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2月，青岛，海军举行比武大会。贺龙到会后，没有先谈操演成绩，而是问起北海舰队司令员刘昌毅：“邓兆祥的组织问题解决没有？”听说这位“重庆”号舰长仍未入党，贺龙当场沉下脸来：“人家把那么大一条军舰都开过来了，我们还有什么不相信人家的？”
这句话，指的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场发生在1949年前后的重大起义。邓兆祥驾驶的“重庆”号，是当时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巡洋舰之一。它从旧海军阵营驶向解放区，带来的不只是舰艇，还有一批熟悉现代海军技术的官兵。
邓兆祥1903年出生于广东肇庆。父亲早逝后，家境困难，他一度准备到裁缝店做学徒。恰逢广州黄埔海军学校招生，他凭着对海军的向往考入航海班，从此走上军舰，后来在吴淞、烟台、南京等地继续学习。
年少时的邓兆祥，已经把邓世昌视作榜样。教官曾讲起甲午战争后，日本将北洋舰队遗物陈列在东京公园示众的事情。那种屈辱感深深刺痛了他。海军对他而言，不只是谋生的职业，更关系到国家能否摆脱“有海无防”的困局。
1929年，邓兆祥被破格任命为“飞鹰”舰少校副舰长。后来，他又放弃正式军官身份，以练习生名额赴英国学习。这个决定看似吃亏，实际却让他进入达特默斯海军学校、格林威治海军大学，并登上英国大型战舰实习。
1931年夏天，“决意”号在海上遭遇持续数日的强风暴雨。舰上不少水兵晕船，连舰长也神色凝重。邓兆祥身体同样难受，却一直留在指挥位置，协助判断海况、传达命令。风暴过后，舰长称赞他是中国留学生中的佼佼者。
抗战期间，邓兆祥把所学水雷技术用于实战。1938年7月，日军攻占马当要塞并逼近西江，他组织布设水雷，对日军舰艇造成打击。这样的经历，使他更加清楚：海军军官掌握的每一项专业技能，都可能在战场上决定生死。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英国赠送的“奥路勒”号巡洋舰，并改名为“重庆”号。英国方面对舰长提出过较高要求，邓兆祥既有留英经历，也有大型舰艇任职经验，1948年5月19日，他正式成为“重庆”号舰长。
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辽沈战役期间的一次炮击。1948年10月，蒋介石调“重庆”号赴东北，支援塔山、高桥方向作战。10月10日，军舰开火，重炮轰向解放军阵地。邓兆祥站在舰上，看到炮火落向同胞阵地，心情极为复杂。
他对桂永清说：“这里水浅，再打下去恐怕会搁浅。”桂永清不熟悉舰艇情况，便同意把军舰驶离有效射程。这个举动没有改变战局，却反映出邓兆祥已经不愿把军舰用于内战。
1949年2月24日深夜，“重庆”号上的地下党组织发动起义，控制全舰后请邓兆祥负责航行。邓兆祥此前并不知道具体计划，但他没有推诿，登上驾驶台下令起航。军舰驶出长江口后，他还主动把航线向外海调整，以避开青岛附近的美国第七舰队。
经过约25小时航行，“重庆”号于2月26日抵达山东解放区烟台港外海。毛泽东称赞这艘大舰的归来是一个重要信号。遗憾的是，国民党军队随后多次轰炸，中央军委批准后，“重庆”号于3月20日在葫芦岛军港自沉。
军舰沉了，人员却被保留下来。3月26日，贺龙看望起义官兵时说：“要说宝贝，在座的诸位才是宝贝。”在他看来，舰艇可以损失，海军人才不能丢失。邓兆祥等人后来参与创办海军学校、建设人民海军，成为新中国海军早期的重要骨干。
1949年9月，邓兆祥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向周恩来建议，吸收旧海军中有爱国思想、懂专业技术的人员参加新海军建设。他还提到陈绍宽等人的情况。这个建议，对保存和利用旧海军技术力量有实际意义。
1955年，邓兆祥被授予少将军衔，先后担任青岛快艇学校校长、青岛基地副司令员、北海舰队副司令员等职。可是，军舰起义的功劳，并没有让他的入党之路变得顺利。
从1959年起，他先后3次提出入党申请，却一直没有获准。舰队党委认为他平时少发言，政治态度不够明朗，工作谨慎有余、主动不足，与党员标准仍有差距。邓兆祥没有因此争辩，而是继续在岗位上工作。
贺龙得知此事后很不理解。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也认为，北海舰队党委应统一认识，尽快向海军党委报告。1965年7月，邓兆祥终于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特殊历史环境影响，直到1971年9月，他才转为正式党员。
1996年1月22日，93岁的邓兆祥乘专机前往西沙。他将珍藏图书赠给守岛官兵，还亲手栽下一棵椰子树，对负责照料的战士说：“我栽树，你管理，一定要让它在西沙长得根深叶茂。”
1998年8月6日，邓兆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离开军舰多年后，他留给人民海军的，早已不只是一次起义的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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