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秋，北京，开国上将苏振华带着六个孩子走过人群。大的跟在身后，小的抱在怀里，他不时回头清点人数，生怕哪个孩子被人流冲散。就在这时，毛泽东迎面走来，看到这番情景，便劝他：“振华同志，一个人带六个孩子，总不是长久之计，有合适的，还是再找一个吧。”

苏振华连忙敬礼，随后苦笑着回答：“现在这个情况，哪有那么容易。”这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话，背后却是一段已经走到尽头的婚姻，以及一个军人突然承担起全部家庭责任后的艰难日子。

苏振华出生于1912年，湖南平江县人。少年时期，他放过牛，割过稻，砍过柴，也下过煤窑。贫困不是书本上的概念，而是每天都要面对的生活。1926年，哥哥在北伐战争中牺牲，这件事改变了他的命运。

哥哥曾说，国家有难，男子汉就该站出来。哥哥牺牲后，苏振华参加儿童团，做过站岗、放哨、送信的工作。十七岁时，他加入地方游击队，开始在枪林弹雨中成长。1930年，他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苏振华长期在一线工作，既做军事指挥，也抓政治建设。新中国成立前后，他率部参加解放贵阳等战事，随后在贵州承担剿匪、土改和生产建设任务。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后来又参与人民海军建设，是新中国海军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者。

鲜明的军功，并没有让他的家庭生活变得轻松。苏振华早年与余娇凤结婚，夫妻感情不错。苏振华离家参加革命后，余娇凤生育时因医疗条件有限，最终不幸去世。这场变故给他留下了很深的愧疚，也让他更加清楚，战争和贫困给普通家庭带来的伤害有多重。

后来，苏振华与孟玮结为夫妻。孟玮曾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思想活跃，也有自己的理想。两人相识于革命队伍，感情并非完全出于安排。婚后，他们先后有了六个孩子。问题在于，苏振华始终处在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中，家庭陪伴少得可怜。

1949年11月，苏振华率部解放贵阳，之后留在贵州工作。剿匪、土改、恢复生产，一项接着一项，常常数月不能回家。1954年，他又转入海军建设，新的岗位意味着新的奔波。孟玮独自照顾六个孩子，生活压力与精神负担逐渐累积，夫妻之间的争执也越来越多。

有意思的是，苏振华起初并没有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他看来，夫妻共同经历过战争，感情应该经得起分离。可对孟玮而言，日复一日的孤单并不会因为共同经历过苦难而自动消失。她多次提出离婚，苏振华一度不愿接受，直到这件事无法再回避。

1959年，苏振华从苏联工作回国后，家庭矛盾已经难以调和。经过反复考虑，他在离婚报告上签了字。签字并不意味着没有感情，而是承认两个人已经无法继续以原来的方式生活。离婚之后，六个孩子由苏振华照料，他既要处理军政事务，又要安排孩子的衣食住行。

这才有了北京街头那次劝告。面对毛泽东的关心，苏振华没有把自己的难处说得过分悲惨，只是说“现在不容易”。对一位长期带兵的人来说，指挥千军万马或许不难，真正难的是每天照顾六个性格不同、年龄不同的孩子。

转机出现在海军系统。经方强等人介绍，苏振华认识了陆迪伦。陆迪伦是海军文工系统的舞蹈演员，年轻、有文化，也知道苏振华已经有六个孩子。家人和旁人都曾劝她慎重，毕竟做六个孩子的继母，远比一般婚姻多出许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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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迪伦也犹豫过，苏振华同样担心耽误她。后来，在周恩来的开导下，她逐渐想明白，婚姻不能只看身份差距和外界议论，还要看两个人是否愿意共同承担生活。她找到苏振华，明确表达了自己的选择，两人才正式走到一起。

婚后，陆迪伦承担起照料六个孩子的责任。后来夫妻二人又有了两个孩子，家中共有八个孩子。她没有把前后所生的孩子区别对待，这一点并不容易，尤其在生活条件并不宽裕、苏振华又常年工作的情况下，更需要耐心和原则。

1979年2月7日，苏振华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七岁。陆迪伦没有再嫁，继续照顾孩子们，并整理丈夫留下的资料。苏振华遗产不多，几千元钱分给孩子们；她自己留下的，是从丈夫体内取出的那枚子弹，以及后来整理完成的《苏振华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