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北京的一家医院里,98岁的张中行躺在病床上,家人没有告诉他,陪伴自己大半生的妻子李芝銮已经去世。面对老人一再追问,家人只能说:“她还在住院,过些日子就能见面。”这句善意的谎言,后来陪着张中行走完了余生。
张中行出生于1909年,原名张璇,河北香河人。少年时期,他便显露出读书天分。1925年,16岁的他考入通县师范学院,却在求学不久后被母亲叫回家,迎接他的不是庆贺,而是一桩已经安排好的婚事。
那段婚姻带着浓厚的旧式家庭色彩。女方裹过小脚,性格谨慎,接受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教育。张中行并不认同这种生活,却也没有能力从根本上改变家庭决定。婚后不久,他便以求学为名离开家乡,逐渐与这段婚姻形成有名无实的状态。
这次经历,使他很早便明白,婚姻若只有父母之命,未必能换来真正的相知。1931年,他考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在北大读书时,他经同学牵线,认识了同样反抗包办婚姻的杨沫。
杨沫当时还是一名年轻学生,为逃避家中安排的婚事,曾离家出走。张中行听说她的处境后,托哥哥在香河县的学校为她找了一份教职。1931年9月,杨沫前往香河任教,两人开始通过书信往来,感情也在一次次通信中逐渐加深。
1932年下半年,杨沫来到北京,与张中行共同生活。那时两人都没有稳定收入,日子清苦,却有共同读书、谈理想的热情。可生活不只是书信里的相互欣赏,性格和志向的差异,很快从细节中显露出来。
张中行更愿意做一名安静的教书人,杨沫却不甘长期成为谁的附属。1933年除夕,张中行回乡过年,杨沫留在北京参加朋友聚会,接触到一批思想激进、积极投身社会运动的青年。她原本压下去的理想重新燃起,两人的距离也由此拉开。
1936年,这段关系正式结束。杨沫后来与马建民结婚,并在新文学创作道路上取得成就。1958年,《青春之歌》出版,书中余永泽这一人物,被不少读者认为带有张中行的影子。张中行因此承受过议论,但他没有公开争辩,只说:“那是小说,不是我的传记。”这份克制,既有宽厚,也有对旧日感情的体面维护。
与杨沫分开后,张中行没有急于寻找轰轰烈烈的爱情。一次朋友介绍,他认识了李芝銮。两人同为河北人,年龄相近,李芝銮比他大一个多月。初次见面时,张中行笑着说:“你比我大,以后我叫你姐。”这个称呼从玩笑开始,后来成了他们几十年婚姻中的亲昵称谓。
李芝銮并非只会照料家庭的传统妻子。她有学识,性情沉静,也很懂得体谅张中行。张中行在南开中学任教时,生活并不宽裕,李芝銮担心他在天津开销太大,便说自己不喜欢天津。张中行后来回到河北,在保定育德中学任教,两人也在相处中走进婚姻。
婚后的日子并不富裕。张中行教书、写作,还编辑佛学刊物,常常忙到顾不上生活。李芝銮承担了大量家务,却很少抱怨。北方冬天寒冷,她曾用旧衣料给丈夫缝制棉袄。张中行穿在里面,外面再套一件夹衣。同事见他衣着单薄,担心他受冻,他便掀开衣襟说:“姐给我做了棉袄,暖着呢。”
两人也会争执,但李芝銮不喜欢把矛盾拖成隔阂。她要求有话当面说清,张中行也逐渐习惯了这种坦率。几十年下来,他们的感情少有戏剧性的波澜,更多是吃饭、穿衣、看病这些细小事情里的相互照应。
张中行曾把这种婚姻比作春秋:不似夏日炽烈,也没有严冬冷峻,平和,却能长久。年老以后,他偶尔谈到寿命问题,还半认真半玩笑地说,女人往往比男人长寿,是为了让男人能够老在女人身边。李芝銮听后抱住他回答:“姐会陪着你。”
遗憾的是,承诺抵不过病痛。2004年,94岁的李芝銮因病去世。当时张中行也在住院,家人担心他无法承受打击,便隐瞒了消息,只告诉他妻子仍在治疗。张中行相信了,还想着出院后写书挣钱,给老伴治病。
此后近三年,他一直生活在这个谎言里。2006年,张中行去世,终年97岁,按民间虚岁说法也常被称为98岁。他始终不知道,那个被他叫了大半辈子“姐”的人,早已离开了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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