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夏，北京中南海，志愿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和参谋长武英，接到毛主席谈话通知。两人面对的不是一场普通汇报，而是第五次战役中180师损失惨重留下的疑问。
第五次战役于1951年4月22日开始，至6月10日结束。志愿军在运动中歼敌一部，却因后续补给困难、部队展开过远以及敌军机械化机动，付出了不小代价。180师的遭遇，正发生在战役第二阶段的撤退和转移之中。
180师隶属志愿军第60军，归第三兵团指挥。5月下旬，部队在转移过程中被联合国军追击，通信、补给和协同都出现严重困难，部分部队被切断。战后统计显示，180师伤亡和失踪人数较多，建制受到重创，“全军覆没”的说法虽不准确，却反映出损失之重。
消息传到北京后，毛主席多次向志愿军司令部询问情况，并说“甚以为念”。这句话不是简单的关切，而是说明中央需要弄清：问题究竟出在一线部队，还是出在整个作战指导和指挥体系。
当时第三兵团司令员陈赓正在越南帮助组织抗法斗争，战役期间由副司令员王近山主持兵团工作。因此，王近山自然成为调查谈话的关键人物。
王近山到北京后，并没有立即见到毛主席。据有关回忆，他等待了数日，心里的压力越来越大。180师损失后，军内外出现了不同意见，有人把责任归结为指挥上的“右倾”，也有人认为，战场条件和敌我装备差距才是更主要的因素。
谈话开始时，毛主席没有绕弯子，只问了一句：“说说180师吧。”王近山汇报情况后，主动承担责任，表示自己指挥不力。毛主席没有马上作出结论，而是让武英补充说明。
武英从参谋角度分析，朝鲜战场与解放战争时期的华北、华东战场差别很大。山地道路狭窄，东西海岸之间纵深有限，大兵团穿插容易受到空中侦察和炮火压制。志愿军依靠双腿行军，美军则凭借汽车和装甲车辆迅速转移，双方机动能力并不在一个层面。
有意思的是，敌军也逐渐摸清了志愿军的作战特点。志愿军发起攻势时，敌人往往主动后撤，等部队拉开距离、补给跟不上，再依靠火力和车辆实施反击。这种被称为“磁性战术”的打法，使传统的穿插分割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毛主席听完后，提醒王近山，参谋的分析是在替指挥机关说明情况。随后又问，第三兵团所属各军的干部是否也有类似看法。王近山再次准备检讨，毛主席却没有让他急着定性，而是要求把经过、命令和相关材料全部核对清楚。
王近山说，自己在日记中记下了战役部署、敌情变化、命令往来以及具体时间地点。毛主席便提出，先看日记和电报，再谈责任。这一处理很有分寸：战场失利必须追查，但不能只凭结果倒推责任。
随后，武英返回朝鲜取回文件。材料送到北京后，毛主席又向他了解王近山在前线的表现，并询问他是否发过牢骚。武英提到，真正长期与王近山相处的，是第三兵团所属几个军的军长，于是毛主席决定分别找他们谈话。
第一个回北京的是第60军军长韦杰。180师出了问题，韦杰的处境十分复杂。进攻阶段，第60军所属各师曾直接接受兵团指挥，军部能够发挥的作用有限；撤退时，部队分散，敌军追击迅速，他下达的一些命令又受到上级部署和战场变化影响。
毛主席同韦杰谈了很长时间，重点并非追问几句牢骚，而是要了解命令传递、部队位置和各级指挥员的真实状态。韦杰回到住处后，面对武英的试探没有透露谈话内容，只反问自己是否说过什么不合适的话。这个细节说明，谈话涉及的并不只是个人评价，更牵连着整个兵团的指挥责任。
此后，12军军长曾绍山、15军军长秦基伟也分别接受了谈话。毛主席把几名军长的说法，与王近山日记、前线电报和战后材料相互印证，逐步还原了180师失利的过程。
调查结果并没有把180师的损失简单归结为王近山个人的“右倾”或指挥失误。毛主席认为，王近山不是主要责任者，要求他放下思想包袱，同时吸取轻敌和判断不足的教训。王近山长期悬着的心，这才真正放了下来。
之后，陈赓回到朝鲜，着手整顿第三兵团。志愿军也改变了单纯依赖运动战和穿插战的做法，转向更加重视阵地防御、坑道工事和火力配置。工兵专家王耀南参与指导坑道体系建设，部队在山地中构筑交通沟、掩体和互相支援的防御阵地。
人员调整同样重要。原第60军军长张祖谅重新回到老部队，李钟玄、唐明春等干部被安排到180师，新的领导班子逐渐稳定。陈赓抓的并非单一环节，而是把工事、干部、训练和指挥重新接起来。
王近山后来继续指挥第三兵团作战，第12军、第15军在上甘岭等战斗中打出战果。重整后的180师也参加了1953年夏季反击战和金城战役。那支曾经遭受重创的部队，重新回到战斗序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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