土社会的不安，给少年时代的解魁留下了深刻印象。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没有留在乡间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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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解魁参加八路军，进入胶东军区政治部敌工系统工作。敌工工作看不见硝烟，却比冲锋陷阵更考验耐心。接触什么人，说什么话，留下什么痕迹，都必须反复斟酌。

他曾在抗日军政大学山东分校学习，也参加过反封锁、反扫荡和对敌喊话等工作。学习期间，他立过三次三等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结业后，他负责教育改造从威海一带俘获的伪警察。

这段经历后来派上了大用场。

解魁没有粗暴对待那些俘虏，而是耐心讲形势、讲道理，帮助他们认识自己所做之事的后果。经过一段时间教育，这批人被释放，其中一些人对解魁十分信任。地下工作需要的，往往就是这种在细节中建立起来的关系。

不久，他被秘密安排进入伪专员公署。借助此前形成的信任，解魁争取了徐瑞卿等人，获得了不少日伪军情报。1944年，他又在文登一带开展工作，争取日军翻译黄明山、便衣队队长赛义德等人，为胶东地区的抗战提供了帮助。

抗战胜利后，解魁继续从事情报和敌工工作。1946年，他担任胶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调研科副科长。此时，解放战争形势骤然紧张，蒋介石将山东作为重点进攻方向，莱芜一带即将成为双方争夺的战场。

关键人物，是国民党第46军军长韩练成。

韩练成与共产党早有接触，对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和派系斗争深感不满。他希望保存第46军的实力，不愿让这支部队充当消耗品。经董必武、周恩来等方面联系后，中共决定派解魁和杨斯德进入韩练成身边工作。

解魁化名刘质彬，杨斯德化名李一明。两人以高级情报人员身份活动，能够接触国民党军队的内部文件和作战计划。

战役前夕，敌军突然下令将第46军调往博山，原有安排被打乱。解魁立即把这一变化送回胶东军区。几天后，国民党高级军事会议制定了南北夹击山东解放军的计划，韩练成又将部署告诉了解魁二人。

军情不能耽搁。

解魁连夜出发，准备赶往鲁中军区向陈毅报告。沿途有敌军盘查，也有便衣盯梢。他凭借国民党军官身份沉着应对，甚至在一家饭馆里与十几名便衣周旋，从对方闲谈中摸清了道路、岗哨和雷区的位置。

这不是胆大，而是长期地下工作训练出的控制力。

他后来找到一间中药铺，借口为母亲求医，试探店主身份。老人并非共产党员，却同情解放军，愿意替他带路。解魁穿过雷区后，又被我方民兵拦住。敌军军服、国民党军官证，让他反而成了最可疑的人。

民兵问：“你到底是什么人？”

解魁回答：“我是胶东军区派进敌军内部的侦察人员，有紧急情报要见陈毅司令。”

没人敢马上放他走。经过县敌工委同志核实后，他才被护送至鲁中军区。见到陈毅时，解魁立即汇报敌军部署。陈毅没有让他撤回，而是要求他继续留在韩练成身边，设法保存第46军力量，扰乱敌军判断。

莱芜战役打响后，解魁建议韩练成让部队行动迟缓，避免过早投入主战场。战斗第二天，营地附近落下炮弹，解魁故意制造紧张气氛，使部队出现混乱。随后，他和杨斯德护送韩练成带少数人员离开主力，藏入莱芜城内的地堡。

1947年2月20日至23日，莱芜战役持续约63小时。华东野战军围歼李仙洲集团，歼敌约5.6万人，活捉李仙洲，取得山东战场上的重大胜利。第46军主力未被全歼，也为韩练成日后率部起义留下了条件。

战斗结束后，解魁从地堡出来寻找陈毅，却因穿着国民党军服被解放军再次扣押。于是，才有了标题中那句“我可是陈司令的人”。成钧等指挥员核实身份后，他被送到华野司令部。陈毅见到他，确认任务完成，对这名潜伏多年的情报人员给予肯定。

解魁和杨斯德后来被华东军区授予“特殊功勋”称号，并各获奖金一万元。解魁把奖金交给组织，用于救灾。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在军队工作，1970年退休，2010年在青岛病逝，享年97岁。战争结束时，他留下的不是一身勋章，而是一套在敌我之间反复验证过的情报工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