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济南军区门口，一位衣着朴素、行囊寒酸的老人站了很久。他几次走到哨兵面前，又欲言又止，直到终于开口：“请问杨得志司令在吗？”
哨兵没有立即回答，只说：“不知道。”老人明显急了，赶忙解释：“我是杨司令的老部下，能不能帮忙通报一声？”
这句话让哨兵不敢再轻慢。老人被安排到传达室等候，可值班人员见他蓬头垢面，起初只当是来找关系的乡下人，冷淡地告诉他，杨得志正在外地出差，过几天才能回来。
老人只好离开。
可他身无分文，在济南转了一圈后，又回到了军区门口。值班人员见他实在无处可去，便把情况报告到军区办公室。办公室文书询问几句后，察觉老人所说的经历并非寻常，便将他安置进宾馆。
第二天，情况被报告给了杨得志。得知消息后，杨得志立即从外地赶回济南。两位老人见面时，杨得志一把握住他的手，埋怨道：“这么多年，怎么也不给我写信？”
来人正是侯礼祥。
侯礼祥见到旧日上级，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他没有急着谈自己的困难，反而先问起杨勇、耿飚、宋任穷等老首长的近况。杨得志一一回答，又让后勤部门准备饭菜。饭桌前，侯礼祥才说出了此行真正的目的：希望杨得志证明，他曾经是一名红军干部。
这件事之所以拖了几十年，与侯礼祥早年的经历有关。
侯礼祥1912年出生于湖北江陵县熊河镇侯垱村。家境贫寒，少年时便外出谋生，后来辗转到武汉。1928年5月，他到江西参加革命，次年进入红军，在红三军团第五师第十四团第五连当兵。1929年3月，经连长彭绍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但档案中的名字，却埋下了隐患。
乡亲和战友平日都叫他“礼祥”，入党登记时，他误将这个称呼写了上去，此后在部队中便常以“李祥”之名出现。侯礼祥这个本名，反倒逐渐被人遗忘。战争年代人员流动频繁，档案保存困难，一个名字的差异，后来竟成了证明身份的关键障碍。
长征开始后，侯礼祥所在部队编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他从班长逐步成长为营长，杨得志当时担任团长，二人正是在这段并肩作战的岁月里建立了深厚关系。杨得志调任师级干部后，侯礼祥接任第一团团长。
这不是普通岗位。红一团是红军时期的重要战斗部队，能担任团长，说明侯礼祥不仅作战勇敢，也得到组织的信任。1936年，杨得志担任红二师师长，侯礼祥仍在红一师工作，师长曾为陈赓，政委为杨勇。
1937年，侯礼祥因负伤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伤愈后，他被调任八路军警备第一团副团长。然而，早年留下的伤势已经影响身体，继续承担高强度军事工作十分困难。
1939年，经本人提出、组织批准，侯礼祥转入地方工作，关系转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他回到江陵县，与时任中共江陵县委书记魏西取得联系，按照地下工作的需要，担任国民党地方保长、联保主任等职务。
这样的安排，在当时是为了掩护身份。
遗憾的是，后来国民党方面进行破坏，侯礼祥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他手中能够证明红军经历的证件、文件，也在辗转中遗失。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曾经担任过国民党地方职务，他的历史问题反而变得复杂，早年参加革命、负伤作战的经历无人能够及时核实。
1961年，侯礼祥曾设法同杨得志、杨勇取得联系，但受当时环境影响，事情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直到1971年，他打听到杨得志担任济南军区司令员，才带着最后的希望前往济南。
这次见面，改变了他的晚年处境。1974年6月13日，杨得志为侯礼祥出具证明；同年12月21日，杨勇也为他作证。曾任江陵县县委书记的魏西，后来同样提供了相关证明。
几份证明拼起了一个老战士失散多年的履历：红军时期的干部经历、抗战时期的工作情况，以及转入地方后的组织关系，终于有了依据。1975年1月，中共江陵县委对侯礼祥的政治历史问题作出审查结论，决定恢复其红军待遇。
由于与党组织脱离时间过长，他未能恢复党员身份。侯礼祥于1991年去世，享年80岁。直到晚年，他反复申诉的并非个人待遇，而是希望那段参加红军、带兵作战的经历，能够被历史留下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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