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帝哥想说说张闻天和高岗的一些故事。
1935年，在刘志丹、高岗等人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陕北红军多次挫败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边根据地的“围剿”，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形势进一步高涨。然而就在此时，“肃反”的狂飙悄然而至。同年10月，刘志丹、高岗等人先后被逮捕，并被扣上了“右派反革命”的帽子。陕北错误的“肃反”，制造了大量的冤案，造成了根据地人人自危的恐怖混乱局面。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中央红军进抵陕北。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在了解了陕北“肃反”的情况后，果断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
11月2日，中共中央机关抵达甘泉县下寺湾，张闻天在听了红15军团政委程子华和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关于陕北“肃反”的汇报后，再次作出指示：“陕北‘肃反’搞错了，要纠正，要立即释放刘志丹等同志。”11月7日，刘志丹、高岗等人被释放出狱。
11月26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 《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严厉批判了“肃反”过程中的粗暴及其带来的恶果。11月30日，张闻天在瓦窑堡主持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宣布为刘志丹、高岗等人平反。
郭洪涛后来回忆说：“具体处理过去的冤案，释放刘志丹等同志，这些工作都是张闻天领导的。”高岗得救后，一直对张闻天心存感激之情。
刘志丹牺牲之后，鉴于高岗在西北的历史地位，他在党内成为了西北根据地的代表人物，地位迅速提升。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高岗、张闻天都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抗战胜利后，高岗、张闻天主动要求到东北工作。11月22日，高岗、张闻天等人到达沈阳，11月24日，他们坐火车前往哈尔滨，火车是闷罐子，既无暖气，也没座位，但大家情绪很高，一路上有说有笑。
当时东北的铁路由苏军管制，高岗、张闻天乘坐的火车到长春后，苏军竟不让走了。高岗自告奋勇，主动前往火车站交涉。管理长春火车站的是一个苏军大尉，他一眼就看上了高岗所带的三节电池的手电筒，要求高岗送给他“留作纪念”，但高岗执意不肯，他又回到了车厢。
当大家了解这一情况后，都力劝高岗割爱，张闻天说：“老高，一个手电筒值几个钱？送给他吧！让他放我们走。”
高岗说：“我不是舍不得手电筒，而是不愿对苏军这种违反纪律的事作出让步。”
在大家的一再坚持下，最终高岗还是把手电筒送给了苏军大尉，对方得到礼物后，二话没说就放行了。
解放战争时期，张闻天先后担任合江省委书记、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辽东省委书记等职，他和高岗在工作中互相支持，为建设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0年1月，毛泽东决定派张闻天为中国驻联合国安理会首席代表，而且当即对外公布。张闻天听到广播后才知道中央对自己的任命，他赶紧向刘少奇提出可否另换人，但是没有被采纳。与此同时，张闻天恳请已经任东北局书记的高岗代向中央反映意见，希望继续留在东北工作。高岗很无奈地对张闻天说：“中央一定要你去，我也没有办法。”
2月13日，张闻天前往北京，他在沈阳停留半日，向东北局交代工作。高岗对张闻天的调任深感惋惜，当天傍晚，他亲自到车站为张闻天夫妇送行。
1954年1月28日，张闻天回到北京，准备参加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当天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告知张闻天：中央已经揭露了高岗和饶漱石的反党阴谋活动。张闻天听后十分震惊。
1月30日，张闻天不顾嫌疑，去高岗家里找他谈话。高岗承认自己有错误，但不承认自己存在分裂党、搞阴谋的问题。后来张闻天在日记中写道：“关于他的错误，我谈了一些，关于个人（指高岗）在活动中的想法，有何个人打算，此点他似乎难以说出。”
2月6日至10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召开，高岗在会上作了检讨。2月17日，高岗自杀未遂。
2月19日，张闻天在中央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发言，他谈了与高岗在东北共事以来所感觉到的问题，并指出：“高岗的错误是逐渐发展起来的。本来就有个人主义，到北京后更发展了。开始是对刘少奇同志怀疑、害怕、不满。以后是攻击，胃口逐步扩大，最后发展到争权夺位、宗派活动的危险道路上去。”
张闻天还检讨了自己过去“对高估计过高，缺点认识不足”，声明并未向别人“广播”高岗对他讲的东西，他还曾对高岗说过，中央内部的事情应向主席反映。张闻天说：“我上次离京前，也曾向主席建议，中央内部既有些意见，最好专门召开会议谈谈。主席说：要等待时机。”
8月17日，高岗自杀身亡。
1959年，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他因为曾和高岗过从甚密，被扣上了“参加高岗宗派活动”的帽子，此后逐渐淡出了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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