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7月16日，成都一间办公室里，邓华的长子邓贤诗提笔写信，收信人是曾任公安部部长的赵苍璧。信中没有泛泛而谈，只有一件事：请这位老领导帮忙催办堂伯邓深泽失踪多年的案件。
这封信背后，压着三十多年未解的疑问。1950年，邓深泽在湖南郴县被公安机关收押审查，此后家人再也没有见到他。有人说他被送往外地，有人说案件已经另行处理，具体下落始终没有结论。
邓贤诗之所以找到赵苍璧，是因为两家早有交往。1960年，邓华转任四川省副省长，主管农机工作，全家从北京搬到成都，曾住在省委招待所前卫街。赵苍璧当时也是四川省领导，分管政法、财贸、统战和民族等工作，两家住所相邻，往来颇多。
后来赵苍璧调离四川，关系却没有中断。1977年，他出任公安部部长，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四任公安部部长。1987年时，赵苍璧已经离休，但看到邓贤诗的来信后，仍然立即在信上批示：“请转湖南省公安厅查一下，认真查一下，也可能查出来。”
这句话分量不轻。三十多年过去，档案散失、机构变动、经办人员离世，任何一环出现空缺，调查都可能陷入死胡同。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朱东阳随后批示，要求郴州公安处处长吴开达亲自查办，并将结果同时报告省厅和赵苍璧。
有意思的是，郴县公安局其实早在1987年2月就成立了调查小组。最初查到的材料很少，只包括邓深泽解放前的简要经历，以及“中国建设党”的一般资料。这些内容只能说明他曾有政治活动，却无法解释他后来究竟去了哪里。
调查人员换了思路。他们认为，邓深泽既然在1950年被收押，按当时的办案程序，应该留下审查或移交记录；而“中国建设党”若被视为政治问题，也不大可能只由县一级机关处理。于是，郴州地区和郴县公安部门抽调人员，重新追查档案流向。
他们还专程联系了解放初期担任郴县专署公安处处长的田振东。田老当时已经离休，住在武汉。调查人员赶到当地登门询问，希望从这位早期公安干部那里找到突破口，但遗憾的是，田振东也无法提供关键线索。
真正的转机，来自省公安厅保存的一批旧档案。经过反复翻找，工作人员发现了一张邓深泽的《死亡检验表》。表上记载，死亡时间为1952年2月17日上午7时，病因为多发性神经炎、消化性溃疡穿孔，并发感染。
记录写得很具体：邓深泽全身麻痹已有两周，仍坚持服药治疗，后来出现腹泻和弥漫性腹痛，病情在夜间突然恶化，抢救无效死亡。医师刘产望、检验员谢凤鸣的姓名，也被清楚地登记在表格上。
邓深泽的下落终于查明。他并非被秘密转移，也不是多年失踪，而是在收押审查期间因病去世。只是由于年代久远，原始材料长期没有被完整调取，家属才一直得不到明确答复。
邓深泽究竟为何被审查，也随着复查逐渐厘清。他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曾任中央大学社会系教授，后来与雷震、罗诏鸿等人创办南京行健中学。抗日战争期间，他拒绝与日方合作，将学校辗转迁回家乡，靠变卖家产维持办学。
他不愿出仕，甚至对国民党的腐败和专制作风颇为不满。1946年，为参加国民大会代表竞选，他组织过“中国建设党”。这一政治行为在新政权建立后被重新审查，但复查认为，该党虽属错误组织活动，却不能认定为反动组织，邓深泽本人也不能定为反革命。
1988年7月8日，郴州行署公安处作出复查结论，决定纠正原有处理，恢复邓深泽名誉，并对其子女多年申诉造成的经济损失给予适当补偿。家属随后到郴州地区公安处和郴县公安局致谢。一名邓深泽的学生还寄来文章，写道：“邓校长之沉冤一朝大白，真乃大快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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