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13日，陕西西安，机要干部高智接到北京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问得很直接：“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来了，你为什么还不来？”几乎同一时间，李敏也联系了他：“高叔叔，您和婶婶最好明天就来悼念爸爸。”

这通电话，打破了高智连续数日的沉默。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传来后，他整夜没有睡，反复念叨：“主席还没有回陕北看看，怎么就走了呢？”他曾向组织提出赴京悼念，却因为工作安排等原因没有立即成行，悲痛只能压在心里。

高智与毛泽东的关系，并非普通工作人员与领袖之间的公务往来。1953年初，高智被调到毛泽东身边担任机要秘书。此前，他长期在机要部门工作，熟悉文件和通讯事务，但第一次走进丰泽园时，心里仍然忐忑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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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没有直接谈工作，而是先和他聊家常，问他是否结婚、爱人叫什么名字。得知高智的妻子姓霍，毛泽东笑着说：“是霍去病的那个霍？”几句闲谈，让这位年轻秘书放松下来。

高智说陕北话，毛泽东带有湖南口音，起初确实需要适应。不过，毛泽东在陕北生活和战斗多年，对当地语言并不陌生。相处时间一长，两人交流越来越顺畅，高智也从紧张谨慎，逐渐变得沉稳自然。

机要秘书的工作，表面上是文件、通讯和行程安排，实际还要承担大量细节性的照料。毛泽东工作到深夜，高智要负责值守；外出时，高智要提前联络，判断路线，安排安全。有一次夜班，他不慎睡着，醒来时天已经亮了。

高智赶紧道歉，毛泽东却没有责备，只说：“值夜班辛苦，睡着了就睡一会儿。”这件小事让高智记了很多年。在他看来，毛泽东并不是只会要求工作人员严守规章，也能体谅他们的疲惫。

1955年，毛泽东外出归途中突然想在外面吃饭。高智临时想起新街口有陕西羊肉泡馍，便提出去那里。警卫人员提前赶到饭馆，但没有清场，只作了必要安排。毛泽东坐进普通饭馆，吃了一顿临时决定的羊肉泡馍。

结账时，几个人身上的钱竟然不够。高智只好向店家说明情况，答应第二天送来。第二天一早，他骑车把钱送回饭馆。这件事看似寻常，却体现出高智做事的谨慎：毛泽东想接触群众，他便尽量让安排不惊扰群众。

近十年的相处，使高智对毛泽东既有工作上的敬畏，也有家人般的亲近。毛泽东身体疲倦时，高智会帮他按摩；高智陪夜时睡着，毛泽东也不愿惊醒他。这样的相互照顾，早已超出了一般上下级关系。

1962年，毛泽东找高智谈调离问题。当时，一些长期在身边工作的人员陆续到地方任职，高智也面临新的选择。毛泽东问他有什么打算，高智回答，想回陕北、到地方工作。

毛泽东赞成他的想法，认为长期留在身边虽然重要，却可能限制个人成长。高智舍不得离开，但还是接受了组织安排。临别时，毛泽东提出，希望他到陕西后替自己了解陕北情况，并为将来重返故地作准备。

毛泽东曾在陕北生活、战斗多年，对那里有深厚感情。他对高智说，自己还想看看黄河，看看乡亲们的生活，吃一吃当地的小米。高智用陕北话答应：“主席，俄记下了，俄在西安等你来。”

离开北京后，高智一直把这句话放在心上。他在陕西工作期间，曾留意道路、地形和沿黄河一带的情况，想着哪一段路适合通行，哪里可以停留。然而，这个约定始终没有实现。

1965年1月13日，高智赴外事活动前途经北京，专程到丰泽园看望毛泽东。两人谈了四十多分钟，毛泽东再次说起陕北，感慨在那里度过的岁月，还叮嘱高智以后常来看望自己。那次见面，成了两人的最后一次相聚。

此后，高智因工作繁忙未能再赴北京，只寄去陕北小米表达思念。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享年82岁。高智得知消息后悲痛不已，直到李敏来电，他才与妻子赶赴北京参加悼念。

悼念结束后，高智大病一场。多年以后，他整理出版毛泽东与亲属、工作人员的书信和合影资料。2016年9月9日，高智在西安逝世，享年88岁，日期恰与毛泽东逝世四十周年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