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成为新秩序的稳定器、推动者、合作者”：王辉耀与五国学者谈世界新秩序|世界新秩序|中国|中美关系|智库|王辉耀|美国|金砖国家

世界力量格局已经改变，国际制度为什么还没有跟上？当地时间2026年6月26日，在克罗地亚举行的第19届杜布罗夫尼克论坛上，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兼理事长王辉耀与来自巴西、南非、印度、美国和西班牙的五位学者，围绕多极化与全球治理展开讨论。

王辉耀将现实格局与国际制度之间的错位概括为“时间差”：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全球公共卫生等21世纪问题不断涌现，许多全球治理机制却仍延续着80年前形成的权力结构。在他看来，金砖、上合组织等新兴机制不是为了推倒现有体系，而是推动其改革，使国际决策机制更好地反映今天的世界。多极化也不是大国对抗的另一种说法。如果中美能够保持建设性战略稳定，中等强国和全球南方就不必重回冷战式的“二选一”，而可以根据自身利益选择合作伙伴。

▲视频| 多极世界中的新兴力量@Dubrovnik Forum 2026

同场讨论的南非学者卢安达·姆蓬戈塞提出：当自主选择被视为中等强国的权利时，为什么同样的空间常常轮不到非洲？巴西学者马诺埃尔·科雷亚·多拉戈强调，金砖并非“反西方机制”，多极化也不是为了反对美国，而是为了恢复平衡。欧美学者则从另一侧观察这一变化：美国恢复昔日全球霸权已越来越困难，而拥有巨大市场和规范性力量的欧洲，也尚未准备好成为独立的地缘政治一极。

第19届杜布罗夫尼克论坛于2026年6月26日至27日举行，主题为“多极化时代：多种方向，共同未来”。本届论坛设置20场讨论及工作会议，汇集100余位发言嘉宾、约35位副总理、部长、国务秘书及副部长级官员，参与者来自五大洲约50个国家。

以下为经编辑整理的完整中文对话。

米哈埃拉·帕帕，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研究主任、首席研究科学家兼金砖实验室主任：

感谢部长和议长刚才富有启发性的发言，也感谢杜布罗夫尼克论坛的热情接待。大家早上好。很荣幸主持今天这场“多极世界中的新兴力量：多条路径，一个目标”智库对话。

今天在座的专家分别带来了来自非洲、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和美国的不同视角。

我们经常说，新的国际秩序正在变得“多极化”。但“多极”究竟意味着什么，其实并没有那么清楚。它意味着一个更加均衡的国际体系、一个更加碎片化的世界，还是说，在中美竞争仍然具有强大“引力”的情况下，越来越多国家正在追求战略自主、多向结盟、新的合作伙伴和更加多样化的选择？

如果要判断新兴国家是否正在成为新的“极”，首先必须回答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才能让一个国家成为“一极”？是经济体量、科技能力——尤其是人工智能时代的科技能力——军事力量、人口规模、制度领导力，还是在外部压力下仍能保持自主性的能力？

所以，今天我们希望讨论三个问题。第一，世界正在走向真正的多极化，还是某种新的两极格局？新兴力量究竟在发挥怎样的影响？第二，全球秩序的重新调整，会如何影响多边进程以及美国和欧盟的战略？第三，新兴力量之间，以及传统强国和新兴力量之间，还存在哪些建设性合作空间？

我想先从中国、巴西和南非开始。从中国谈起也很合适，因为明年就是1997年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联合声明发表30周年。不久前，中俄两国领导人再次强调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与此同时，中美领导人也举行了会晤，中美关系对世界秩序的重要性再次成为焦点。那么，中国主张的究竟是真正的多极化吗？如果是，未来世界的“极”又有哪些？还是说，我们实际上正在走向一种新的两极体系？

王辉耀，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兼理事长：

谢谢米哈埃拉，也感谢主办方邀请我来到杜布罗夫尼克这座美丽而闻名世界的城市。

我认为，多极世界已经到来了。这不是一个关于未来的设想，而是今天正在发生的现实。

去年我在柏林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年度报告发布活动，那份报告的主题就是“多极化”，我也是当时发布活动的四位嘉宾之一。一年过去，国际社会对多极化的认识已经越来越清楚。现在真正的问题已经不是世界会不会走向多极化，而是世界已经多极化了，我们的多边治理体系却还没有完全跟上。

我们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世界需要寻找新的平衡。哪些力量正在成为新的“极”？美国当然是一极，中国是一极，欧盟也完全可以成为一极。印度、全球南方以及越来越多中等强国，也都在形成自己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一个新的重要力量正在更加突出——金砖国家。金砖国家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已经相当可观，人口约占世界一半；七国集团代表的人口规模则只有约10亿。全球力量对比的变化已经十分明显。

因此，进入多极世界以后，真正重要的不是让不同力量彼此对立，而是如何让各个国家、各个“极”坐到一起，逐步形成新的共识。

今天世界最需要的，不是谁取代谁，而是建立一套真正能够承载多极世界的多边体系。我们的主张不是把原有国际体系推倒重来，更不是另起炉灶，而是改革、完善和升级现有体系。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都是战后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世界已经发生巨大变化，这些机制也必须与时俱进。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美国退出或减少参与一系列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时，中国恰恰在持续加大对多边体系的支持。中国领导人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中国是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和维和摊款国，也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第一大维和人员派出国。美国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后，中国宣布将在未来五年向世卫组织追加5亿美元捐款。与此同时，中国长期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重要贡献，并已经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

所以我认为，作为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一极，中国不仅是在适应新的世界格局，也在积极塑造这一格局。中国将继续成为多极世界的稳定器、推动者和合作者。

米哈埃拉·帕帕：

谢谢。你特别强调了主动推动新机制的重要性，世界贸易组织本身也正在经历重塑。

接下来我们转向拉丁美洲和巴西。巴西长期主张建立更加多极、更具代表性的国际秩序，同时强调避免僵化的集团政治、强化多边主义。尤其是在可持续发展等大型国际议题上，巴西一直以多边外交著称。那么，巴西理解的多极化与中国是否相似？目前巴西国内对这一问题有哪些讨论？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当前国际秩序又给西半球带来了哪些挑战？

马诺埃尔·科雷亚·多拉戈，巴西国际关系中心高级顾问：

非常感谢邀请。能参加这次论坛，我们感到非常荣幸。昨天我第一次参观杜布罗夫尼克老城，到现在还沉浸在这座城市带来的震撼之中。

巴西对多边主义的坚持有着悠久历史。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欧洲大国仍在彼此争战时，巴西与法属圭亚那、当时的英属圭亚那以及南美其他邻国之间的边界，基本都是通过谈判和仲裁确立的。可以说，巴西的边界并非通过征服获得，而是依靠国际法和仲裁机制形成。

二战结束后，联合国和战后国际机制建立，巴西也积极参与其中。因此，我们始终认为，多边主义仍是最好的道路。当然，这并不妨碍一个国家同时加强双边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南方共同市场对巴西如此重要，金砖机制同样如此。

刚才你问，什么能让一个国家或地区成为“一极”。我认为，拉丁美洲完全具备成为一极的条件。我们有接近7亿人口，拥有全球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之一，整体能源结构也相对清洁。如果把南方共同市场国家放在一起，我们已经是世界上非常重要、非常成功的粮食生产力量。既然农业能够做到这一点，其他领域为什么不可以？

非洲同样可以成为新的力量中心。过去30多年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近年来印度的发展，都提供了非常鲜明的例子。我们期待的是这样一个多极世界：每个大陆都能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发挥自身优势。

在当前中美关系的大背景下，南方共同市场也在积极推进同新加坡、日本和欧盟等不同经济体的协议。我们同样希望，拥有约5亿人口和巨大经济体量的欧洲，能够真正成长为更有影响力的一极。所以，我们欢迎一个拥有更多力量中心的世界。

米哈埃拉·帕帕：

接下来转向南非。从南非角度来看，多极化是否给非洲国家带来了更大的自主空间？目前南非国内又是如何讨论多极化的？

卢安达·姆蓬戈塞，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外联与伙伴关系经理：

非常感谢。能够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智库专家和知识生产者坐在一起，是我的荣幸。

我想先退一步看这个问题。非洲进入全球论坛和全球体系时，面对的往往都是一套已经建立好的体系。无论是多边主义诞生时，还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及相关机构建立时，非洲基本都处在外围。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力量，非洲又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一道，通过不结盟运动寻找自己的位置。

换句话说，我们进入的往往都是别人已经设计好的体系。非洲长期处于外围，并不是我们主动选择的，而是体系本身就是这样设置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认为合作非常重要。我们不仅希望参与这些体系，更希望参与制定全球体系运行所依据的规则和规范。

刚才部长呼吁大家坦诚交流，我也愿意把话说得直接一些。非洲进入这些既有体系之后，并没有始终被视为真正平等的参与者。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地缘政治动员——别人要求我们选边站。但非洲越来越明确地表达一个立场：我们有自己的主体性，也有权作出自己的选择。全球体系的规则应该更加公平、公正。现在的问题是：到底是谁制定规则？规则又究竟适用于谁？

如果全球南方国家做了某些事情，国际社会往往迅速作出强烈反应；但如果类似行为发生在全球北方，有时得到的却是沉默。这种双重标准，是南非乃至整个非洲大陆对现有国际体系的重要批评之一。

不过，有一点越来越清楚：世界确实正在走向多极化，甚至可以说，我们已经生活在多极世界。而今天这种多极化还有一个鲜明特点——新兴市场和中等强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发挥作用。

南非是金砖国家成员。我们当初加入金砖后曾受到很多批评。金砖机制刚出现时，西方不少声音把它描述成全球合作和多边体系的对立面。但如果真正研究金砖的发展就会发现，当原有体系的创立者反而不断削弱一些既有规则和规范时，金砖越来越体现出维护多边主义、推动多边体系改革的一面。

因此，我们把这些多元合作平台视为推动改革的空间。这种改革既可以发生在现有多边体系内部，也可能通过新的机制，为全球南方创造更多选择。

米哈埃拉·帕帕：

刚才三位嘉宾都谈到了金砖机制。那么，金砖未来究竟会成为新国际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是可能成为未来体系的核心之一？例如，从俄罗斯的一些表述来看，未来体系可能更多围绕金砖和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这和另一种构想有明显区别——也就是不推翻现有国际体系，而是把金砖作为推动既有体系改革、现代化和升级的重要力量。大家怎么看？

王辉耀：

无论是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还是其他新兴合作机制，本质上都是多极世界不断发展的体现。

但有一点必须讲清楚：这些机制不是为了把原有国际体系推倒，更不是为了重新建立一套彼此隔绝的新体系。真正需要做的，是让现有体系适应已经改变的世界。

今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还是80年前的国际力量格局。可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全球公共卫生挑战、机器人技术……世界面对的问题已经完全不同。用80年前的制度框架，很难回答21世纪的问题。

所以，未来不应该再是某一个国家、某一个集团说了算，而应该让越来越多利益攸关方真正参与全球治理。金砖国家需要在一段时期内发挥重要的“锚定作用”，但与此同时，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联合国、欧盟、美国等也都不可或缺。

今天的全球治理不是一道“谁取代谁”的选择题，而是一道“如何让更多力量共同参与”的必答题。世界需要的不是新的集团对抗，而是让更多国家进入全球治理的决策桌，让新的力量格局真正反映到国际制度中。

卢安达·姆蓬戈塞：

我认为，金砖最初的出现，就是因为中等强国和发展中经济体意识到彼此之间需要加强合作。它最初主要聚焦经济和贸易，后来逐步演变成一个涉及范围更广的全球治理合作机制。正如辉耀刚才所说，今天金砖议程已经扩展到人工智能、气候变化等领域。

它背后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越来越多国家认识到现有体系并不公平，因此需要作出回应。而且不只是金砖。现在还有MIKTA等其他国家组合，以及越来越多不同形式的联盟。

一个体系越不公平，如果一些制度和机构越来越被“武器化”，用来针对那些被认为处于弱势的一方，这些国家就越会寻找新的办法、创造新的替代方案。例如本币结算的发展，一部分动力恰恰来自一些国家绕开多边机制实施单边制裁。当越来越多国家认为原有金融和制度工具被“武器化”，它们自然会寻找其他选择。

所以在我看来，金砖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它确实在挑战当前秩序；但这种挑战的目标不是彻底摧毁现有体系，而是要求改革、要求公平。另一方面，各国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而这些利益并不总能完全一致。正因如此，“共识”就显得更加重要。

金砖很有意思的一点就在于，如果成员之间无法形成共识，一个项目就不会被强行推进。大家可以求同存异，然后继续在其他议题上开展合作。在很多本来非常困难的议题上，金砖实际上已经能够找到共识。

从根本上说，金砖回应的是两个问题：既有体系被工具化甚至武器化，以及现有体系长期缺乏真正公平、有效的改革。

米哈埃拉·帕帕：

谢谢。还有谁愿意补充？

马诺埃尔·科雷亚·多拉戈：

我认为，今天世界非常需要更多不同形式的论坛。有些问题更适合在跨区域、跨阵营的平台上讨论，不一定所有议题都必须塞进同一个机制。

把金砖理解为一种“反西方机制”，在我看来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就像我们不会把七国集团简单定义成“反全球南方机制”一样。金砖最大的意义之一，是为一些过去双边关系并不十分深入的国家提供大量直接交流机会，它实际上丰富了全球外交议程。

当然，金砖最终仍须兑现外界对它的期待。目前来看，它可能仍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正在建设中的项目，还没有完全成为成熟的体系。但有一点我非常确定：金砖并不是为了联合一批国家去反对另一批国家。

米哈埃拉·帕帕：

我赞同这一点。我自己研究金砖的数据也显示，金砖内部大多数合作实际上集中在可持续发展、工业发展及其他发展议题上。

接下来我们谈印度。雷切尔，印度似乎非常擅长“多向结盟”：一方面发展同美国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深度参与金砖。印度目前还担任金砖主席国。你怎么看印度国内有关多极化的讨论？

雷切尔·里佐，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战略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

首先感谢邀请。这里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很高兴参加这次讨论。我想先讲一个例子，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今天究竟是“多极”还是“两极”。上个月发生了两场非常重要的会议，但其中一场得到的媒体关注远远超过另一场。

第一场是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备受关注的会晤。在我看来，特朗普参加这场会晤时实际上处于相对弱势的位置。他需要中国帮助推动伊朗方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美国也需要在关键矿产问题上同中国达成安排。当然，中东局势变化非常快，我们今天面对的情况可能已经和当时不同。

与此同时，新德里还举行了一场金砖国家外长会。那么我想问大家：中国外长最后参加了哪一场？他留在北京，参与了特朗普访华期间的相关活动。这其实很好地说明了美国和中国如何看待当前世界。

简单使用“两极”或“多极”中的任何一个标签，都无法完整解释今天的现实。中美关系仍然是国际体系中非常强大的“引力中心”，尤其是在技术和安全领域。但在这个大框架之下，世界本身正在变得越来越多极，而印度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金砖的问题在于，它内部并不存在一个完全统一的组织原则或议程，各成员对未来非美国主导的多极秩序究竟应该是什么样，也没有完全一致的构想。印度担任金砖主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窗口。它说明，把金砖看成一个高度统一的“反西方集团”是有局限的。

印度正在推动金砖更多转向经济和制度议题，包括新开发银行改革、本币结算、供应链韧性等，同时希望减少一些更具对抗色彩的表述。这就是印度所谓“多向结盟”外交的具体实践。

几十年来，多向结盟一直是印度外交政策的重要特点，未来也很可能继续如此。印度可以同时参加金砖和“四方安全对话”。通过金砖，印度可以增强全球南方的议价能力，但不需要因此形成一个专门反对美国或欧洲的阵营身份。当然，未来也存在风险。如果金砖继续扩员，印度可能发现自己在一个更加倾向中国的组织中越来越边缘化。但至少目前，印度仍认为金砖是一个有价值的平台。

米哈埃拉·帕帕：

接下来我想请丹尼尔谈谈美国和欧洲。特朗普政府的战略正在发生什么变化？美国将如何看待一个更加多极化的世界？

丹尼尔·科奇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欧洲与欧亚中心高级研究员：

很高兴来到这里。杜布罗夫尼克甚至好得有些“不适合开会”了。不过，今天能把这么多不同背景的人聚集到这里，本身就说明这场讨论的重要性。

和雷切尔的判断比较接近，我认为，我们现在所处的与其说是一个多极世界，不如说是一个令人并不满意、而且非常不对称的两极世界。一边是美国及其阵营，一边是中国及其阵营。双方其实都对目前的状态不完全满意，但又都身处其中。

的确有很多国家希望看到多极秩序出现，但我认为它还没有真正形成，因为在中美两个主要力量中心之外，目前还缺少一个具有高度一致性的结构。特朗普政府已经认识到，美国过去的“单极时刻”不可能恢复了。为了重新获得那种地位投入巨大资源，也没有意义。

但特朗普政府同时认为，无论美国国内还是国际层面，都需要进行某种“休克疗法”，重新调整美国的位置，以确保长期竞争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美国在拉丁美洲采取一些新的行动，同时高度关注关键矿产。美国国内则更加强调“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包括边境、制造业和国防采购体系改革等。

这些改革非常困难，甚至像西西弗斯推石头一样，但美国政府认为，要应对当前挑战，就必须去做。

在国际上，特朗普政府强调纠正它眼中“不公平”的贸易关系。它的基本判断是：过去的办法不奏效，那就干脆打破现状、重新洗牌。例如，仅仅几周前，谁能想到委内瑞拉政府会公开谈论与美国开展所谓联合行动、打击毒枭？这说明，特朗普政府制造的冲击正在让国际关系快速变化。美国对欧洲也是类似逻辑——先打破，再重新调整。

这其中并非所有冲击都受到欧洲欢迎，格陵兰问题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但我不认为欧洲最终会发展成为完全独立的一极。在我看来，如果欧洲试图这么做，可能既不现实，也未必正确。本周欧盟加入Pax Silica就是一个信号：欧洲很可能仍将留在美国主导的西方体系内，而不是成为完全独立的一极。

从美国的视角来看，面对它所认为的来自“威权阵营”的挑战，美国和欧洲任何一方都无法在缺少另一方支持的情况下独自应对。美国有哪些事情做对了，又有哪些做错了？在制造业和供应链方面，美国的一些政策目前确实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在联盟管理方面，我认为美国出现了一些失误，损害了美欧合作。

另外，美国对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投入明显不足。美国目前在非洲获得确认的驻外大使人数非常有限。相比之下，中国几乎在所有非洲国家都有大使级外交代表，俄罗斯也正在扩大在非洲的存在。所以，美国实际上错过了不少机会。

至于多边体系，美国国内越来越多人认为，现有机制已经无法有效解决问题，而且很多机构事实上也很难改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可能更倾向于发展一些更加“小而精”的组织，或者由制度和价值观更接近的国家组成小型合作机制。

今年4月，美国贸易代表谈到世界贸易组织时就表达了类似观点。美国提出改革方案，其他国家也提出方案，但世界贸易组织仍然很难真正改革。因此，他们认为也许应该回到由更少、立场更接近的国家组成的小范围合作机制。至少在美国保守派中，这种观点已经相当普遍。

所以，我不认为我们还会回到过去那种多边世界。美国既不愿意，也可能没有能力继续执行原来的全部规则；欧洲可以在外交和制度层面支持多边主义，却缺乏执行能力。而中美两大力量对于“规则到底是什么”，甚至“规则是否应该被遵守”，本身也存在巨大分歧。因此，未来可能会出现越来越多小规模合作机制，以及更多国家的对冲和“两面下注”。

米哈埃拉·帕帕：

我想进一步追问两个问题。第一，根据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你认为美国现在还在追求“首要地位”吗？这种首要地位是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第二，美国国内也一直在讨论特朗普究竟算不算一个“多边主义总统”。

当然，普遍性多边主义和少数国家参与的多边主义并不是一回事。那么，美国追求全球首要地位的时代是不是结束了？

丹尼尔·科奇斯：

我认为，特朗普政府以及美国社会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世界正在形成一种两极格局。美国今天面对的挑战，在很多方面比冷战时期更加复杂、更加全面。重新恢复过去那种全球霸权地位，越来越像一种幻想。

但另一方面，美国也认识到了自身相当明显的脆弱性。例如，关键矿产供应受到冲击，对特朗普政府而言就是一次真正的震动，也深刻影响了美国此后的政策。美国现在希望尽快补上那些最明显的短板。

这种压力也传导到美国对盟友的政策上。就像古代雅典在感受到斯巴达压力时，会不断向盟友施压一样，美国现在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巨大竞争压力，于是也要求盟友尽快同美国保持一致。但如果施压过头，自然会产生反作用。

在一些问题上，美国确实已经做得过头，反而削弱了同欧洲盟友合作的能力。不过，我并不认为欧美关系本身会因此终结。我不确定美国是否已经彻底放弃对全球首要地位的追求，但至少美国已经开始接受：过去那个世界已经结束了。

米哈埃拉·帕帕：

查尔斯，我们接下来谈谈欧洲。你怎么看欧盟在新格局中的位置？

查尔斯·鲍威尔，西班牙埃尔卡诺皇家研究所所长：

从学术角度来看，我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今天在座的嘉宾中，除了一位之外，大家几乎都假设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多极世界。可是如果真的让大家列出这些“极”，我们却很难拿出一份明确名单。

例如，全球有9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这显然让一些国家具有比其他国家更大的影响力。但我不会因此把朝鲜称为一“极”，也不会把巴基斯坦称为一“极”。以色列是不是一“极”，我同样存疑。它们的国际影响力可能超过自身规模，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是独立的一极。

因此，我们谈“多极秩序”时，必须更认真地思考“极”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在某种程度上同意美国同事的判断。世界确实正在发生转型，但最终会走向真正的多极格局，还是一个所谓“G2”的两极世界，现在仍然没有答案。

刚才有人提到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给我的感觉是，双方似乎都不排斥所谓“G2”概念。也许是一个相对衰落的力量正在适应自身地位变化，而一个已经在很多方面真正崛起的中国，开始享受到作为超级大国被另一方承认的现实。所以，世界究竟会不会真正走向多极化，目前仍然不能下定论。

那欧洲呢？欧盟所有官方文件基本都支持多极化，也表示期待一个多极世界。但很有趣的一点是，欧盟几乎从来没有在官方表述中把自己明确称为“一极”。这并不难理解。欧盟毕竟是27个主权国家组成的联盟。我一直认为，它首先是一个拥有约4.5亿人口的大型统一市场，这当然已经是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

欧盟人口只占全球约6%，却创造了全球17%至18%左右的经济产出。这一点不能低估。可是欧盟内部仍然不太愿意把自己理解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地缘政治力量中心。这和欧洲一体化的历史有关。欧洲一体化首先是一个和平工程，是为了避免法德之间再次发生战争。欧盟也是一个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共同体。我仍然认为欧洲具有很强的“规范性力量”，而这也使欧洲非常不习惯用硬实力、军事力量来思考自己的国际角色。

当然，去年欧洲的国防开支已经达到约3800亿欧元，这是一笔相当庞大的数字。但即便如此，欧洲仍然不太愿意把自己称作一“极”。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也许还包括波兰，这些主要国家都有各自的国家雄心。

比利时政治家保罗-亨利·斯巴克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欧洲只有两种国家——小国，以及那些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也是小国的国家。坦率地说，我认为法国和德国也包括在其中。即使人口超过5000万，在今天世界的尺度下，也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德国现在也正在逐渐认识这一点。

一位已经去世的西班牙前外长曾形容欧洲：“我们是一群被食肉动物包围的食草动物。”在一个越来越强调交易、实力和现实利益的世界里，欧洲的确不太适应。我希望欧盟有一天能够决定成为真正的一极，但至少现在，我认为我们还没有走到那里。

米哈埃拉·帕帕：

我们前面已经多次谈到中等强国。最近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关于中等强国的讲话也引发了很大关注。他有一句非常有传播力的话：“如果你不在餐桌上，那你可能就在菜单上。”

那么，有没有一个真正成功的中等强国联盟，可以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模式？比如印度、巴西和南非组成的IBSA。南非加入金砖之前，南非外长还曾表示，希望金砖能够加强IBSA。后来金砖实际上吸收了IBSA很多议程。那么，为什么IBSA没有像金砖一样发展壮大？一个真正成功的中等强国联盟究竟需要什么？

卢安达·姆蓬戈塞：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回应前面的一两个观点。

刚才有人谈到美国目前在非洲的大使配置问题。我认为，这实际上反映出美国与非洲关系中一个更加深层的问题。在今天的国际体系中，越来越难以令人接受的一种行为，就是一些大国仍以家长式姿态对所谓实力较弱的国家“指手画脚”。

我可以举一个南非最近发生的例子。南非算是目前得到美国派驻大使的非洲国家之一。可是这位大使甚至还没有正式向总统递交国书，就已经开始通过媒体批评南非政府、批评我们的外交政策以及同其他国家的关系。

但反过来看，一位南非驻美国外交官此前参加网络研讨会时称特朗普总统为“白人至上主义者”，美国马上将其驱逐，并要求他在72小时内离境。所以，如果美国仍然以这种方式对待非洲，我认为这种模式在新的全球秩序中已经越来越没有空间。美国越施压，全球南方反弹的力度也会越大。

拉丁美洲同样如此。围绕华为问题，美国过去希望拉美国家采取某种特定立场。但拉美国家提出了“新不结盟”概念。这里的不结盟并不等于中立。它真正强调的是：一个国家应当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自主决定同谁发展关系。冷战时期有不结盟运动，现在类似理念又重新出现。

在谈中等强国之前，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已经都承认，这个世界和过去不一样了。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例，现在越来越多议题通过诸边方式推进。但问题是，这些诸边安排会不会反过来削弱多边主义的基本原则？

印度和南非之所以曾阻止某些诸边安排，核心原因就在这里。南非后来在巨大压力下作出一定调整，现在虽然支持部分安排，但并不参与其中。印度则仍然坚持反对一些做法，因为它认为自己是在维护多边主义原则。

中等强国合作也不是卡尼讲话以后才突然出现的。全球南方已经谈这个问题很久了。只是卡尼在达沃斯发表那场讲话时，恰好击中了当前国际社会的情绪，因此引发全球关注。非洲国家一直都在倡导中等强国之间建立伙伴关系，为现有多边体系提供有建设性的补充。

但这里仍然绕不开“规则”问题。当一个全球南方国家入侵另一个国家时，国际社会似乎马上就知道规则是什么。可如果美国抓捕一名现任国家元首，无论大家如何评价这个人，从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原则来看，这件事究竟属于什么性质？这时规则好像突然就变得模糊了。但谈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行动时，规则又变得异常清晰。

欧洲的表现有时同样让非洲感到困惑。南非把巴勒斯坦问题诉诸国际法院时，在最需要欧洲明确发声的最初几个月，欧洲基本保持沉默。但在乌克兰问题上，非洲国家却不断受到压力，被要求公开谴责俄罗斯。这种双重标准让我们难以理解。

所以我认为，今天中等强国很重要的一项使命，就是维护规则本身。规则已经写在各种国际法律文件和制度框架里。未来我们可能会看到越来越多中等强国联合起来，成为国际规则和规范的倡导者、维护者。

查尔斯·鲍威尔：

卡尼嘴上说的是“中等强国”，但他举了哪些例子？加拿大应该和欧盟、澳大利亚、日本合作。所以他真正说的其实不是“中等规模国家组成联盟”，而是志同道合国家之间的合作。这完全是另一回事。

我并不认为，仅仅把一批中等规模国家组织起来，就会给国际体系带来多么重大的变化。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现在是否还在按照“民主国家”和“威权国家”来划分世界？我的判断是，越来越不是了。至少在很多情况下，那种二元划分已经成为过去。

卡尼真正讨论的是，具有相似世界观、对多边主义有相似理解的国家之间如何合作。而这种多边主义观念，与中国、俄罗斯的理解有很大差异，也很可能与特朗普政府领导下的北美存在差异。

雷切尔·里佐：

我们还应该关注欧盟和印度关系的增长潜力。今年1月，新德里发生了两件重要事情。

第一，欧盟和印度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有人把它称为“所有协议之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还作为莫迪总理的贵宾出席了印度共和国日庆祝活动。这份自贸协定已经谈了20多年。在我看来，特朗普政府带来的外部压力，以及欧印双方希望开拓新伙伴关系的意愿，最终给双方提供了完成谈判所需要的推动力。

第二，在达成自贸安排的同时，欧盟和印度还签署了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为欧盟整体加强对印关系提供了新的制度框架。未来双方可以在国防工业、供应链韧性、绿色转型等方面进一步合作。

还有一个没有得到足够关注的领域：教育和人员流动。越来越多印度学生开始考虑美国以外的留学目的地。在他们眼中，美国市场的吸引力正在下降，而欧洲正在迅速成为新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正在流失人才吸引力，欧洲则正在受益。

马诺埃尔·科雷亚·多拉戈：

从某种意义上说，欧盟本身就证明了，中等国家可以联合起来取得重要成果。当然，正如查尔斯刚才所说，27个成员国组成的欧盟还没有形成一个完全统一的政治实体。

不过，我们今天一直在谈各种“极”，却还没有真正把俄罗斯放进讨论。我们这一代人本来就是在一个两极世界中成长起来的，当时俄罗斯所代表的苏联是另一极。

谈到欧洲，如果持续四年的乌克兰战争真的像现在看上去那样出现新的转折，那么这会不会反而成为一个更加团结的欧洲取得的第一次重要战略成果？这四年发生的一些变化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过去支撑某些国际政治轴线的因素正在弱化。叙利亚发生了变化，委内瑞拉和古巴之间原有的一些联系也不再像过去那样。过去看起来非常清晰的某种“轴线”已经不复存在。也许这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欧洲面对乌克兰危机后产生的结果。

回到拉美和巴西。像巴西这样具有巨大潜力的国家，当然希望外交关系越多元越好。但美国毫无疑问是过去一个世纪巴西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而且整体上非常富有成果。所以，我们追求外交多元化和世界多极化，并不是为了反对某个特定国家，而是为了恢复某种平衡。

近期南方共同市场的发展、各种贸易协定，以及拉美国家围绕关键矿产等领域开展合作，都说明我们有能力自己发展一些项目，同时并不排斥其他国家投资。这是在恢复平衡，而不是形成新的阵营对抗。

但我还是想把问题带回俄罗斯。如果我们要讨论世界有多少个“极”，为什么到现在几乎没有谈俄罗斯？

米哈埃拉·帕帕：

辉耀，请你回应一下。

王辉耀：

这是一场非常有意思的讨论。大家不断追问：“这些‘极’究竟在哪里？未来会是什么样？”我在一定程度上同意美国同事的判断：现在的世界可能确实带有某种两极色彩。特朗普总统访问北京时也提到过“G2”等说法，这是一种可能性。

但我设想的未来格局，是两个主要大国具有很强影响力，同时还存在多个重要的中等力量。多极化从来不意味着每一个“极”都必须一样大。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在主要力量之间形成新的平衡。

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美国谈的是与中国开展战略竞争；到了第二个任期，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这是一个变化。如果中美能够保持建设性战略稳定，双方接下来还会有更多高层交往和国际会议上的互动。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在这样的世界里，中等强国不必再像冷战时期那样被迫选边站。谁能够带来市场、投资、贸易、技术和发展机会，就可以同谁合作；什么选择符合本国利益，就作出什么选择。未来越来越多国家关心的，不是谁属于哪个阵营，而是谁能够真正带来发展。

加拿大就是一个例子。卡尼访问北京后，加拿大决定允许约4.9万辆中国电动汽车按6.1%的最惠国税率进入加拿大市场。这说明，中等强国可以根据自身利益作出务实选择，而不必机械复制美国的政策。

这也是中国对外合作模式的重要特点。中国加入并积极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同时建立了中非、中拉、中阿、中亚等多层次合作机制。这些合作的核心更多是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而不是建立军事集团。

如果中美两个主要大国能够保持和平竞争和战略稳定，其他国家就会拥有更大的选择空间。这样的多极世界，显然比过去以意识形态划线、迫使各国选边站的冷战格局更有活力。

不能把中国的发展简单归因于某种单一制度标签。中国的干部选拔强调能力和政绩，决策也包含广泛协商。未来的多极世界将更加看重实际效果。中等强国不必归属于任何一方，却可以推动新的平衡朝着更有利于世界的方向发展。

多极化真正带来的，不是更多对抗，而是更多选择。

卢安达·姆蓬戈塞：

作为一名非洲学者，我始终很关注不同立场所带来的视角差异。刚才两位嘉宾都强调了不结盟、自主选择合作伙伴、和平竞争和务实主义——只要合作有利于本国利益，也不损害和平，就可以自主选择伙伴。

但我想提醒大家注意这里存在的某种“例外主义”。从非洲的处境来看，我们往往得不到这样的自主空间。合作伙伴常常试图替我们决定，非洲应该与谁交往、与谁合作。

就在我飞来这里的路上，我看到美国驻南非大使在社交媒体上严厉批评我国副总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以及南非同伊朗的另一场交往。南非政府随后再次批评这种不符合外交规范的行为。

我们的立场其实很明确：南非有权自主执行本国外交政策，并按照我之前所解释的“不结盟”原则同其他国家交往。美国一方面批评南非以务实方式同某些国家合作，另一方面自己也同这些国家保持交往。

这就带来一个非洲视角下的问题：刚才讨论中所推崇的务实主义和不结盟，是否也适用于我们？还是说，它只适用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某些国家？我只是想把这个问题带到论坛上来。

米哈埃拉·帕帕：

今天多次谈到了美国。丹尼尔，你如何看待特朗普政府目前在经济关系和军事关系之间的侧重点？

丹尼尔·科奇斯：

我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可能只是下一轮更加积极竞争的前奏。回到卡尼的讲话，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谈的是西方阵营内部中等强国的“对冲”行为。

例如，欧盟与印度达成协议；印度减少购买俄罗斯装备，这就给欧洲企业带来了机会。法国也可能同海湾国家合作开发新的战斗机。现有体系内部确实存在不少机会，但这些更像是“阵营内部的重新组合”。在传统阵营之外，我暂时还看不到足以让中等强国真正凝聚起来、开展长期合作的共同基础。

对美国而言，经济是特朗普政府用来实现安全目标的重要工具。无论关税还是优惠税率安排，背后的逻辑都是利用经济手段推动安全目标。这是我理解美国当前政策的一个重要角度。

米哈埃拉·帕帕：

下面进入最后一个议题：主要力量之间还存在哪些建设性合作机会？雷切尔，你曾在美国工作，现在又在印度。你认为，新兴力量之间，以及所谓传统力量和新兴力量之间，还有哪些合作空间？

雷切尔·里佐：

我想具体谈谈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机会。这段关系在新德里经常被讨论，但要谈中印合作，很容易听起来过于理想化。因此，我们必须把合作领域限定得足够具体，也必须坦率承认关系中的不对称和现实障碍。

首先，中印边界问题尚未解决；印度对华贸易逆差规模巨大；双方还存在真实而深刻的战略不信任。中国长期是巴基斯坦最重要的武器供应方。任何中印合作都必须建立在这些现实之上，不能假装它们不存在。

但双方确实存在一些功能性和经济性的合作空间，而不是战略层面的合作。例如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供应链。中国在太阳能和电池制造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印度则需要迅速扩大相关产能。如果双方愿意让经济逻辑发挥作用，在这个领域，经济因素或许可以跑在政治因素前面。

在一些多边场合，中印也有共同利益。双方都希望改革现有体系，而不是简单相互对抗。例如，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改革、提高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发言权，以及协调全球南方债务减免机制。这些议题允许中印共同参与规则重塑，而不要求双方首先在安全问题上建立高度互信。

不过，边境局势降温仍然是几乎所有其他合作的前提。2024年，中印就拉达克实际控制线附近的巡逻安排达成协议。这件事的重要性未必在于它一次性解决了多少问题，而在于它证明双方仍希望保留有效的危机管控渠道。

归根结底，中印关系并没有朝真正意义上的伙伴关系发展。双方正在测试的是：在战略竞争持续存在的情况下，究竟可以开展多大程度的交易性合作。

米哈埃拉·帕帕：

辉耀，当中国决策者思考潜在冲突时，最担心的是哪一组关系？是中美关系，还是中印关系？你会如何描述当前局面？

王辉耀：

对中国而言，台湾问题事关核心利益。只要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采取激进和挑衅性行动，中美之间就完全有条件保持总体稳定。

特朗普总统曾表示希望成为“和平总统”，希望推动乌克兰危机和中东冲突得到解决，而这些问题也需要中国参与。王毅外长同多国外长保持沟通，推动各方缓和局势。中国一直在为劝和促谈、维护和平发挥作用。

中印关系也是如此。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两个国家，两国人口加起来接近30亿，也都是金砖合作的重要力量。这么大的两个国家，没有理由长期被边境分歧绑住手脚。

中国和印度过去发生过边境冲突，但两国关系完全可以逐步正常化。20世纪80年代，中印两国的经济规模还比较接近；今天，两国的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也因此拥有更大的互补空间。

中印在基础设施、环境治理、绿色发展、产业和市场等领域存在巨大的合作潜力，在维护全球南方利益、推动国际体系改革等问题上也拥有大量共同利益。

印度是不结盟运动的重要力量。中国也长期支持不结盟运动。短期的地缘政治组合并不能替代长期的发展利益。对一个国家而言，最终真正重要的，仍是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

如果中印能够管控分歧、扩大合作，受益的不只是两个国家。中印合作的意义完全可能超出双边关系本身，重新提升整个全球南方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中的分量。

米哈埃拉·帕帕：

谈到中印关系，还有一个被我们忽略的重要平台——二十国集团。大家认为，二十国集团能否成为主要力量开展合作的重要空间？

王辉耀：

我大约半年前曾在《外交政策》发表文章讨论二十国集团。我一直强调它的重要性，是因为它比很多传统国际机构更能反映今天世界的真实力量结构。这里既有全球北方，也有全球南方；加入非盟后，它代表了全球绝大多数经济体量。

所以我认为，可以进一步思考如何把二十国集团与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结合起来。例如，在现有五个常任理事国之外，引入更多具有代表性的成员，形成更加平衡的机制，同时减少单一否决权被滥用的空间。

如果世界已经进入多极时代，而国际机构的权力分配仍然停留在80年前，那么所谓多极化就很难真正落地。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样如此。中国、印度以及更多新兴经济体的代表性，都应该更充分地反映今天全球经济的现实。

卢安达·姆蓬戈塞：

南非在2025年担任二十国集团主席国。虽然我们如今没有受到参加本届二十国集团活动的邀请，但过去一年的合作仍然证明，拥有不同思想、不同市场和不同实力的国家，可以有效合作。

二十国集团同时汇集七国集团成员和大量全球南方国家，也在推动一些重要的全球治理议题。对我而言，它提供了一个对话平台。即便各方立场不同，仍然可能形成一定共识。

我们目前处在一个分歧加剧、许多国家难以达成一致的时期，但二十国集团仍然是一个可以寻找妥协、推动进程向前发展的空间。正因如此，它是一项很有意思的制度试验。

世界还在继续变化，特别是在贸易议题上，我们也看到诸边安排不断兴起。过去一些人以为，特朗普执政只会暂时打乱秩序，任期结束后一切就能恢复“正常”。但世界已经被改变得如此之深，过去的“正常”可能已经不存在了。各国必须重新调整战略，适应新的现实。

未来合作还必须考虑，各方如何以公平、公正、相互尊重的方式相处，如何真正成为全球体系中的平等伙伴。无论是IBSA、金砖，还是未来出现的其他合作机制，都仍然需要同西方以及其他国家组合开展合作。合作的根本，仍是各方坐到一起，推动共同议程向前发展。就这一点而言，二十国集团是如何实现跨阵营合作的一个重要范例。

米哈埃拉·帕帕：

这是午餐前的最后一场讨论。我此前承诺，会让这场对话在相对积极的气氛中结束。因此，我想请每位嘉宾谈谈：有没有某种国际机制、外交实践或其他事物，仍然让你对未来的世界秩序抱有希望？在多极化进程中，哪些机会最令你受到鼓舞？

马诺埃尔·科雷亚·多拉戈：

我仍然对多边机构抱有希望，也包括南方共同市场这样带有区域性和双边合作特征的机制。南方共同市场至今还没有完全兑现它的承诺，但过去两年已经走上新的道路。我们尤其期待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的协议，它可能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战后国际体系当然存在问题，但我们不能把它全部抛弃。尊重规则、国际法以及每个国家主权的基本理念，仍然是一笔必须坚持的重要遗产。

正如辉耀所说，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共同完成的事情。以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协议为例，巴西和阿根廷常被认为处于不同的意识形态位置——我甚至怀疑这种差异是否有一部分来自刻板印象——但两国都对协议抱有热情，并为此共同努力。

亚马孙地区国家也面临跨国有组织犯罪等共同问题。既然有共同利益，就没有理由不与愿意共同应对问题的国家合作。我乐观地认为，围绕共同问题的务实合作可以变得比我们习惯使用的各种政治标签更有力量。一个个小的成功累积起来，就可能带来更大的变化。

丹尼尔·科奇斯：

乌克兰局势的变化给了我一些希望。我们已经看到多边主义的失败——在联合国体系内，很难让全球南方许多国家就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投票反对。但战场和现实层面的变化仍然让我看到可能性。

我记得萨博公司首席执行官曾说，西方阵营现在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把乌克兰的工业基础全面纳入西方体系。我认为这里存在机会。

中国过去也曾在防止俄罗斯动用核武器、避免局势升级方面发挥作用。但在我看来，中国同时仍是俄罗斯开展军事行动的重要支持者。如果现实成本最终超过双方关系可能带来的收益，也许中国还可以发挥更大作用。

此外，美国和印度在制造业方面也有很大合作潜力，目前可能只是触及了表面。所以，仍有一些领域让我抱有希望；但对多边主义本身，我的判断要悲观一些。

雷切尔·里佐：

我基本赞同丹尼尔的看法。我们正在进入——或者可以说重新回到——一个“意愿联盟”的时代。当普遍性多边主义运转不畅时，一些希望做成事情、也有能力采取行动的国家，会建立新的伙伴关系。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形成的合作，就是一个明显例子。这是仍然让我抱有希望的地方。

卢安达·姆蓬戈塞：

让我保持希望的是制度和人性。尤其是国际法院的有关进程，以及世界各地为了维护基本人道价值而逐渐凝聚起来的力量。巴勒斯坦正在发生的是一场人道主义危机，它触及的是人类共同的人性。我仍然相信，世界可以因此作出改变。

查尔斯·鲍威尔：

马克·卡尼那场讲话中，我最赞同的一点是，他承认所谓“基于规则的自由国际秩序”从来没有完整存在过。这让我想到18世纪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评价神圣罗马帝国的话：它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称不上一个帝国。

所谓自由国际秩序从来都不完整，它更多是一种愿景；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人都曾认为自己被排除在这一秩序之外。因此，我们没有必要过度怀念一套从未真正完整存在过的制度。

但在表象之下，许多事情仍在推进。举一个可能听起来有些技术化的例子：下个月，国际电信联盟将在日内瓦举办第七届“人工智能向善全球峰会”。大家都担心人工智能，而世界目前又缺少一套真正的全球治理框架。但像国际电信联盟这样相对低调的多边机构，仍在做着非常出色的工作，只是媒体很少提到它们。

王辉耀：

为什么我仍然对未来保持乐观？因为如果把视野拉开，就会发现，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多边体系确实面临困难，但多层次、多中心的多边合作实际上仍然非常活跃。

RCEP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安排之一，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体系。CPTPP仍在扩大。美国退出后，澳大利亚和日本继续推进这一机制，英国已经加入，欧盟和中国也表现出兴趣。

亚投行、新开发银行等新的多边机构仍在发展；欧盟、东亚区域合作等也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制度生命力。换句话说，即使全球多边体系整体上有所削弱，世界仍在许多不同层面推动多边合作。

所以我并不认为多边主义正在消失。真正发生的，是多边主义正在从过去单一中心主导的模式，逐渐转向更加多元、更有层次的形态。

多极世界已经到来。下一步要做的，不是回到过去，而是让国际制度真正跟上新的世界现实。

一个更加多极的世界，需要一个更加包容、更有代表性、也更加有效的多边体系。中国愿意与各方一道，为这样的未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本文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CCG 图书

● 出版 | 施普林格·自然集团

● 编著 | 王辉耀、苗绿

图书介绍

“中国与全球化”系列丛书（China and Globalization Series）由CCG主任王辉耀博士、秘书长苗绿博士主编，旨在汇聚全球多元视角，探讨与中国及全球化相关的问题，剖析中国崛起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阐述中国在全球治理、全球经济、全球发展及全球安全领域所扮演的角色。该丛书首次汇集了来自中国及世界各地的200多位具有高度影响力的全球意见领袖、前政要、大使、知名学者和智库专家、跨国公司CEO以及外国商会代表的观点，打造一个平衡的全球视角。自2021年迄今，该丛书已出版11部，电子书下载量累计超过663万次，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和广泛讨论。为方便广大读者阅读，该丛书主要以“公开获取”的方式出版，读者可以在出版方Springer网站上免费下载几乎全部书籍。

● 图书链接……

●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团

● 作者 | 王辉耀，苗绿

图书介绍

《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首先梳理了全球化的变迁与理论发展，从技术与人本等新的视角观察全球化，并做出全球化的界定，总结了后疫情时代新型全球化具备的特征，然后对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全面总结，用数据与事实说明，中国正在从全球化的受益者发展为反哺者，正在通过自身发展推动全球化进程，并尝试承担起更多国际责任，为全球治理创新贡献方案。作者对全球化发展的理论和文献做了梳理，回顾了全球化在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历程，指出全球化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本书从第四章开始，两位作者对中国推动全球化实现包容性和公平性发展的路径进行了探索，通过发挥中国的优势和特点，让中国为全球化发展注入新动力。作者基于长期的研究以及与国内国际、官产学各界有影响力重要人士的对话交流等，对中国的全球化发展路径及全球治理创新等形成了新的思考，提出中国推动全球化发展的三大支柱与七大路径。

● 出版 |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 作者 | 王辉耀

图书介绍

本书深度剖析了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的角色演变与抉择，及其对全球未来的影响。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了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历程，展示了中国从一个封闭的农业国家逐步转型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过程。书中详细探讨了中国在贸易、投资、跨国企业崛起等方面的角色变迁，以及教育、人才和文化纽带在这一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第二部分探讨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及其对全球治理的影响。作者分析了中国在多极化世界中的地位变化，风云激荡中的中国外交，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以及中国在崛起的、更加一体化的亚洲中的角色。同时，还讨论了中欧关系的发展与挑战。第三部分审视了多边主义面临的挑战和改革。书中探讨了如何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寻找自由贸易的发展方向，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通过这些讨论，展示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积极参与和贡献。

● 出版 |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 编著 | 王辉耀、苗绿

图书介绍

《对话世界：理解新时代的全球化》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全球化发展史”回顾了全球化的历程，从古代贸易到现代经济转型，探讨了全球化的起源与演变。通过与耶鲁大学教授瓦莱丽·韩森、《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和《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的对话，揭示了全球化的多层次发展。第二部分“弥合全球不平等与赤字”探讨了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和治理赤字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巴黎和平论坛主席帕斯卡尔·拉米、亚洲协会副所长温迪·卡特勒等嘉宾，分享了他们对全球经济不平等、贸易体系和制度改革的看法。第三部分《权力转移与大国关系》分析了21世纪的权力转移和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的复杂性。通过与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桑顿等专家的对话，讨论了大国竞争、合作以及全球治理的未来。

●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团

● 编著 | 王辉耀

图书介绍

作为海内外决策层和广大公众理解中美关系时广泛引用的框架，“修昔底德陷阱”将成为未来几十年对全球秩序有决定性影响的问题。在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的对话中，格雷厄姆·艾利森就中美关系和中美地缘政治竞争、中国崛起、美国外交政策、美苏关系、全球地缘政治、核武器、朝鲜问题、新冠疫情及影响等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全面、系统性地展示了艾利森对“修昔底德陷阱”和中美经济、金融、科技、军事、外交等多个方面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竞争的看法；深入而透彻地分析了中美双方实力的变化，以及发生战争的风险；坦诚而直率地提出了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方法和建议。

●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团

● 作者 | 王辉耀，苗绿

图书介绍

《我向世界说中国》是由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和秘书长苗绿基于“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国对外叙事及话语权重塑”问题研究的重要成果，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据悉，该书讲述了全球化智库近年来立足芒克辩论会、慕尼黑安全会议、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论坛等知名国际舞台，与各国政商学界知名人士畅谈国际时局与未来趋势，回应各方对于中国的关切和质疑，诠释中国的发展模式，降低外界对中国的误解，通过多层次、多主体、多元化、多渠道国际交流及传播，以全球视野讲述时代中国，积极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生动故事。同时，本书立足国际形势变化和全球传播新格局，针对中国应当如何开展对外交流和传播工作、如何创新外宣方式讲好中国故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