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九年（214年）夏，益州雒城，刘备军俘获了一名身披战甲的将领。此人没有求饶，也没有改口，只说自己受刘璋厚恩，宁死不降。他就是张任。
三国名将之死，常常不是败在武艺上，而是败在立场上。魏延死于蜀汉内部的军政冲突，多少还有自身性格和处置失当的因素。张任则不同，他明知刘璋大势已去，仍守着“臣不事二主”的底线，结果连一次真正选择的机会都没有留下。
刘璋是刘焉之子。刘焉去世后，刘璋继任益州牧，但益州内部并不安稳。汉中张鲁虎视眈眈，地方豪强各怀心思，益州士人中也有人认为刘璋软弱，希望请外部势力入蜀。
张松、法正等人暗中倾向刘备，刘璋却误判了形势。他以抵御张鲁为名，邀请刘备率军进入益州，还拿出钱粮供其使用。黄权等人曾劝阻，刘璋没有采纳，反而让反对者退让。
这一决定，改变了益州的命运。
刘备入蜀之后，起初与刘璋维持着表面上的和气。他没有立即进攻张鲁，而是逐步扩充兵力、结交地方势力。等到双方关系彻底破裂，刘备转而攻打成都，刘璋才发现请来的援军已经变成了夺取益州的对手。
张任正是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
他是刘璋部将，熟悉益州山川道路，也清楚刘备军队的强弱。刘璋命他与刘璝、冷苞等将领抵抗刘备，张任没有像部分地方官员那样观望，更没有趁乱投靠新主，而是率军据守雒城。
雒城并非轻易可取。刘备军在进攻过程中遭遇顽强阻击，军师庞统也在雒城一带中流矢身亡。庞统之死对刘备打击极大，但益州战局并未因此逆转。诸葛亮、张飞、赵云等人随后入蜀，刘备的兵力与后勤逐渐占据上风。
有意思的是，张任并不是靠一场单独的胜仗成名，而是在连续抵抗中显出难得的坚决。他知道援军不会凭空出现，也知道刘璋缺少扭转战局的能力，却仍把守城当作职责。
在金雁桥一带的交战中，张任兵败被擒。关于具体战事，史书与演义写法不尽相同。正史记载相对简略，后世小说则把他塑造成善于设伏、敢于突袭的勇将，并将庞统之死与张任联系得更加紧密。
张任被押到刘备面前后，刘备并没有立刻下令处死。以刘备一贯重视人才的做法，招降这位熟悉益州军政的将领，确实有现实价值。张任若愿归附，既能补充蜀军将才，也可能帮助刘备更快稳定益州局面。
劝降的人对他说：“将军若归顺，主公必不会亏待。”
张任回答：“忠臣不事二主，纵死而已。”
这句话未必是史书中的原话，却准确概括了他的处境。张任不是没有看清形势，而是不愿把“看清形势”变成改换门庭的理由。对刘备而言，这种忠诚值得称道；对正在夺取益州的刘备而言，却也意味着张任很难真正为己所用。
问题在于，刘备当时确有意保全张任，诸葛亮却认为此人不可留下。按照《三国志》相关记载，张任被擒后拒绝投降，最终遭到处死。后世文学作品进一步强化了“刘备欲降、诸葛亮坚持诛杀”的冲突，使这场处置更显冷峻。
诸葛亮的考虑并不难理解。张任是刘璋旧部中的核心将领，声望和战斗力都在，若放回益州，可能成为新的抵抗旗帜；若强行留在军中，他又未必真正服从。一个不肯低头、又熟悉当地军情的降将，放走是隐患，强留也未必可靠。
更重要的是，张任已经多次阻击刘备，雒城攻防又造成蜀军重大损失。庞统之死虽然不能简单归咎于张任一人，但双方结下的血仇客观存在。所谓“爱惜人才”，到了战事收束、政权更替的关口，往往要让位于安全与控制。
张任的结局，比魏延更容易令人惋惜。魏延至少曾长期为蜀汉效力，镇守汉中，参与北伐，后来死于内部矛盾。张任从未真正背叛旧主，也没有在战场上失职，兵败被俘后仍守住立场，却因此失去了活命的可能。
刘备需要的是益州的归附，诸葛亮考虑的是新政权的稳定，张任坚持的则是旧臣的名分。三种立场相互碰撞，最终留下的不是谁更有道理，而是一名败军将领在雒城之后的沉默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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