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6年9月19日，法国普瓦捷以南，法国国王约翰二世率军迎战英国王太子爱德华，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战斗会把法国推入一段极其艰难的低谷。
约翰二世并不是毫无准备。此前，英国军队从加斯科涅出发，连续袭扰法国南部，攻城、焚毁村镇，迫使地方贵族陷入恐慌。法国王室若继续坐视，失去的就不只是几座城堡，而是整个西南地区的控制权。
英国方面的主将，正是后来被称为“黑太子”的伍德斯托克的爱德华。他率领约六千名英格兰和加斯科涅士兵北上，行动迅速，沿途大肆破坏。法国军队人数更多，约有一万四千至一万六千人，约翰二世因此相信，只要迫使对方正面决战，胜利并不困难。
问题在于，人数优势没有转化为战场优势。
英国军队在普瓦捷附近占据了有利地形，士兵下马作战，利用树篱、沟渠和狭窄通道组成防线。法国贵族仍习惯于强调骑士冲锋，军队内部又缺少统一调度。双方谈判没有结果，法国人只得强行进攻。
法军的第一轮攻击由骑兵和弩兵展开，很快被击退。第二轮由王太子查理率领，经过苦战后同样失败。战场上的消息不断变坏，法国各部之间开始出现迟疑。
有人劝国王暂缓进攻。
约翰二世却回答：“军队已经到了这里，不能退。”
这句话未必是当时的原话，却准确反映了法国王室的处境。国王不能轻易撤退，否则不仅会丧失军心，还会让本就动摇的地方贵族更加怀疑王权。
随后，奥尔良公爵腓力所率部队出现后撤，部分士兵带走了国王的几个儿子。法军阵形由此松动。约翰二世亲自率领最后的部队向英国阵地冲击，甚至展开了法国王室的神圣旗帜奥里弗拉姆，表示不接受俘虏，也不准备后退。
战局一度对法国有利。
然而，英国骑兵从法军后方出现，制造出被包围的假象。疲惫不堪的法国士兵先是零星逃散，接着引发全线混乱。约翰二世最终被俘，他的儿子菲利普也落入英国人手中，大量法国贵族战死或被俘。
普瓦捷的惨败，带来的冲击远超过一场战役本身。法国国王被敌军押走，王室的威望骤然跌落；地方贵族开始各自盘算，普通民众则要承担战争、税收和赎金的多重压力。
1358年，法国北部爆发扎克雷起义，农民袭击贵族庄园，社会秩序一度失控。巴黎商人领袖艾蒂安·马塞尔也曾借机向王室施压。法国面对的已经不是单纯的英法冲突，而是财政枯竭、地方离心与社会动荡同时出现。
英国没有急于归还约翰二世。经过反复谈判，双方于1360年签订《布勒丁尼条约》。法国割让大片领土，包括阿基坦部分地区、加来等地，并承诺支付高额赎金；爱德华三世则放弃对法国王位的正式要求。
这份条约看上去像是法国付出沉重代价后换来的和平。约翰二世回到法国，国家获得喘息机会。可赎金规模过大，法国不得不继续征税、发行货币，王室财政始终没有真正恢复。
有意思的是，英国的胜利也埋下了新的问题。大片土地虽然被割让，却并不意味着英国能够有效统治。法国地方贵族的效忠往往取决于利益，英国军队一旦离开，许多地区便会重新倒向法国。占领土地需要驻军、粮食和行政体系，这些成本远比一次掠袭高得多。
1369年，法国重新对英国开战。此时登上王位的查理五世没有急着寻找决战，而是重建财政，整顿军队，任用贝特朗·杜·盖克兰等将领，采取围城、袭扰和切断补给的办法，逐步蚕食英国控制区。
这正是法国反攻方式的变化。过去法国骑士喜欢凭借人数发动正面冲锋，结果屡屡在克雷西、普瓦捷等战场受挫。查理五世更愿意保存实力，避免把国家命运押在一次会战上。英国军队擅长远征，却难以长期守住分散的城堡和城市，法国于是用时间消耗对手。
到查理五世去世时，法国已经收复大部分失地，英国在法国的控制范围明显缩小。不过，战争并未因此结束。15世纪初，英王亨利五世重新入侵法国，阿金库尔战役后，法国又遭到重创。1420年的《特鲁瓦条约》甚至承认亨利五世拥有法国王位继承权。
法国再次陷入危险。
转折出现在查理七世时期。圣女贞德于1429年参与解除奥尔良之围，随后推动查理七世在兰斯加冕。她的作用不仅体现在战场，也在于重新凝聚了法国王室的政治合法性。此后，法国逐渐建立更稳定的常备军和炮兵力量。
1453年，卡斯蒂永战役中，法国炮兵击败英军，百年战争的主要军事阶段宣告结束。英国最终只保有加来，直到1558年才失去这座港口。
法国没有因为普瓦捷的失败而走向终结。它经历了王俘、割地、叛乱和再次入侵，真正改变局面的并非某一位骑士的勇猛，而是王权能否恢复财政、控制地方，并把零散的贵族武装逐步纳入国家体系。曾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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