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冬，天津一位评剧名伶病势沉重，仍登台演出抗日救亡剧目。她就是白玉霜。那一年，她35岁，身体已经被疾病拖垮，却没有把最后的时间只留给病榻。关于她“被日本人欺负半月、随后得子宫癌”的说法，民间流传很广，但具体经过在不同记载中并不完全一致，不能简单把疾病与某一段遭遇直接画上等号。
白玉霜原名李桂珍，出生于艺人家庭。父亲靠卖唱谋生，她很小便跟着父亲走南闯北，接触京韵大鼓、莲花落和评剧。别的孩子还在玩耍时，她已经要面对观众、班主和生计，舞台不是兴趣，而是全家的饭碗。
转折来自孙凤鸣。孙凤鸣听到她的唱腔后，认为这个孩子嗓音清亮，悟性也好，便收她入班传授技艺。白玉霜学得极苦，唱腔、身段、眼神和念白都反复琢磨。她没有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却在戏班里完成了另一种“求学”。
那时的女艺人，成名并不意味着安稳。父亲去世后，家庭收入骤减，弟弟读书、家中开销，都压在她身上。养母劝她另组戏班，她只得离开原来的班社，成立东华剧社。挂起自己的牌子，意味着承担风险，也意味着必须用每一场演出养活一群人。
白玉霜对钱看得并不重，最在意的是唱得是否有变化。演出后，她常让同行和观众挑毛病，再回去改腔、改调、改动作。她的唱法不追求一味高亢，而是把叙事和抒情揉在一起，声音有时低回，有时陡然拔起，人物的委屈、坚忍和决绝，都藏在转折之中。
白派由此逐渐形成。《秦香莲》《双蝴蝶》《珍珠衫》等剧目，经她处理后有了鲜明的个人印记。她唱苦戏，不靠单纯哭腔取胜，而是让情绪一层层推进；演年轻女子，也不只讲究姿态，更注意人物在困境中的心理变化。这种处理方式，使评剧从“能听”走向“耐看”。
名声越大，麻烦越容易找上门。1934年，白玉霜在北平演出时，曾受到北平市长袁良方面的压力。她不愿迎合权势，后来被以“有伤风化”等理由驱逐。此事的细节，报刊和回忆材料各有差异，但她因不肯低头而遭遇演出阻碍，并非毫无根据。
离开北平后，她辗转到上海。对一个戏班来说，换城市等于重新寻找剧场、观众和生存空间，可白玉霜反而在这里扩大了影响。《时事新报》等报刊曾关注她的演出，上海观众也逐渐接受这种来自北方的地方戏。白派艺术在这一时期进一步成熟，评剧皇后的称呼也传开了。
她的私人生活同样屡受牵扯。婚姻不顺，离婚之后，又遭遇报界人士追求。被拒绝后，对方利用报纸散布不利言论，使她承受舆论压力。一个靠舞台立足的女演员，既要唱戏，还要提防流言和权势，处境可想而知。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伪势力控制华北文化活动，戏曲艺人常被迫接受审查和利用。关于白玉霜被日方扣押、受辱约半月的记载，主要见于后来的回忆性文字，具体时间和细节仍有待更多档案相互印证。可以确定的是，她晚年处在日伪统治下，演出环境恶劣，个人安全也缺乏保障。
她后来患上子宫癌，病情发展很快。把这场疾病完全归因于此前遭遇，缺乏足够医学和史料依据；但那段压迫经历无疑加重了她的身心负担。遗憾的是，疾病没有让她彻底离开舞台。1942年，她仍参加抗日题材戏剧演出，用唱腔和表演表达对侵略者的不满。
白玉霜去世时年仅35岁。她留下的不是一份顺遂的艺人生涯，而是一套被反复传唱的表演方法。白派唱腔后来由弟子和后辈继承，成为评剧旦角艺术的重要流派。天津民众也曾以立碑等方式纪念这位从苦难中成名的女艺人。她短暂的一生，最终停在病痛与舞台交叠的194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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