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30日，河北盐山县城，邢仁甫没有选择在城外打冷枪，而是趁除夕前后城门开放之际，发动了一场出人意料的袭击。
盐山县是冀鲁边区的重要交通节点，日伪军经营多年，城墙、护城河和据点相互配合。城内有日军和伪军驻守，普通游击队别说攻进去，靠近城墙都十分危险。
邢仁甫手里的兵力并不占优势，枪械也谈不上精良。他采用的办法，却不是硬碰硬。有人在城外佯攻，制造枪声和喊杀声；有人四处穿插，故意让守军误判兵力；还有人化装进城，摸清巡逻路线和城门动静。
有意思的是，声势越大，真正投入攻城的人越少。日伪军被不断袭扰，几次出城“扫荡”都扑了空，疲惫和疑惧逐渐积累。到除夕夜，内应与城外部队同时行动，守军一时无法判断敌情，邢仁甫率部突入，日伪军仓促撤离。
这次战斗的意义，不只是缴获了枪支弹药。部队进城后打开粮仓，救济贫苦百姓，抗日队伍由此获得了补给，也赢得了地方群众的支持。不到一个月，邢仁甫又以类似办法袭取无棣县城。随后，南皮董村镇、庆云、乐陵等地相继出现他的战斗身影。
当时，敌后抗战最缺的就是能够打据点、破县城的干部。许多队伍善于袭扰，却缺少组织攻坚的能力；邢仁甫恰好在这方面表现突出。他懂得利用地形，也懂得制造假象，更知道怎样把群众、内应和主力部队组织起来。
他的队伍后来被改编，邢仁甫担任八路军第115师教导第六旅旅长，并出任冀鲁边军区司令员。这个职务，在当时已经属于敌后根据地的高级军事岗位。与他同层级活动的许多军政干部，后来成为开国上将或重要地方领导人。
但“有上将资历”，并不等于必然成为上将。军功只能说明过去，品行和纪律才决定一个干部能走多远。邢仁甫的问题，正是在声望上升之后开始显露。
他逐渐脱离部队和群众，生活上追求特殊待遇，作战时也不再像早年那样亲临险地。边区军民在日军“扫荡”下节衣缩食，他却在海边汪子岛修建所谓的后方基地，带着亲信和宋魁玲过起了与战场气氛格格不入的生活。
这件事引起了黄骅的批评。黄骅当时是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实际承担着部分政委职责。组织希望邢仁甫到延安学习整顿，暂由黄骅代理职务。这个安排本意是挽救，而邢仁甫却把它看成夺权。
“你这是要夺我的位置。”
黄骅没有顺着他，只是劝他服从组织决定。
邢仁甫没有接受，反而开始怀疑、怨恨身边的同志。
1943年6月30日，新青县大赵村，黄骅、陆成道等干部正在开侦察会议。几名伪装人员突然进入，枪声随即响起。黄骅及多名干部当场遇害，这就是冀鲁边区震动极大的大赵村惨案。
案件调查很快指向邢仁甫。面对组织追查，他没有留下来说明问题，而是携带亲信逃跑，转而投靠日军，并提交所谓效忠材料，供出冀鲁边区的军事情况，以换取伪职。
日本投降后，他又改名换姓，进入国民党系统任职，试图掩盖叛变经历。可这段经历无法洗掉大赵村的血债。新中国成立后，邢仁甫被捕归案。
1950年秋，他在盐山县接受公审，随后被执行枪决。那个曾经凭借奇袭和攻坚打开局面的“邢司令”，最终不是倒在敌人的城墙下，而是倒在自己对权力、享受和私欲的放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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