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9月22日清晨，河北故城县东高才村外，日军的野炮声突然撕开了高粱地上空的宁静。炮弹接连落下，泥土、烟雾和断裂的庄稼混在一起，八路军战士伏在战壕里，没有急着还击。
这不是一次偶然遭遇，而是日军“扫荡”与八路军破路行动之间的正面碰撞。
1940年7月下旬，冀南军区曾集中新7旅、新9旅等部队，对德石铁路及冀县、枣强、故城一带的公路展开破击。8月百团大战开始后，新9旅又抽调三个团，继续袭击石德铁路。
铁路一断，日军的兵员、粮秣和弹药运输就会受到影响。日军为保护交通线，几乎天天派出日伪军搜索。八路军很快摸清规律：敌人往往从青兰站等据点出动，沿铁路两侧推进，寻找破路部队。
敌人以为是在主动“扫荡”，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八路军的观察范围。
9月20日晚，新7旅第19团和新9旅第25团再次出动，掩护群众破坏铁路。完成任务后，部队隐蔽转移到东高才、西高才、南北岭踪等村庄附近。两天后，日军100余人、伪军300余人从青兰站出发，并带来一门“三八”式75毫米野炮。
日军分成两路，一路扑向北岭踪村，另一路经三郎镇向尹里村推进。第19团第3营没有和敌人硬拼，而是派出几名神枪手，等敌人靠近后集中射击。打完一轮，部队便借着高粱和玉米形成的“青纱帐”撤走。
枪声不多，却把敌人引向了预定方向。
冀南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宋任穷判断，日军既然分兵深入，正是集中兵力伏击的机会。新9旅旅长桂干生、副旅长杨宏明，新7旅旅长易良品等人随后察看地形。
东高才一带村庄密集，坑塘、河堤、交通沟交错，四周又有郑口、白佛寺、北獐鹿、三郎等据点。这里并不宽阔，稍有疏忽便可能被敌人从侧后方切开。
但当地群众为掩护八路军，收割后仍保留了成片高秆作物，村外沟壑也为部队接近和撤退提供了遮蔽物。桂干生看过地形后认为，这里“进可攻，退可守”。
部队随即调整部署。第25团一部埋伏在东高才，另一部配置在南岭踪，负责正面阻击；第19团埋伏于西高才，第26团控制饮马河，第27团作为预备队。指挥所设在大李庄，各据点外侧还安排了警戒部队，专门阻挡敌人增援。
村民也迅速行动起来。故城县四区筹集军粮，组织担架队和运输队，帮助部队挖战壕、修掩体。东高才向西高才方向挖出一道近两华里的阵地，交通沟两侧架起重机枪。21日晚，各部队全部进入位置。
22日，日军先以野炮轰击，再派步兵推进。炮火压过村庄，八路军阵地一度被烟尘覆盖。敌人以为炮火能够撕开防线，连续发起冲锋，却在步枪、机枪和手榴弹的交叉火力下接连退却。
有意思的是，八路军并没有把所有兵力都压在正面。等日伪军大部进入伏击圈后，第19团和第25团抽调部队向敌后穿插，试图封住退路。日军向西迂回，又遭到饮马河方向第26团的截击。
战斗很快变成近距离厮杀。第19团第8连指导员郭庭印带队连续冲锋，终于攻入敌人阵地。他在肉搏中被刺伤背部，简单包扎后仍返回前沿。日军被赶入刚翻过的松软土地，沉重的军靴陷入泥中，只得脱鞋逃跑，队形顿时大乱。
日军指挥官冈岛见势不妙，连续发射信号弹求援。然而三郎据点的敌人不敢出动，北獐鹿方向的援军又被阻击部队挡住。郑口、白佛寺等处的增援同样未能及时靠近，原本相互呼应的据点变成了各自为战。
冈岛于是把野炮拉到东、西高才之间的道沟里，向村庄和田野盲目射击。一方面试图压制八路军，另一方面也想用炮火向附近据点发出求救信号。炮弹打断高粱和玉米，机枪火舌不断扫过阵地，八路军进攻一度受阻。
杨宏明根据炮声判断，敌炮与步兵已经失去联系。他当即决定夺炮：“大炮不能让它跑掉。”
预备队抽出30多名战士，携带手榴弹，借青纱帐接近炮阵地。第一轮手榴弹爆炸后，炮旁日军出现混乱。敌人很快组织反击，八路军突击队伤亡增加。危急关头，第19团一部从敌后杀入，日军防线被彻底冲乱。
冈岛挥刀组织反扑，但士兵已无心恋战。突围失败后，他被八路军击毙，那门“三八”式野炮也被完整缴获。
战斗持续约8个小时。关于日伪军伤亡，各种史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冀南军区战史》记为冈岛以下日伪军死伤200余人，八路军也付出了较大伤亡。数字虽有差异，但日军丢失野炮，足以说明这场伏击对其震动不小。
缴炮之后，真正的难题才出现：这样一件近千公斤的重武器，如何在敌人眼皮底下藏起来？
四区区长黄世忠组织民兵拆卸炮身，将零件逐一登记，分散埋入崔庄周围。知情者被要求不得告诉家人，村干部还统一放出消息，声称大炮已经运往武城方向。日军随后多次搜捕、拷问，甚至调集兵力专门寻找，却始终没有发现炮件就在附近。
后来，野炮被护送到冀南军区，又因行动不便拆散掩埋。1941年破击王高公路时，它重新组装，轰击马固庄据点。1945年9月攻打夏津县城，它又以三发炮弹击毁城墙。此后，这门炮还参加过攻临清、永年和邯郸等战斗。
新中国成立后，这件缴自东高才战场的“三八”式75毫米野炮，被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炮身上的旧痕迹，连着1940年那场从铁路破击战中突然展开的伏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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