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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索菲亚·弗兰克林于2018年搬到纽约市后,共同创办了这档播客。
  • 她说,2020年突然离开节目影响了她的自我价值和身份认同。
  • 现在,她已订婚,并表示自己坚定支持婚前协议。

这篇口述文章基于与索菲亚·弗兰克林的对话,她是即将出版的回忆录《爸爸问题》的作者。本文经过编辑,以保证长度和清晰度。

当我共同创办“Call Her Daddy”播客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能靠做热爱的事情赚钱。

我大学主修的是经济学——这科我特别讨厌——因为比起我更感兴趣的英语或艺术,学这个好像更容易找到工作。大学毕业后,我开始在犹他州(我成长的地方)为摩根士丹利工作。我拿着犹他州的工资(一年大概3.8万美元)就搬到了纽约市,当时穷得叮当响。

我还在做那份工作——年薪约5.2万美元——直到2018年共同创办播客。没过多久,我日常的经济压力就一扫而空了。我第一次能够把钱存入储蓄账户。我社交也多了,因为不用再纠结是买酒喝还是付饭钱了。那种感觉特别轻松,经济上也很宽裕,心里特别踏实。

离开播客后,我失去了身份认同感,也不再信任自己

离开播客后,我失去了身份认同感,也不再信任自己

那种安全感好像一夜之间就没了。2020年,我跟联合创始人亚历克斯闹翻了,闹得人尽皆知,合同谈判破裂后,我离开了节目。

我以前那份工作就是我的全部身份,我特别引以为傲。可几天之内,我的工作、身份和收入全没了。我跟亚历克斯的关系也结束了。

这是我生活中的一次巨大变化。我一边想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一边还得面对外界的各种说法。这很棘手。我变得谁都不信,连自己都不信了。我以前觉得真实的东西全没了,整个人都麻木了。

那阵子,我就靠着家人撑过来。我母亲是一名房地产经纪人,父亲经营着一家建筑公司,所以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我们从经济状况良好陷入了困境。我知道自己挺能扛的。我也知道,不管外面怎么说,他们都懂我是什么样的人。

在自我价值感低落时,我不得不重新规划职业生涯

在自我价值感低落时,我不得不重新规划职业生涯

我曾经是那种会仔细考虑每一个决定、权衡利弊、评估风险的人。离开播客后,我不得不凭直觉行事。我知道时间至关重要,所以我必须在不完全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的情况下向前推进。

在觉得自己一文不值的时候,去谈自己的价值,这是一次有趣的经历。尽管我失去了自我认同的很大一部分,但妈妈从小给我打下的自我认同感依然存在。这帮助我在那年晚些时候创立了自己的播客“Sofia with an F”(意为“名字带F的Sofia”)。

当时,我对与《Call Her Daddy》分道扬镳的余波几乎只字未提。早期我就明白,这事影响太大——无论对我个人还是公众讨论——不能急着回应。

我明白了谈论金钱很重要

我明白了谈论金钱很重要

从那以后,我非常小心地确保我的身份不完全靠工作来定义。我的身份建立在道德、价值观以及我如何对待他人之上。我时常问自己:“如果明天这一切都没了,你会怎么想?”这会影响我的决定。

我依然毫无保留。在大家对我议论纷纷之后,我意识到,继续待在公众视野里,我也没什么好失去的。我唯一不想公开的就是我的恋情。

我曾开玩笑说,第一次约会就要看对方的银行账户。虽然是玩笑,但也有几分是真的。我和现在的未婚妻第一次见面时,没真去看她的账户——虽然那样也挺好笑的。不过,我们从一开始就大大方方地谈钱,而且我得说,我非常支持签婚前协议。

我见过因为谈钱而闹翻的情况,也知道开诚布公地谈钱特别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