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8月，秦城监狱内，吴法宪从公安部负责人的谈话中，听到了一个盼望已久的消息：中央决定让他离开秦城，分别到外地保外就医，济南将成为他的安置地点。
这句话的分量，对已经失去自由多年的吴法宪来说，不是普通的生活调整，而是人生轨迹的一次转折。他被告知，到了济南后，可以与妻子陈绥圻共同生活，还能带一两个子女照料日常起居。
有意思的是，为了保障安全，工作人员还建议他换一个名字。吴法宪没有另起新名，而是提出使用早年曾经用过的名字“吴呈清”。这个选择，或许与他想把晚年生活过得简单一些有关。
在秦城的日子里，吴法宪曾多次表达过希望从宽处理的愿望。他说，自己小时候种过田，如果有机会，愿意回农村生活。这样的说法并非一句随口之言，而是长期失去自由后，对普通日子的重新认识。
羁押期间，他的基本生活和医疗条件得到保障，有肉食、牛奶，也有定期体检。管理人员没有对他进行人格侮辱，患病时能够得到治疗。对于这一点，吴法宪后来是清楚的：惩处并不等于任意对待，国家仍按规定保障其基本权益。
1981年1月25日，吴法宪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判决之后，他仍在秦城服刑。几个月后，管理方面改善了相关人员的生活安排，他才知道邱会作、王洪文、江腾蛟就在同一条走廊。
每天早上8时，牢房按规定打开，晚上9时关闭。几人可以在走廊内学习，也可以下棋、打扑克、看电视。江腾蛟负责组织一些日常活动。生活范围依旧有限，但相比此前各自隔离的状态，已经多了一点交流。
保外就医的决定，并不是吴法宪个人申请后立即获得批准。有关部门收到申请后，报请黄克诚审阅。黄克诚结合他的年龄、身体情况以及过去参加革命的经历，从人道和实际需要出发，同意为其办理保外就医，并提出让妻子到身边照料。
这件事确定下来后，家属开始为济南生活做准备。陈绥圻和女婿金平原来到秦城，把几项安排告诉了吴法宪。
第一项，是由女儿金秋随秦城监狱警备大队苗政委前往济南，提前查看住房。第二项，是先由女儿巴璀陪同吴法宪到济南居住，陈绥圻则等待有关问题重新作出结论。1981年7月9日，胡耀邦对陈绥圻问题作出批示，空军方面准备尽快处理。
第三项安排与行李有关。陈绥圻离开浙江绍兴农场时，部分物品没有带走，金平原需要返回农场，再将行李运往济南。第四项则是生活费用：吴法宪每月100元，陈绥圻的生活费也提高到100元。公安部门负责补充部分家具，子女们又凑钱购买了一台彩色电视机。
“耐心等一等，很快就能一家人生活了。”陈绥圻在会见时这样安慰丈夫。多年未见，她明显消瘦，头发也添了许多白色。吴法宪的长子吴新潮前来探望时，他一度没有认出这个已经长大的孩子，父子相对，场面十分沉重。
1981年9月15日上午，吴法宪在女儿巴璀和工作人员陪同下离开秦城，乘坐45次列车前往济南。当天，他被安排住进南郊七里山小区的一套两室一厅住房。房屋在二楼，生活设施较为齐全，济南方面还安排赵科长接站，帮助购买蔬菜和日用品，并预支了150元生活费。
第二天，陪同人员离开后，吴法宪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开始了另一种生活。参加革命很早，使他缺少许多普通人的生活经验，买菜、做饭、整理家务，都要慢慢适应。不过，这些琐事并没有难倒他。经历过长期关押后，能够自己决定一天怎么过，本身就是难得的变化。
济南市民对这位老红军也颇为照顾。吴法宪外出买菜时，摊贩常把新鲜蔬菜留给他，有人招呼“让老红军先买”。有一次，他买了被褥准备扛回家，几个年轻人见他年纪大，直接接过东西送到住处。陌生人的热心，让这个刚恢复家庭生活的老人感到踏实。
女儿和女婿送来的那台电视机，很快成了家中最常用的物件。吴新潮办理调动手续后，也准备前往济南照料父亲。赵科长隔几天便来了解情况，并提醒一些生活上的注意事项，吴法宪一直照办，没有违反相关规定。
晚年生活并非始终平顺。住院期间，他有时会因记忆和身体状况出现错乱，曾在夜里跑到病房外，喊着要调车、去指挥所。家人发现后，赶紧将他劝回。白天睡得多了，晚上又喜欢拉着病友聊天，病友只好提前办理出院。
邱会作被安排到西安，江腾蛟前往太原，吴法宪则在济南与家人共同生活。对他而言，保外就医既是法律处理中的具体安排，也是多年牢狱之后重新接触家庭的一道出口。2004年10月17日，吴法宪因病在济南逝世，享年8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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