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中南海怀仁堂，徐立清接过中将军衔命令状时，台下不少人心里都清楚：按照资历、职务和战功，他原本完全够得上上将。可这位主持全军干部授衔工作的将领，偏偏把自己的名字从上将名单中划了下去。

这不是临时起意。徐立清曾反复向罗荣桓、彭德怀等领导说明，自己愿意授中将，希望不要因为负责评衔工作，就把个人列入更高一级。他的理由很朴素，也很有分量：经手评定别人的人，更要避嫌。

徐立清出生在鄂豫皖边区的贫苦农民家庭。家中几代人都不识字，他小时候只能一边放牛，一边站在私塾外听读书声。父亲省吃俭用，让他断断续续读了几年私塾。时间不长，却让他第一次接触到文字，也开始思考贫富悬殊从何而来。

还有一件小事，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少年时期，他因与当地大户人家的孩子重名，被迫改名。对一个孩子来说，这不只是换个称呼，而是第一次真切感到，原来在旧社会，穷人与富人连名字似乎都不能平等相待。

1927年，农民运动在鄂豫皖地区发展。徐立清参加少年先锋队和农民协会，接触到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白色恐怖来临后，他离开家乡躲避搜捕。1929年参加红军，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长期革命道路。

在鄂豫皖苏区，他做过后勤、组织和政治工作。长征期间，又参与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的工作，尽力减少伤病员的非战斗伤亡。1937年西路军失利后，徐立清与秦基伟等人被俘，关押在甘肃凉州四十多天。

狱中环境十分险恶。徐立清没有消沉，反而组织成立狱中党支部，和战友商量两件事：一旦遭到杀害，做好牺牲准备；只要有机会逃出去，就继续寻找部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后来，在党中央营救下，他才获释。

抗日战争时期，徐立清先后在八路军一二九师等部队工作，担任组织和政治部门的重要职务。解放战争中，他出任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1947年春，胡宗南部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敌我兵力悬殊，他把稳定军心、加强政治动员摆在重要位置，帮助部队在困难条件下坚持作战。

新中国成立后，军队建设从战争状态逐步转向正规化。1950年9月，中央军委成立总干部管理部，徐立清任副部长，协助罗荣桓负责全军干部任免、调配和培养。他特别重视军队院校，认为干部不能只靠战场上摸爬滚打，还必须接受系统的文化和专业训练。

1955年评定军衔时，工作量极大。全军师级以上干部的经历、职务、战功和现实表现，都要反复核对。徐立清经常工作到深夜，逐人比较，反复斟酌。有人劝他接受上将军衔，他却说：“我是负责这项工作的，还是授中将合适。”

罗荣桓不同意，重新把他的名字列入上将名单。徐立清仍然写信说明意见，甚至得到许光达支持。许光达对他说：“这是个人意见，应该坚持。”徐立清考虑再三，又向中央领导写信，请求按中将授衔。

周恩来后来专门找他谈话。徐立清没有把让衔说成谦虚姿态，而是强调干部部门必须公正，自己不能因为掌握评定工作就获得特殊照顾。周恩来听完后，同意了他的请求。1955年授衔时，徐立清被授予中将军衔，并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位列中将之首。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让衔一事过去不久，新的请求又摆到了党中央面前。1956年1月，徐立清写信要求辞去现任职务，甚至提出退出现役、转到地方或省军区工作。原因并不是对岗位不满，而是长期战争留下的伤病不断加重，他认为自己的身体已难以胜任总部机关的繁重工作。

彭德怀得知后十分意外，专程到医院看望。徐立清坦言：“我的身体坚持不了总部工作，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彭德怀没有同意，只劝他安心治病，等身体恢复后继续工作。罗荣桓也多次做工作，组织上最终没有批准他的辞职请求。

病中，他仍然关心全军干部工作。1961年身体好转后，经罗荣桓提议，徐立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继续分管干部工作。1983年1月6日，徐立清因病逝世。徐向前在审定悼词时，用“有功不骄傲，委曲能求全”评价这位老部下，正好点出了他一生对待功名、职务和责任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