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人群、军乐与受阅部队汇成一片，功德林管理所的几名战犯也被安排到观礼台观看国庆阅兵。沈醉坐在侧面位置，原本一直盯着行进中的队伍，偶然抬头，却在人群中看见了宋庆龄。
他脸色一变，立刻把视线移开。
这不是普通的尴尬。几十年前，沈醉曾奉命参与过一项针对宋庆龄的秘密行动。那次行动最终没有实施，但在沈醉心里，宋庆龄始终是一个不能正面面对的人。
宋庆龄与蒋介石之间的分歧，并非一般的家庭矛盾。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她公开反对蒋介石背离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拒绝为南京政府的政治选择背书。蒋介石曾通过舆论制造宋庆龄加入南京政府的消息，她随即发表声明予以否认。
这份声明分量很重。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在国内外都有很高声望。她站出来反对蒋介石，等于让国民党内部的裂痕直接暴露在公众面前。蒋介石想以亲情和政治手段将她拉回去，结果反而使双方关系更加紧张。
193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被捕叛变，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牛兰夫妇被捕后，宋庆龄曾出面交涉，并联合国际人士呼吁营救。此后，她又参与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公开关注政治犯和爱国人士的处境。
蒋介石对此极为不满。
据沈醉晚年回忆，戴笠曾召集有关人员商议如何对付宋庆龄。宋庆龄当时居住在上海，沈醉负责的区域与她的活动范围有交集，因此被认为是较合适的人选。沈醉后来称，戴笠对这项命令也很谨慎，因为宋庆龄身份特殊，一旦出事，后果绝非普通暗杀案件可比。
沈醉没有立即采取直接行动，而是试图通过恐吓逼迫宋庆龄离开上海。他曾向宋庆龄寄送带有枪弹等物的恐吓信，希望她知难而退。结果宋庆龄并未搬走，也没有因此停止公开活动。
随后，军统方面又试图从宋公馆的佣人入手，摸清宋庆龄的生活规律。相关人员以接近佣人为手段搜集情报，但宋庆龄早有戒备，这些安排没有取得实际效果。沈醉在回忆中承认，宋庆龄对蒋介石及其特务系统十分了解，防范意识很强。
真正发生的惨案，是杨杏佛遇刺。
杨杏佛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重要成员，也与宋庆龄关系密切。1933年6月18日，他与长子杨小佛乘车前往宋公馆，途经上海亚尔培路附近时遭到枪击，杨杏佛当场死亡，杨小佛负伤。行动的具体组织和执行，后来被认为与军统上海方面有关，沈醉也曾被牵涉其中。
有意思的是，杨杏佛遇害并没有让宋庆龄停止活动。她在悼念文章中明确表示，暴力不能摧毁争取民主和自由的行动。对蒋介石而言，这场刺杀不仅没有达到震慑宋庆龄的目的，反而进一步造成了政治上的被动。
多年之后，局势彻底翻转。
1949年12月，沈醉在昆明被人民解放军方面控制，随后作为原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被送往改造机构。进入功德林时，他对共产党抱有明显敌意，也不相信所谓的改造会有真正结果。功德林中的不少人同样如此，他们曾经指挥过军队，很难接受身份骤然变化。
改变往往从一件小事开始。杜聿明患病后，管理人员及时将他送医；一些领导干部还到功德林探望旧日同学和战友，询问他们的病情与生活。沈醉看在眼里，逐渐发现这里的管理方式，与他过去熟悉的军统监狱并不相同。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功德林中的旧军官经常讨论战场形势。曾任国民党军师长的吴绍周熟悉美军装备和战术，整理出一份较为详细的分析材料，供有关方面参考。1952年10月，吴绍周获特赦，成为较早走出功德林的战犯之一。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订。战场结果给功德林带来很大冲击，许多人不得不重新估量人民志愿军的组织能力、战斗意志和作战方式。
1958年国庆节，功德林战犯获准到天安门观礼。那时距离朝鲜停战已经五年，阅兵式上展示的武器装备和部队建设，也让这些旧军人感到陌生。沈醉后来回忆，自己在人群中看见宋庆龄时，想到当年参与谋划的那起行动，心里突然发紧。
宋庆龄站在主席台上，并没有注意到侧面的沈醉。
沈醉却不敢多看。他清楚，自己曾经效力的那个情报系统，差一点把枪口对准孙中山的夫人；也清楚，杨杏佛已经死在了那场行动里。阅兵结束后，他对改造的态度出现了更明显的变化。
1960年，沈醉获特赦，后来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他撰写回忆文章，记录军统内幕、旧政权的运作方式以及自己参与过的行动。那次天安门观礼，也成为他晚年反复提到的一段经历。恐慌背后，是一名旧日特务面对受害者时无法回避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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