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7月，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武怀让迎来了远道而来的朱德。此时的他还不是后来那个承担重任的中央军委负责人，只是一名在苏联求学、从事党务联络的中国青年。谁也没有想到，十多年后，他会在同一片土地上遭遇牢狱与死亡。

武怀让1899年出生于河南孟州南街村。少年时期，他聪敏好学，被乡亲称作“神童”。进入唐山交通大学后，他多次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曾因组织游行两度被学校开除。这样的经历，使他很早便接触到社会现实，也逐渐从民族危机的刺激中寻找新的救国道路。

1918年底，《新青年》刊载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武怀让读后受到很大触动，开始认真接触马克思主义。经阎楷介绍，他有机会向李大钊当面请教。那次接触，对他的影响并不只是思想上的启蒙，也使他逐步进入早期共产党人的活动圈子，成为建党后较早参加革命工作的一批成员。

1924年，武怀让奉派赴苏联东方劳动大学学习。翌年，朱德抵达莫斯科，武怀让夫妇为他安排食宿，并带他熟悉当地情况。朱德希望系统学习军事，武怀让便设法联系，使他进入相关军训班学习。后来朱德回国参加北伐，武怀让专程送行。车站告别时，两人只是紧紧握手，话并不多。

留苏归国后，武怀让先后在济南、唐山、天津、哈尔滨等地从事党的工作。他善于组织，也重视培养基层党员。到一个地方，往往很快摸清情况，建立联系，推动地方工作打开局面。期间，他曾被捕入狱，遭受审讯和诱降，但没有改变立场。脱险后，他仍回到革命队伍中。

他曾对身边同志说：“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要把它走到底。”这句话未必华丽，却很符合那个年代地下工作者的处境。那不是口号，而是随时可能要用生命兑现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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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武怀让被任命为临时中央军委书记，赴上海主持有关工作。上海地下斗争极其险恶，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后，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联络点暴露，人员转移稍有不慎便可能落入敌手。

这项任命原本曾考虑张国焘，但张国焘因顾虑上海的危险而迟迟没有赴任。武怀让明知那里危机四伏，仍然接受安排。抵达上海后，他既要恢复和保护地下组织，又要处理军事联络，还不可避免地与临时中央负责人发生路线分歧。

当时，博古等人奉行共产国际和王明所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许多决策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武怀让则认为，毛泽东在苏区形成的根据地经验，更适合中国的具体条件。双方争论并非一般的工作意见不合，而是关系到红军怎样发展、根据地怎样保存的重大问题。

中央红军长征后，武怀让一直关注苏区和红军的消息。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事实上改变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格局。武怀让得知会议情况后，对这一转折持赞同态度。他认为，红军终于摆脱了脱离实际的军事指挥，重新回到从中国国情出发的道路上。

1935年7月，武怀让与妻子侯玉兰前往莫斯科，准备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汇报中国革命情况。王明夫妇曾到车站迎接，安排食宿。表面上的热情，并没有消除双方积累已久的政治分歧。王明清楚，武怀让一旦在共产国际介绍遵义会议，就可能影响外界对中国党内领导问题的判断。

在大会上，武怀让提交了关于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报告，并批评王明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明确支持遵义会议的决定。这种公开态度，使他与王明、康生之间的矛盾彻底摆到台面上。

侯玉兰察觉到危险，曾劝他尽快回国。武怀让回答：“中央派我来这里，任务没有完成，不能因为危险就离开。”这番话后来被证明极其沉重。1936年，苏联大规模政治清查扩大，许多党员和干部被指控为“托派”或“间谍”。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武怀让也被扣上了类似罪名。

据相关材料记载，王明、康生等人对武怀让进行诬陷，苏联内务机关随后将他秘密逮捕。面对审讯，他拒绝承认所谓罪行，最终以“间谍罪”被秘密处决，时年37岁。由于案件处理高度秘密，侯玉兰长期无法获知丈夫的确切下落，只能不断向有关方面申诉、查找。

1954年，侯玉兰再次请求中央调查。周恩来、刘少奇对此事予以重视，要求中国驻苏联使馆协助核查。经过数年调查，1957年6月，中央作出结论，确认武怀让不是托派分子，也不是叛徒、间谍，原案属于严重冤案，并认定他是“好党员、好干部”，追认为革命烈士。此时，距他在莫斯科遇害，已经过去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