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春夏之交，九江街头，叶剑英身穿军装赶往武汉，却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南京方面的通缉对象。老同学认出他后，急忙把他拉到僻静处提醒：“蒋总司令已经下令抓你了。”叶剑英只回了一句：“是吗？”随后便改换行装，继续赶路。

这场追捕并非突然发生。几个月前，叶剑英还是蒋介石眼中的得力军官，甚至被认为有资格掌握国民革命军的嫡系部队。两人的关系变化，起点要从北伐军攻打南昌说起。

1926年7月，国民政府誓师北伐。叶剑英当时任第一军第二十师副师长，后来调任第一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此时的他并不以锋芒毕露著称，却擅长观察战场变化，尤其重视部队的退路、补给和兵力衔接。

南昌战事就是一次考验。北伐军一度攻入城内，随后又被孙传芳部队夺回。牛行车站一带反复争夺，枪炮声持续不断，部队疲惫，伤亡也在增加。前线指挥员王柏龄急于在蒋介石面前显示战果，坚持继续进攻。

叶剑英判断，部队需要暂时收缩，整顿队形后再发动攻击。他提出意见，却没有被采纳。战斗很快出现变化，王柏龄所部陷入包围，王本人离开前线，叶剑英只能组织残部突围。那一仗打得相当被动，第一军付出了不小代价。

南昌后来经过多次争夺，北伐军才最终占领。王柏龄直到大军进城后才重新出现，蒋介石当面斥责了他，并撤去其职务。事情处理完，蒋介石单独召见叶剑英。叶剑英原以为自己也会受到责问，没想到气氛却颇为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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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提到叶剑英在东征时期的表现，又说张民达部队战绩不错，称赞叶剑英“有指挥才能”。叶剑英没有顺势揽功，只回答：“那是张师长指挥有方。”这种不抢功、不推责的态度，反而让蒋介石更加看重他。

当时第一师师长职位空缺。第一师是蒋介石重点经营的部队，师长人选自然不同寻常。蒋介石提出让叶剑英接任，带有明显的提拔意味。叶剑英却以身体状况和资历为由推辞，表示继续担任参谋长更合适。

蒋介石没有立即接受，认为参谋长可以另行安排。叶剑英又提到，王柏龄曾是云南讲武堂的教育长，自己是他的学生，如今老师被撤，学生反而升任师长，于情于理都不妥。这个理由既顾及军中关系，也表明叶剑英不愿借机上位。

蒋介石见他态度坚决，便换了一个安排。北伐军将部分俘虏和旧部整编为新部队，叶剑英被任命为新编第二师代理师长。这一次，他没有再推辞。对叶剑英而言，职位并不是不能接受，关键在于不能靠踩着旧上司来取得。

有意思的是，正当蒋介石准备重用叶剑英时，国民革命阵营内部已经迅速分裂。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施镇压。此后，南京与武汉形成对峙，国民党军政人员都被迫面对一个尖锐问题：究竟服从哪一方？

叶剑英没有把选择看成个人仕途问题。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东征和北伐，认同的是国民革命的政治目标。在他看来，蒋介石已经背离孙中山倡导的合作路线，武力清洗更使双方失去继续共事的基础。

他在部队召开军官会议，公开说明态度：“蒋介石既然不再坚持革命，我们就分道扬镳。”接着，他把选择权交给官兵：“愿意留下的留下，不愿意留下的，也不勉强。”这番话并不华丽，却把军队最现实的矛盾摆到了桌面上。

多数官兵选择继续跟随叶剑英，也有少数人离队前往南京。消息传到蒋介石那里时，他起初并不相信。有人报告：“叶剑英师长反对南京方面。”蒋介石反问：“他不会反对吧？”但陆续传来的情报，让这位刚刚准备提拔他的统帅不得不承认，叶剑英已经作出了明确选择。

蒋介石随后下令缉捕叶剑英，并通过国民党方面的组织程序，开除他的国民党党籍。这里的“党籍”，指的是国民党党籍，并非后来共产党组织中的身份。政治上的决裂，至此变成了公开的组织处分和军事追捕。

叶剑英赶往武汉时，沿途并未立即得知通缉令。九江的老同学提醒他，城内熟人很多，行动必须谨慎。叶剑英没有停留，也没有返回解释，而是尽快向武汉转移。对一个带兵军官来说，这意味着放弃原有的任职体系，也意味着今后很难再回到南京方面。

到达武汉后，叶剑英得到张发奎接纳，暂时在第四军系统任职。但军阀混战和派系倾轧，使他越来越清楚，仅靠改换旗号无法解决中国军队和政治的根本问题。后来经周恩来介绍，叶剑英逐步接近共产党，并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次南昌战场上的职位取舍，最终变成了人生道路的重新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