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月17日晚，北京中南海，海军司令员萧劲光、海军政委苏振华等人接到西沙急报：南越军队强行占据金银岛、甘泉岛，永乐群岛的局势骤然绷紧。电话一遍遍响起，地图被摊在桌上，西沙两个字从海军作战值班室传到了周恩来和毛泽东面前。
这不是普通的海上摩擦。西沙群岛距海南岛约200海里，岛礁分散，陆地面积不大，却扼守南海北部重要航道。永兴岛、珊瑚岛、甘泉岛、金银岛等地，既关系渔民生产，也关系中国在南海的实际管辖。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多次公开确认西沙、南沙、中沙和东沙群岛属于中国领土。1958年9月4日，中国政府发表关于领海的声明，明确将西沙群岛列入中国领土范围。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随后致函周恩来，表示尊重并承认中国政府关于12海里领海的决定。
然而，越南南方政权并未停止行动。法国殖民势力撤离西沙后，南越当局逐步提出所谓“继承”主张，并不断派遣军舰、人员骚扰中国渔民。进入1974年，南越更直接出动军舰，试图以武力改变西沙的控制状况。
1月15日，南越军舰驶入永乐群岛海域，并向悬挂中国国旗的甘泉岛方向挑衅。中国方面随即加强戒备。1月16日，南海舰队接到命令，组织舰艇前往事发海区。命令很清楚：不主动开第一枪，遭到攻击后坚决自卫。
困难也摆在眼前。南越方面使用的是美国制造和援助的舰艇，吨位大、火炮强；中国海军南海舰队能够迅速调动的，多是猎潜艇和扫雷艇，舰体小，火力弱，远不能与对方正面硬拼。
苏振华向毛泽东汇报时，谈到双方装备差距和西沙紧张形势。毛泽东听完，指出海军力量太小，单靠口头警告很难让对手有所忌惮。谈话中，他用手势比画大小，意思十分直接：海军建设不能停留在眼前的规模，只有力量真正壮大，才能形成有效威慑。
毛泽东又问起军队工作的安排：“小平同志已经到军委工作了，要听听他的意见。”
这句话并非临时起意。1973年12月，邓小平恢复参加中央领导工作，进入中央政治局并担任中央军委委员。长期的军政经历，使他熟悉军队建设、作战指挥和后勤保障。毛泽东让海军听取邓小平意见，实际上是把西沙的紧急防务同军队整体建设联系起来。
1月18日，周恩来主持作战会议，确定了后发制人、寸土必争、避免战争扩大的原则。前线编队则抓紧占据有利位置，准备应付南越军舰可能发动的登陆和炮击。
1月19日上午，南越军舰分成两组逼近中国舰艇。中国编队采取近距离机动办法，尽量钻入对方大炮射界的死角，以小舰贴近大舰，限制其火力发挥。双方舰艇距离一度只有几十米，海面上的任何误判，都可能引发全面交火。
上午10时30分左右，南越军舰率先开炮，中国舰艇随即还击。战斗中，中国海军舰艇冲入敌舰近旁，打乱对方队形。经过激战，南越多艘军舰受创并撤离，随后赶到的中国增援编队又重创南越10号舰，该舰起火、弹药库爆炸，最终沉没。
邓小平当时并不是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这个职务，他是在1975年1月出任的。西沙海战发生时，他作为中央军委委员参与军队工作，中央军委和总参作战系统对战况保持密切关注。把这场海战简单说成邓小平一人指挥，并不符合当时的指挥关系；但说他在危急关头参与军队决策，并为后续军队整顿和建设作准备，是有历史依据的。
海战结束后，中国军队继续收复被南越占据的甘泉岛、珊瑚岛和金银岛。中方共有18名官兵牺牲，战后安葬于琛航岛。2月27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决定将俘虏人员全部遣返。
西沙之战暴露出的，不只是岛礁争端，更是中国海军装备、训练、基地和远程保障能力的不足。此前，中央已经批准在永兴岛建设仓库、营房、雷达站和码头，并计划逐步完善海军据点。战斗之后，这项建设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邓小平后来主持军队工作，反复强调加强海防、改善装备和提高现代化作战能力。对于南沙问题，他提出过“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设想，但前提始终是中国的主权立场不能动摇。1988年赤瓜礁海战前后，中国军队加强了南沙岛礁的巡逻和建设，南海防务由此进入新的阶段。
西沙海战的意义，不只在于击退了南越军舰，更在于它让一份紧急战报转化成了长期国防建设的压力。毛泽东关注的是海军力量的根本变化，周恩来处理的是战争边界，邓小平所面对的，则是如何把一次战斗中的教训，落实为军队建设和海疆防卫的系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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